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 投亲靠友插队洪湖

原创：陈传厚

我的路在沙滩上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寒冬夜晚，我肩挑着一副行李，东倒西歪、踉踉跄跄地跟在一位老农后面，深一脚浅一腿地在沙滩上颠簸，前方看不见路，更不知何方是目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挑担，尽管最重的书箱已放在老农的担头，但不堪重负（其实不过 20 多公斤）的我却早已是汗流浃背……

上午在登船的码头上，九大闭幕的广播不厌其烦地在催促着我的行程，两侧江岸熟悉的高楼依依难舍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极少有同学知晓我去了哪里。

数番潮起潮落，文革开始两年后，一中校园又进驻了工作组，不过这次有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理所当然地接管了江城久负盛名的新一中革委会。无论是曾经以保卫毛主席的名义痛打地富反坏右与反动学术权威的三字兵，还是曾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狠批党内走资派的造反战士，更不用说逍遥于运动之外的游离者，均面临着一个不容选择的毕业去向：上山下乡。

在内定的方案中，按对口黄梅县不同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由高向低分为三等：小池口、孔垅、濯港，按每位学生的家庭出身进行分配，这是我听一位分配小组成员私下透露的。个别例外的是高干子女均内定参军或内部安排，当时开后门尚未成风，称之为“革命需要”。不对头哦，难道文革初盛行的血统论未被批臭，在文革尚未结束时又借尸还魂了？原来人民共和国的有限资源常常只能为有限人所享用，真正能达到大众共享的时候其实只能寄期望于无限遥远。这个道理是过了半个世纪后才悟出来的，半个世纪前的当时却想得很简单，既是接受再教育，无论何地，无须在意，在未知的将来、未知的陌生地，只求能有几位知根知底情趣相投的战友共同生活，这个选择可以有，因此去串连。

分配发榜的那天，我的名字被孤零零地丢在濯港的一个陌生的知青小组，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事前未有点滴预感与告知，事后未有任何解释与宽慰，这是怎么了？可又无处可诉无人可述，一扭头，我悄无声息地走出了校门，与同学不再联系，这一走就是半个世纪……

三年前我也曾被孤立被歧视过，文革初始时，在各类讨论会上不经意的发言，被整了黑材料。当工作组被驱赶，黑材料付之一炬时，我不在场，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全不知晓，只是事后被告知。我没有挨整，也就不需要平反，我只有过那么一星半点的庆幸，从未想过追究。我原本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无论在与不在，去了何处，波澜不惊，无声无息。

在家人的劝慰下，我选择了投亲，到我四哥工作的洪湖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那是一个尚未与武汉各中学建立对口关系的点，我只希望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人竞争的环境中，努力争取一个出头的机会。四十多年过后， 我在网上得知那些昔日的战友点滴信息后，才得知其中有人仍然在文革后期参与运动，并受到牵连或追究。如果我未被抛弃，也会一样地参与， 也会有同样的羁绊。那么我能庆幸吗？回答是自然否定的。虽然曾经被抛弃，却没能被抛弃同样的厄运，在那个年代里，我无法庆幸，无法规避， 在劫难逃。

慢腾腾的小火轮靠近洪湖县码头时已是夜晚，没有预想中的灯光， 只是一片望不到尽头漆黑一团的沙滩。原来洪湖县政府所在新堤镇并不临近长江，经过一条小汊弯才能到达。涨水时，小汊弯可与长江主航道连通， 枯水季节就露出大片沙滩，船舶无法行驶，乘客只能步行。一筹莫展之时，一位老农乐呵呵地愿意与我同行，并将我的书箱放在他的挑子上。这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洪湖县府场镇老人的面孔，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他是我走向社会人生的第一位带路人。

我的桃源在赵家台

我去的小队，赵姓居多，昔日叫赵家台。村边一条青青的小河蜿蜒着， 远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闲置水田。这条曾被我无数次吻过也无数次梦回的青青小河，是小村的饮用水源也是耕作时节的交通线，这条小河清澈见底， 两岸柳枝婀娜，时有青蛙鱼儿游戏，时有妇女洗衣涮菜，养育得岸边的青壮男儿个个英武强健，出落得屋檐下的姑娘媳妇人人俊俏灵秀。

