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5日，周总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总理再一次昏睡了过去，这已经不知道是总理病情恶化以来第几次昏迷了，医护人员轮班守护在他的病床之前。

1月7日深夜，周总理突然从昏迷中醒来。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是对医护人员说的：“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周总理这次清醒以后，不似平常那般虚弱，反而看上去精神不错，面色也有了往日不曾有的红润。

周总理

警卫人员看到周总理表现出许久没有的精神头，以为周总理的病情有所好转，又高兴又激动，但一旁的医生却不这么认为。

医生们以多年的临床经验判断，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一个病重的人突然精神状况好转，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可能是回光返照，那就意味着，总理即将走到人生的最后时刻……

真的如医生所料想的那般吗？总理生命的最后度过了怎样的一段时光？

“先让我忙完这一段”

1967年2月，因长时间不分昼夜的工作，经年累月的劳累拖垮了周总理的身体，他患上了心脏病。

确诊之后，工作人员以及往日战友写下了一张特殊的字条，贴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请求他“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总理看到之后甚是欣慰，之后在字条上回复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自那时起，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便每况愈下。但他依旧为国之大计日夜操劳着，甚至一度连续工作80多个小时，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健康状况变的更加令人担忧。他曾和自己的夫人邓颖超说“有时候到早上8点，精神就已经难以支撑，经常性地手发抖。”

后来，周总理还陆续患上了心绞痛、缺氧等问题。医生为了解决其胸部憋闷，难以喘气的问题，曾专门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他安装了一个小床，方便他休息时吸氧。但后来这张小床却被周总理放满了办公文件，医生只得将氧气管道接到主席的办公桌前。

到70年的下半年，周总理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有时候凌晨就开始吸氧，办公室附近也多了一群医护人员守候，准备着随时进行抢救。

1972年，尼克松乘着“空军一号”来中国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进行访华。为表重视，周总理尽管已经身体抱恙，却还是亲自前往机场进行迎接。

尼克松走下舷梯，周总理便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紧握的双手成为了中美两国结束多年来隔绝状态的标志，中美关系从此走向新纪元。

尼克松在其访华的一周内，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而期间患病的周总理一直在旁作陪。他强撑着病体陪尼克松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与其商谈着各种中美之间的事宜。

周总理和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两个月之后，周总理进行了一次例行身体检查。

这天，保健医生张佐良照例为周总理做尿常规检查，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检查报告中显示，尿液异常，出现了四个红血球。这份检查结果令张佐良慌乱起来，他打电话给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医生：“吴医生，总理的尿检结果中有四个红血球，这该怎么办啊？”

吴阶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同样“咯噔”了一下，作为新中国的顶梁柱，周总理的身体健康状况不能有半点忽视，这四个红血球必须要特别重视。他想到可能患有的病症：1、血管硬化；2、尿路结石；3、膀胱有炎症；4、尿道血管畸形、5、尿道血管中长了个良性瘤子。甚至可能是癌症。

吴阶平愣了几秒钟以后，向张佐良建议道：“不可过于慌乱，再多取几次总理的尿液，送到医院进行更细致化的检验，如果可以赶紧联系医院重新进行体检。”张佐良觉得可行。

几天之后，张佐良趁着给周总理送药的空隙，打算将需要再次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但他不想总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心，于是迟迟没有开口，每次话到嘴边又绕了一圈吞回了肚子里，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在一旁站着干着急。

邓颖超和张佐良（右）

周总理见张佐良送了药之后，迟迟不离开，只是站在一旁干等着，便猜想他有什么事要跟自己说，于是便主动问他：“张医生你有什么事吗？”

听周总理主动问道，张佐良接过了话：“确实是有件事要跟您说一下，是这样的，总理您的检查报告前几天就已经出来了，报告显示里面有四个红血球……”

总理听到之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道：“我看你在这犹犹豫豫半天，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这有好大惊小怪的啊。”

