杨振宁：此生不负家国情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杨振宁，在9月22日 “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发表了讲话，近日在各媒体、网络平台上被广泛转发，令人倍感震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邓稼先1971年给老友杨振宁的信中所写，拳拳爱国之心深藏纸背。而杨振宁用五十载对国家、民族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的观照，回应挚友希冀，诠释一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命运与共。

天才少年的报国志

1922年9月22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西大街四古巷杨家大院内。1929年，父亲杨武之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留学归来，杨武之受聘于清华大学数学系，7岁的杨振宁随父母北上，搬进清华园。物理系和算学系所在的科学馆，是杨振宁儿时最喜欢的地方。尤其夏天，这里无比清凉。

儿时的杨振宁

1933年到1937年，杨振宁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了四年书，第一次接触到20世纪的物理学，是图书馆看到Jeans 的《神秘的宇宙》中译本。书中，Jeans把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和1925年的量子力学用通俗语言描述，杨振宁由此对物理产生浓厚兴趣。回家后，12岁的他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虽对儿子在数学方面的异禀天赋早有察觉，但在父亲杨武之看来，作为中国人，学好传统文化，培养健全人格，比成为天才儿童更重要。初中一年级暑假，杨武之请来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泽良每天早上到自己办公室给杨振宁讲授《孟子》，每天两小时，扎实的人文基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为杨振宁一生涂上温厚的底色。

16 岁，高二的杨振宁以同等学力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在大学同窗、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的记忆中，这个当时西南联大功课最好的学生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闪烁出锋芒。

西南联大物理系规模不大，却俊彦云集、巨擘济济，被誉为“最接近国际水平、最有望启沃未来大师的摇篮”，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指导了杨振宁的学士、硕士论文，并引导他进入了对称性分析和统计力学两大研究领域，这也是20 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前沿。七年西南联大学习、生活，杨振宁的学术视野迅速拓展，为日后打下坚实基础。而旧中国满目疮痍的落后面貌、在战火纷飞岁月中弦歌不辍的民族精神、师生及父亲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对杨振宁产生深远影响。

1945年，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中华大地一派欢庆胜利的喜悦。也就是在这一年，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完硕士学位，顺利通过清华的留美考试，即将远渡重洋，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杨振宁晚年曾回忆道：“我父亲他们那一辈，基本上百分之百留学读完博士学位，或者念完博士学位再做一两年博士后以后，回到中国来，进入大学当教授，所以当时我自己、我的父母和老师都觉得杨振宁将来的前途就是他出去留学，再回来做教授。”

1947年杨振宁与夏凌宁、李政道在一起

不想一去数十年。起初，杨振宁也想要回国建设。但因为所学为理论物理，与好友沟通和自己艰难抉择后，决定留在美国学习更先进的物理知识，在祖国发展起来后，带着知识回去教授给学子们。

每当想起祖国和家乡，杨振宁总会哼起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

这首名为《中国男儿》的学堂歌曲，是杨振宁孩童时期，父亲杨武之教给他的。这也是杨武之一生喜欢的歌曲。

“我为自己的中国身份而骄傲”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现场。35岁的杨振宁登上领奖台。这位来自中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身材瘦削，头发浓密，眼睛格外明亮。这一刻，他身上聚集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致辞时，杨振宁提到正是由于美国对《辛丑条约》赔款退还，清华大学才得以成立。此后，赔款又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而在清华园这座幽静又学术氛围浓郁的校园长大的杨振宁，正是这两项计划的受益者。“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完成实验报告论文，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

年轻时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美国各大媒体给予了热烈的关注。1957年1月16日，在哥伦比亚针对吴健雄的实验召开发布会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以两篇专文、两篇实验报告的报道形式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发现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人们相信，这件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移开了通往一个关于构成物质宇宙的基本单元的统一理论的主要路障。……物理学家们现在感到有信心，他们至少从现在的‘宇宙丛林’里找到了一条出路。”报道还援引一名物理学家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曾经多年在一扇紧闭的门上捶打核物理学，但最终却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扇门，而是绘于墙上的门的画像。现在，科学至少已经进入了再次寻找真正的门的状态。”整篇报道对李、杨二人的天赋和科学理论充满了赞美之词。