由于只有我一个知青，生产队就没有起知青小屋的打算，将我安排在一家农舍，当家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知书达理干净利落，平日不出工，每天在家侍奉老奶奶，操持家务，我叫他赵妈，其丈夫为镇上医生， 家境较一般村民富裕，家有四间土砖瓦房带一间厨房，除堂屋外，赵妈夫妇一间（赵医生不常回家），老奶奶一间，她独子鹏程（大名赵光武） 一间。我来了以后与鹏程共睡一床，小伙子见了我很是兴奋，当夜在床上扯着我聊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赵妈说了，以后天天顿顿就在我家吃，不用去各家吃百家饭，也不要生产队的补助。我很清楚，生产队那点微不足道的补助， 根本不够我每天一斤半米的消耗，还有每餐的菜变换花样，比谁家的伙食都要丰盛。小队每家人都说，你住在赵妈家，是最有福的人了。刚刚过完年，农活不忙，白天干点轻杂活，晚上各家各户的年轻男女都来串门， 赵妈也时不时地来插个家常话题，真有一种他乡遇亲的别样滋味。

可惜集体化的农民农闲的生活是极其短暂的，生产队青壮年男劳力被派到百里以外的新滩口大堤筑堤，原本没有安排我去，我自然不甘心留在赵家台与姑娘媳妇们一起。当时整个公社没有一台拖拉机，镇上倒有个农机站，我数了数，不过10台 20匹马力的柴油机。浩大的工程全凭农民的扁担与铁锨，成千上万的农民自带粮食和棉被，在工地就地取材， 搭芦席竹棚，就地铺草打地铺，不要国家一分钱。这是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的事情。

每天12个小时超负荷的劳作，瓜菜就饭的一日三餐，一回到工棚浑身散架似的躺在地铺不想动弹，从未有过做梦的时间，每天总是在提心吊胆的起床广播声催促下，忙不迭地摸黑找到箢箕与扁担。难得遇到下大雨天，几个年轻人跑到数里外的河塘野沟，欢笑着赤脚跳进冰冷刺骨的水里摸小鱼，带着满身的泥水，顾不上擦洗干净，捅开灶火，煮沸一碗鱼汤， 生拉硬拽地将极不情愿的我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拖将出来，与他们分享这顿来之不易的牙祭。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美味佳肴，至今难忘。

在工地上，我的穿着有意向农民靠齐，一件小毛领的破棉袄，腰间扎一条草绳，皮肤也晒成古铜色，但鼻梁上的眼镜却将我与同行们分开。同样是一对箢箕，我的担子里总会比别人少了几锨土；同样是一样大的饭碗，我的那一份总要比别人高一些。在午间小憩时他们总喜欢围在我的身边，拿我身上每件东西寻开心，那副眼镜常常被他们当作取乐的玩具。有一天在上工的广播催促声中，我四处摸索也找不到眼镜。

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有人在恶作剧，不要紧，用不了多久自然会出现的。但随后的事态严重了，有五六个人同时认定是睡在我旁边的鹏程所为，逼他立马交出来，鹏程坚决不认账，有人提议立马搜查。我当即说，想起来了， 是我半夜上厕所时不小心滑落掉粪池了。还有人不依，要天亮后去掏粪池，我说太脏了，就是掏出来我也不要了。从那天起，在农村的三年多里， 索性不戴了，从此在外表上与农民基本同化了。过些日子，当地农民掏粪池时，队里有人还不甘心地去打听眼镜的下落，我当然不去关心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人的适应能力会随着人的信念而成正比例地增强，堤坝一天天地缓慢地增高，但我感觉还不如我长得高长得快。爬上堤顶，极目楚天舒。看到大堤下蚂蚁般的人群穿梭不停，就像看见了千万愚公在移山，这些可敬可爱、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乡亲们啊，用他们的身躯与血汗筑成了共和国的百年大堤。

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呼救声，我丢下扁担，跑近一看，原来是同队的典达哥，仰面倒地，双手握着一段裸电线，不停叫着“麻、麻”，旁边人不知所措。我判断是触电了，用手背碰了碰典达哥的手，又碰了碰裸电线，确实有股强烈的电流感，但尚可承受，心里有底了。我用双手将典达哥的手指逐一掰开，再将他扶起，并无大碍。原来是一根高音喇叭线，因支撑杆倒塌而坠落至堤坡，人手握住后有吸力，加之精神恐惧，无法自我解脱，其实只是一场虚惊。没承想此事被小队人传开，还惊动了公社广播台，当作舍己救人事迹来宣传。