“总理啊，这不是大惊小怪，当尿液中发现红血球的时候，不管有病没病，都应该要将红血球出现的原因搞清楚。”张佐良跟总理说道，怕周总理嫌麻烦不肯配合检查，还着急忙慌地跟总理讲了一些病理知识。

总理看着张作良认真的样子，笑着叹了一口气，问道：“那需要做些什么呢？”

张佐良回答：“要您再配合进行一次全身检查。”

“那就查吧。”周总理回答。

很快，第二次检验报告出来了，结果令所有人难以接受，周总理尿液中的红血球从四个增长为了八个，经众多权威医生分析后确诊，周总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感到焦急和不安，与此同时，张佐良也在第一时间将周总理患癌的消息送去了中南海。

毛主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沉默了许久，之后对工作人员吩咐道，这件事暂时先对周总理保密，找最好的医生尽快为周总理进行治疗，一定要“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之后，邓颖超让周总理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医院接受治疗。

即便大家都对周总理的病情进行了保密，但周总理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很清楚的，不过他不担心自己，而是想着工作。后来，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你们该把我的病情如实告诉我啊，我还有很多工作，得做个交代。”

事实上，他也没有在医院呆几天，放心不下工作的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以“不知病情”为由，每天依旧为国内外各种事务劳心费力，不肯将自己的工作放下一时半刻，工作时间几乎还是保持在每天12个小时以上。

1973年年初，周总理的警卫秘书端着周总理的尿壶哭着去找张佐良，张佐良看到满是鲜血的尿壶，紧张也是要哭出来。

张佐良找到周总理，恳切地劝说他住院接受治疗，但周总理还是摆着手拒绝。一直到邓小平同志复出的事情基本确定之后，他才住到了玉泉山进行休养。

可说是休养，其实则是换了个地方进行工作，周总理在休养期间还是夜以继日地处理各种事务，一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在旁照顾的警卫实在心疼，又劝说不动，就将情况告诉张佐良，于是，张佐良便去劝说总理好好休息，还再次向他提起了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的事情。

周总理则表示：“你们不要着急，先让我忙完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岁数大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虽然张佐良一直在劝说周总理需要休息，要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但周总理却总是说再等一等，等他把头上的工作再多做一点。期间，虽然周总理接受了电灼术治疗，病情也曾有好转，但好景不长，仅半年之后就再次复发了。

饱受病痛折磨

1974年，周恩来总理的病症越来越严重，病症持续恶化，淤积的血块将尿道内口都堵住了，排尿已经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每每见到总理因病痛疼的一头冷汗之时，工作人员都为之心痛不已。

由于病情实在不能再拖，最后在邓颖超等人的一再劝说下，周总理终于同意暂时将手上的工作放下，准备进行手术。于是，在6月1日，周恩来总理不得已告别了他整整生活了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

进行了第一次手术之后，周总理又派人将工作带进了医院，周总理跟身边的医生们这样说：“我尽力配合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也不能阻止我的工作。”

期间，他大大小小的手术几乎每隔一个多月就要进行一次，但他始终不肯放下手里的工作，为中华复兴，日夜操劳。

到1975年10月份，周总理一共在医院进行了五次大手术，在第五次大手术之后，周总理已经不能下床了。再后来，连下床大小便都已不能，每每需要有人在旁搀扶才可以。

同样，吃饭对于周总理来说也成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经过几次手术之后，周总理早已削瘦的令人心疼，为了给总理补充足够的营养，张佐良就和厨师商量，为总理做一份鱼翅。

当小小一碗饭端到总理面前时，总理却说吃不下，好说歹说之下，周总理才愿意缓缓张嘴吃饭。可周总理还没吃几口，就累的满头大汗，一顿饭整整吃了半个小时也没吃完，因为后来总理实在辛苦的再也吃不下去，医护人员在一旁心疼的直掉眼泪。