1957年11月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第二天，美国各大媒体又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被颁发给了两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的文章，强调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中国身份”，开篇写道：“10月31日——今天，两个出生于中国并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葛墨林曾评价道：杨先生对物理的贡献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提出的杨振宁-米尔斯场理论，开辟了物理研究新境界，奠定了上世纪50年代后高能物理的理论基础，引发了包括特霍夫特、温伯格、维尔切克等在内的三项诺贝尔物理奖的工作；他奠基的、后来被称为杨振宁- 巴克斯特方程的工作，涉及了非线性可积物理模型的严格解，引起了数学物理研究的广大新领域，引发了德林菲尔德获菲尔兹奖的工作；他与李政道先生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获诺贝尔物理奖。“我一直是在陈省身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杨振宁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做事情，从他们二位身上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数学和物理，更包括做人。杨振宁先生帮助理论物理研究室与国际很多著名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位十分忠厚的长者，什么事都可以和他辩论。杨振宁利用自己在物理学界的地位，宣传中国和树立中国形象。鼓励留学生多回国。这个在国外听过杨先生讲演的都知道，杨先生几乎每次讲演必谈中国，谈邓先生。协助清华建立高研中心，并且留校任教授，指导研究，教授学生。”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

获得诺贝尔奖后，其他人在瑞典首都为他举行贺宴。宴会上，杨振宁有些“不合时宜”，他无视场下的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政界要领，在回顾了那场欧洲多国入侵北京的“无耻掠夺战争”后，深情地向着祖国的方向说道：“我为自己的中国身份而骄傲。”

杨振宁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诺贝尔奖的荣誉超越了个人的意义，他曾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架起中美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

获得诺贝尔奖后，杨振宁又先后提出“杨-米尔斯方程”和“杨-巴克斯特方程”，推动物理和数学多个领域发展，帮助十几位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在数学界菲尔兹奖中，至少有6 人是靠推演“杨- 米尔斯方程”获奖。他提出的“杨- 米尔斯规范场”论，被视为20 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1964年，杨振宁成为美国公民，后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虽置身美国，抛开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杨振宁内心深处，始终有所牵系，那便是万里之遥的祖国。

1971年4月，“乒乓外交”大获成功，中美关系解冻。一天，杨振宁在《纽约时报》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美国政府发布的一条通告，提示持美国公民护照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取消了中国的选项。他立即意识到这个通告的重大政治含义，中美关系解冻。

当时，虽说美国宣布“解冻”，但像杨振宁这样的世界顶级物理学家，身份如此敏感，能否成行，尚有疑问。他联系美国政府，表示要回中国探亲。美国政府通过白宫科学顾问回答他的，说同意杨振宁到中国去，不过不能帮他拿到签证。

杨振宁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回中国探亲。杨武之给国务院写报告，得到批准，说杨振宁可以到加拿大或者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1971年7月19日，杨振宁在法国搭上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是他离开祖国26年之后，第一次回国。

年轻时的杨振宁

在巴黎机场，杨振宁给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好友黄克孙写下一张明信片：“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心情激动的时刻。”他搭乘的法航班机一路经停希腊雅典、埃及开罗、巴基斯坦卡拉奇和缅甸仰光等地，然后飞机自缅甸东，从云南飞入中国领空。杨振宁说，当乘务人员宣布已进入中国领空时，他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碧空之下，是他阔别26年的祖国。

杨振宁就这样成为中美关系松动后，第一位回国探访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叩开中美之间紧闭多年的大门。

此后近一个月时间里，他陪侍重病的父亲，会见师友，访问学术机构。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杨振宁并设宴款待，整个会见前后近5个小时。

杨振宁回到美国后，先后四次公开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回国期间，他下榻的北京饭店，房间墙壁上挂着毛泽东主席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回到美国后，他到多所大学演讲，谈“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演讲的题目就是这两句诗。他的演讲在美国的华人中引起的震动，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由此，新中国受到更多关注，成为令海外游子神往的地方。支持新中国，热爱新中国，一时间在美国华人特别是留学生中形成风气。

此外，杨振宁还利用各种机会在欧洲、南美洲、亚洲其他国家演讲，不失时机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促进各国与中国的沟通。杨振宁的破冰之旅更是在华人圈里引起了轰动和积极的反响。在杨振宁之后，大批华裔学者逐渐消除了顾虑，纷纷申请回国探亲、访问、旅游。这其中，最有名的是以林家翘为团长、包括任之恭、何炳棣在内的20多人华裔著名学者访问团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接见杨振宁

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先后6次回国，数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曾向周恩来建议：“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不重视基础数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

1978年，在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的建议下，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少年班。一时轰动全国，无数青少年都以考入少年班为傲。40多年来，中科大少年班成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实践。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那年石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取了额外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面热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轻人。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1986年，杨振宁应聘为南开大学名誉教授，与陈省身教授共同倡导在南开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并任所长。理论物理研究所确定在数学和基本理论物理结合的方向上进行深入研究，并由国内外专家联合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从1991年起，杨振宁与葛墨林在南开大学联合招收、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