农民外出做活过的是集体生活，全小队20多人，生活费200多元全由副队长昆达哥掌管。昆达哥极其老实，精于农活，不善言谈，其言听计从的最好伙伴洪达哥，精明练达，谈吐不凡，曾经做过大队会计，因四不清而下台回队参加劳动。一天，不料最悲摧的事发生了，生活费不翼而飞， 小队好似塌了天。当晚公社老书记来到我们工棚亲自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一切迹象表明，问题出在内部，老书记先是申明大义，主张避重就轻， 声明只要主动交待决不追究。会场出现10多分钟冷场后，老书记直接点我名，叫我先谈看法。其实对此事我已胸有成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说：“在工棚里，只有三人可能知道生活费存放的地方。第一人是炊事员，刚发的柴菜油盐费是在当天白天，而发现失款时是在第二天的起床时，由此推断作案时间应为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知道炊事员睡的地方离昆达哥较远，不具备作案条件，基本可以排除；第二人是副队长自己，由于失款的后果最终还须本人承担，监守自盗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第三人就是洪达哥，最受副队长信任，帮助昆达哥记账算账，知根知底并与昆达哥同睡墙角，作案最方便，嫌疑最大。”

其后，老书记挨个叫人发言，有一半人表示，不能确定怀疑对象， 另一半人表示认同我的说法。最后老书记再次表示，不以今晚会议定案， 仍寄希望于个人能自动坦白交待，既往不咎。第二天清晨，我照样是磨蹭着最后来到工地，只见天色半明半暗中多人围成一团，洪达哥大声对我喊道：“破案了，小队的 被我抓住了，在他的箢箕里发现了钱包。” 小伙子们涨红了脸要打他，被其他人死命拽住。副队长昆达哥点了钱数，分文不差说了声，大家上工吧。此后再也无人提起此事。一月后的竣工庆功大会上，老书记莫名其妙地给我们知青小组发了一面锦旗。回队以后，副队长从未给我派过重活脏活，昆达哥对此从来不言语。

挑堤回队后，桃花源般的生活不再，春耕开始，忙了起来。新来了三位县城知青，再也不可能寄宿在赵妈家了。生产队将旧仓库腾出了两间， 一间作为我们四人的木铺，另一间起了个大灶，还将队里最肥的一块油麻地辟作菜地，算是知青家了。按规定轮流做饭，可苦了我，我从小到大就不会做饭，一下子竟乱了方寸，手忙脚乱，结果还是众人均不满意， 但也无奈，因为谁也不愿多做一顿饭。与他们三位比起来，农活更是不如， 体力差距更大，有一位膀大腰圆者，150斤担子满不在乎，我则从未超过100斤，唯有出勤率占些优势。

一年四季中，双抢时期最热，农活最忙最累，每天 14 小时的劳作中最难熬的是插秧，腰酸痛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将胳膊肘靠到膝盖上缓解一下，如此狼狈不堪，当然无法赶上众人的速度，常常在眼见被众人包围之际，会有两位快手青年万国与树清伸过来援手。每天他俩两侧陪伴我， 才不会影响大伙的进度。

好容易捱过了双抢，终于可以轻松一下。听说队里要安排人轮流去湖区割蒿草作肥料，心里想象着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在船上采莲蓬的镜头，心旷神怡的。第一轮回队后，有知青向我叙述恐怖的情景：齐腰身的污泥，铁锥似的钉螺尖角扎透脚板，拇指粗的绿蚂蟥吸满双腿…… 我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却通知我与茂达、洪达哥俩去湖区捡粪。

第一次泛舟到洪湖，虽没有见到养眼的湖光水色，倒也喜欢上了湖边人家。白天我背着两簸箕，走家串乡拾猪牛鸡鸭粪便，偶尔找人家讨碗水喝，与中年媳妇聊聊家常风俗，获得一时欢娱。他哥俩则撑船去远处找肥源。五天后返程，三人采集的肥料装满船舱，再盖上篾席就寝， 轻风徐来，嗅到的是满鼻清香，听着洪达哥天南海北地神侃，睡得十分香甜。一路回程，欢声笑语，靠岸时，队里的姑娘媳妇们挑着担子欢迎， 装不完的丰收喜悦。

作者简介：武汉一中1968届高中生，1969年到洪湖县曹市区马口公社插队，1972年招工进十堰市花果区102工程指挥部四团汽车队。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解放大道

编辑：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