再后来，周总理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了，只能靠鼻饲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同时，由于病症的加剧，周总理体内的肠道等器官被很多复杂且有害的病菌腐坏，所以为了维持周总理的生命，他的身上被插满了各种管子。

周总理躺在床上，连翻身都极为困难，当病痛向他袭来，他有时会疼的全身颤抖，脸色更是惨白一片，因疼痛产生的汗珠甚至能将床单洇湿，但是为了不让旁人担心，他始终不肯出声，但扭曲、绷紧的身体却暴露了他正在默默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为了减轻总理的痛苦，医生有时会给总理用止痛药，这些用来止痛的药一开始还有点用，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药也完全起不到止痛的作用了。

每当剧痛袭来，他便咬着牙，生生地捱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尽可能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有一次周总理实在疼的无法忍受，就让人喊来医生，声音颤抖地问他：“我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可不可以让我哼哼几声啊？”

医生赶忙说疼就喊出来，怎么样好受就让自己怎么样。说完这句话，医生就快步离开了周总理的病房，他的眼泪已经不受控地流了出来，但他不想让周总理看到自己流泪，将悲伤的情绪带给他。

得到医生的允许之后，周总理也只是轻轻地哼哼了几声。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哈尔德曾在见过周总理之后说过：“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到了这年年底，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多次告急，医生的病危通知书甚至都下达了好几次。医疗专家小组准备了各种应急方案，并且和周总理身边的警卫以及服务人员召开了联合会议，对万一需要进行抢救流程的分工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1.警卫人员负责迅速召唤所有医生专家在第一时间赶到病房参与急救。

2.立即通知党中央和联系邓颖超大姐。

3.为了不妨碍医务人员抢救，务必将周总理病床前的桌椅、屏风、挡风板等全部撤离。

4.保持总理病房安静，非必要不允许其他 人进出。

5.保持总理病房清洁干净，为了不滋生细菌，加重总理呼吸道病情，将病房内的地毯全部撤除。

6.严格限制出入病房的人员，确定可以进入病房的非医务人员名单。

7.无论是谁前来病房，都必须穿上隔离衣和戴上口罩，即使是周总理最亲近的邓颖超大姐也必须如此。

最后一次手术

1976年1月5日凌晨，为了缓解周总理的痛苦，医生决定为周总理再进行一次手术。医生们在周总理的左腹部下切了一个口子，想要为他清理将肠道里的毒素以及残渣尽可能地清理出体外。

尽管这对于周总理的病情控制已经没有用处可言，但医生们还是想要尽可能地减轻周总理的痛苦，让他最后的时光能够好过一点。

手术之后，周总理的身体情况一直不稳定，整个人十分虚弱，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医务人员一刻也不敢离开，昼夜守护在周总理的病床前，害怕会发生什么意外状况，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1月7日深夜，昏迷的周总理终于醒了过来。他费力地睁开双眼，辨认着周围的环境，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对吴阶平医生说的：“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们吧，那里更需要你们……”

尽管自己饱受病痛的折磨，周总理心中想的还全都是别人……

周总理席地而坐与群众谈心

这时的周总理看起来确实精神不错，面色是很久没有过的红润，警卫人员看到总理精神状况突然转好很是高兴，以为总理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但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们却满是担心，他们心想，也许总理最后的时刻要到了。他们害怕总理突然的好转，是普通百姓们说的回光返照。

周总理气若游丝地说完那句话之后，没有睡去，双眼一直紧紧地盯着病房的门口，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值班医生见到周总理这样，便轻声地询问道：“总理啊，您是要找邓大姐吗？她白天在这里守了您一天，刚被搀扶着回去休息。”

周总理轻轻摇了摇头，意思是不用去找了，别的也没有再说什么。清醒了有一会儿之后，周总理再次沉沉睡去，医生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守着他，所有人都期待着他再一次醒来。