1995年，杨振宁支持了葛墨林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场物理前沿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当时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助教的潘建伟，第一次见到杨振宁，也第一次了解到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BEC）的概念，并得知杨振宁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尽管我与杨振宁从未从事同一方向的研究，但杨先生对物理学前沿的敏锐判断以及对年轻人的鼓励，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指引。”日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成为潘建伟实验室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2004年，潘建伟团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五光子纠缠，我国量子信息实验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前列。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培源曾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是无人能及的。”

杨振宁则说，一直记得自己与挚友，著名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秉明的对话。熊秉明说：“你的父亲虽已故去，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

杨振宁答道，“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很欣慰，多年来，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归根清华，照亮更多青年未来科学之路

1996年6月中旬，杨振宁回国期间，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和副校长梁尤能找到他，谈话间提起正在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简称“高研中心”，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对标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模式，希望可以吸引各个领域的一流学者、做纯粹的尖端研究，复兴清华大学理科和物理系。杨振宁听后表示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1997年6月2日，高研中心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75岁的杨振宁说：“王校长要我帮助建立高等研究中心，我感到义不容辞。”

次年6月，杨振宁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手中接过聘书，成为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这里开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在聘任仪式上，杨振宁动情地说：“我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对园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我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助清华大学发展，尤其是使清华大学的理科重新建立起来。”

杨振宁与邓稼先

高研中心创建初期，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杨振宁东驰西骋、多方游说，在香港注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在美国成立“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形式为中心募集更多资金，并带头捐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在他的力邀和影响下，林家翘、姚期智、翁征宇、王小云、张首晟……

一位位世界级科学家加盟清华高等研究院，使其迅速成为学术界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一系列链式反应吸引着越来越多优秀学者选择落脚于此。

2003年，杨振宁和夫人翁帆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

回到清华园的杨振宁与当年的父亲一样选择教书。2004年，82 岁高龄的杨振宁给清华物理系一年级的130个同学，上了整整一个学期基础物理课。每次两节课，每节45分钟，中间不休息。当时国内很多知名教授都不教书，更不肯教本科生。杨振宁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带动。而对未来投身科学的年轻人们来说，初入大学便聆听杨先生授课，更是莫大鼓励。

2015年，93岁的杨振宁恢复中国国籍。此时，距离他第一次离开中国，已经过去70年。

晨羲载曜，千里同途。在99年短暂又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杨振宁从清华园出发，又终归故园。他将清华园内的住所命名为“归根居”。

这里距离他在科学馆二楼的办公室，也就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工作的地方步行不过十分钟。在99岁的杨振宁眼中，一切一如儿时模样，但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夏天爱在科学馆里找寻清凉的孩子。他已是一束光，照亮更多青年未来科学之路。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这是杨振宁重回清华园时以《归根》为题写下的诗句。“因为在物理学前沿工作多年，我想，对于清华有志于科研的学生，我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帮他们‘指路’的。”杨振宁如此说道。

杨振宁筹款为清华盖起的专家楼

“回到清华来，我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清华训练一些年轻人……如果我能够帮助他们走到正确的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去，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业。”杨振宁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亦师亦友亦同道》中记录这样一件事：2012 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一届学堂班毕业生学术年会，学生们特别希望能请到杨先生，他欣然应允，出席了整整一上午的活动，给学生们分享了他的科学品味，回答了学生们踊跃提出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活动结束后还应学生之邀留言“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年轻人应抓住机会。”杨振宁对青年的关心与期许，足见一斑。

2013年，杨振宁出版个人文集《曙光集》。出版前，他曾经为起名的问题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叫现在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回想了自己的一生，我在合肥生活了6年，在北平生活了8年，那个时代的困难不是今天的各位年轻人能够想象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的匮乏，还有对前途的忧患意识。”杨振宁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长的黑夜，当时我们这代人，还有我父亲那代人，都觉得长夜不一定能看到尽头。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到了21 世纪，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增长率在增长，我觉得漫长的黑夜终于真正地过去了，所以起了《曙光集》这个名字。”

他在前言中写道：“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

5年后，杨振宁再出新书《晨曦集》。从“曙光”到“晨曦”，杨振宁说，这表达了他的欣慰与喜悦，也寄托了他的期望。

的确，创建14年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现在俨然成为国际顶尖学者的向往之地。海内外“最强大脑”云集于此交流碰撞，追寻科学的真谛，探求真理的边界，在清华建立一个纯粹、自由的学术殿堂的梦想正在实现，越来越多清华的年轻学者在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中渐入佳境。

曾被杨振宁激励的青年潘建伟，早已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并带领团队成功发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019年，潘建伟和团队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杨振宁出席捐赠仪式并讲话，他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未来有无限可能。”

如果时光回转至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前夕，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那是杨振宁赴美12年后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父亲杨武之第一次看到儿媳和孙子。临别时，杨武之写下两句话送给儿子：“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这成为杨振宁一生的勉励。

*本文刊载于《神州》5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