第二天一早，还不到早会的点，各科医疗专家就聚集在了医院的会议室，因为头天夜里总理精神状态不正常的好转，令大家实在难以放心。专家们一起听了头天晚上总理的身体的各项数据以及睡眠状况，然后依据数据一起分析和制定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早会之后，张佐良还走进总理的病房，仔细观察了他的状态和心电图，确认还算正常，才到其他病房去巡视其他病人。

而邓颖超也准备吃完早点就去看望周总理，还让工作人员询问了一下周总理的病情，当时医生告诉她，周总理目前的状态还算比较稳定，让她安心多休息一会，晚会再来看望。

周总理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但是，周总理却再没能醒来。

询问总理病情如何的电话还没有放下多久，电话铃又急促地响起，电话那头医护人员慌张地说：“邓大姐，快来，快来总理的病房！”邓颖超害怕极了，叫人备车迅速往周总理的病房赶去。

原来在张佐良巡视完病房以后，他总觉得不放心，又回到了周总理的病房，他看着周总理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微弱地进行着呼吸。但突然，他觉得不对劲，虽然周总理的脉搏每分钟还有着90多下，但是却十分细微。于是，他赶忙按下了床头的响铃。

很快，医生和护士都来到了周总理的房间，与此同时，心脏监护器上的光波开始快速跳动，先有140落到了130，之后又骤降到了70。

专家见此情景，当即就决定要立即做气管内插管，但根据规定，不论进行任何手术之前，都应当询问总理本人的意见，可总理此时几乎已经没有意识了，该如何征询他的意见呢？大家都很着急。

张佐良快步走到总理的身边，俯下身子贴在他的耳边，用不小的音量说：“总理，您现在的支气管被堵住了，需要进行气管内插管，您同意吗？如果同意，您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睛，好不好？”

在场的所有人屏息凝神，等待着总理的反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周总理真的微微张开了眼皮，轻轻地点了点头。

在场的人感到惊喜的同时，迅速展开了急救，但周总理的身体实在已经难以支撑，医生的救治没能给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带来好转，医生们尝试着各种方法，但周总理的脉搏却始终没有再进行有力的跳动，而是越来越虚弱。

一番奋力的急救之后，周总理的心电图还是变成了一道直线，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起伏变化。虽然医生们早就已经知道周总理的身体机能早就已经难以支撑了，但真的到了这一刻，还是都不愿意承认和相信。他们眼含热泪地为总理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抢救，但终究无力回天。

就在专家们商议之后，宣布停止抢救工作之后，已经守在门外的邓颖超跑进了病房，不顾众人的阻拦，抱着周总理哭喊：“恩来！恩来！我来晚了，你醒醒啊！你再睁开眼看我一眼啊！”

众人也哭起来：“总理！总理！你醒醒啊……”

可这次没有人的声音将周总理喊醒过来，他始终安详地在床上睡着。悲痛欲绝的哭喊声充斥着整个病房，甚至能传到医院的每一个角落，叫人听得心碎。

邓颖超用颤抖的双手托住了周总理的脸颊，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了一记轻吻，极其哀伤地说：“恩来，你走了……”之后，一张崭新的床单将周总理遮盖。

影视剧情节

许多年后，那晚陪在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以及警卫，还在为没有在总理最后清醒的时刻，将邓颖超喊来一事感到后悔。他们觉得周总理那天之所以会一直盯着病房门口看，久久不愿睡去，一定就是想再见自己的夫人邓颖超一面，跟她作最后的告别。但他们当时却没能察觉到总理将要离去。

万千人爱戴的周总理就这样离开了，离开了他深爱着的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来不及和最爱的人告别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周总理遗容

1976年1月15日，数百万民众在凛冽的寒风中哭成一片，十里的长街上洒满了人们的热泪，他们站在道路两边最敬爱的周总理送行。那一天，中华大地被浓重的悲伤笼罩。

周总理去世12年后，邓颖超含泪写下《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