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明朝②｜明朝何以陷入财政危机？王阳明如何影响后世？

包诗卿 x 澎湃问吧

踏遍四海、八方来朝，明代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8%。然而明朝终世都在开海禁海之间反复不定，万国朝圣的背后却是国库空虚，重农抑商的策略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最终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在文化上，明朝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盛行，儒学由此衍生出更多分支，后期影响一度辐射至日本，却在中原销声匿迹。如何客观评价明朝的商业经济与财政政策？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历史进程有什么影响？本期问吧继续邀请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包诗卿，一起聊聊明朝的商业经济与名士文化！

海禁下的对外贸易

@小兔兔:明朝最初的海禁政策对整体贸易发展有何影响？能否介绍一下明朝的海上贸易线路？

包诗卿：明初对日外交政策的失败，促使明太祖取消私人海外贸易，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影响有二：

一是官方朝贡贸易的畸形发展。明朝官方市舶司港口接待海外国家有十分明确的分工，如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宁波、泉州皆主持一国贸易，日本被限定十年一次至宁波。再加上明隆庆初年和万历初年，浙江和福建两市舶司先后被裁革，使明朝的海外贸易重心偏离较为富庶的长江流域核心地带，不断向福建、广东集中，最终造成广东市舶司一家独大。

二是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官市不开，私市不止。”随着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欧洲早期殖民者东来，中国商民的走私贸易逐步被纳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广东香山县的澳门港、福建漳州的月港等无名港口迅速兴起，最终促使广州市舶司打破“贡舶”与“市舶”的贸易界限，对外国来粤商船一律接受，并加征关税；促使隆庆元年月港对中国商民私人出海贸易的开放，民间商人向督饷馆，申请船引，缴纳税饷后，即可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明朝政府虽有限度地开放海禁，但其目的更多的是基海防安全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并不是为了保护和支持商人和海外贸易，因而其经济意义就大打折扣（参见：陈尚胜《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

明代漳州月港

至于陆路贸易，按照赵世瑜老师的看法，主要围绕明蒙之间的一系列事件而展开，蒙古的通贡开市的目的，是为了重新打开欧亚内陆的贸易通道，将早已存在的长城内外走私贸易合法化，建立起由蒙古主导的内陆商业网络。明朝方面对走私贸易的积极态度，与明中叶贸易扩大、市场网络的形成有直接原因，后者又与江南及东南沿海的商业发展、海外贸易有所关联（参见：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

@Oxford：明朝重农抑商，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为什么还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包诗卿：请允许我们换一个观察角度，即从社会风俗变化的视角，以晚明徽州的情况为例。万历三十七年（1609），晚明歙县知县张涛敏锐地指出，嘉靖末、隆庆间，徽州当地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最近三十年，“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诺予：请问明朝海域倭寇横行，这些倭寇出自哪里？为什么明朝对此无可奈何，以至下令禁海？

包诗卿：明朝“倭寇”盛行有两个时期，一是元末明初，主要以日本马岛、壹歧岛和平户岛等地日本人为主，也称“三岛倭寇”，往往和沿海“奸盗”勾结，掠夺人口、财物，甚至波及高丽；二是嘉靖中期以后的“倭寇”侵扰，此次影响更大，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等富庶地区。仅嘉靖三十四年，入侵事件就过百次。 两个时期的“倭寇”都与日本国内形势有关，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嘉靖年间的日本进入到历时百余年的战国时代。为弥补战争经费不足，就要向外进行武装掠夺。只是嘉靖年间的原因更加复杂，除日本国内形势动荡外，还有葡萄牙人东来后，无法与明朝建立正常贸易，也加入到走私贸易行列。另外，中国沿海的豪族大姓及海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甚至组织武装，加入劫掠行列。最后就是明朝军队战斗力、布防、后勤，都出现了较大问题。

失败的财政体系

@澎湃网友RBzENn：请问您如何看待明朝实行的财政制度？

包诗卿：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明代财政设计框架只是一种适合易货交易的经济。明政府不但不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而且积极反对介入商业活动，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技术能力又极为有限。由于财政收入有限，极大限制了政府的面貌。

@谢耳朵呐：明代财政体系转型失败是否加速了明清易代的脚步？

包诗卿：首先，明亡是一个历史事实；其次，有关明亡与财政体制的关联，仍在争论当中，比如黄仁宇先生认为，财政的保守与僵化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万先生认为，财政转型步代过快，加剧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导致了明王朝的倾覆。最后，既然是历史解释，那么我们自然欢迎一切理性、逻辑和公平的讨论。

@晓东不晓西：有观点认为造成明末财政破产的原因是“白银输入减少”，请问您觉得这是决定性的影响吗？

包诗卿：明代货币白银化，赋税白银化，实物财政体系逐渐向货币财政体系转变，海外白银输入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学界对白银作用的强调，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白银成为明清时期纳税人履行对国家义务的方式趋势，据吴承明先生估算，万历中期，包括地方财政，田赋的折银比率达到40-50%；二是白银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明帝国成为早期全球化网络的重要参与者。事实上，白银不仅是一种货币媒介，其本身也是财政管理，乃至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虽然白银流入有一定波动，但其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种形式上，对明朝灭亡造成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名士与名伶文化

@澎湃网友U7VzAf：请问阳明心学是否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

包诗卿：王阳明在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二是事功。王阳明刚去逝时，明廷仅有保留地肯定了其事功，而对其学术则直斥为“邪说”；三十多年后的隆庆元年（1567），明朝官方认为，王阳明学术上“阐圣贤之绝学”，事功上为“文武之全才”；万历十二年（1584），最终纵祀孔庙，与薛瑄、胡居仁和陈献章并列为官方“钦定”的四位大儒。百年后清修《明史》，对其事功更是发出溢于言表的赞叹，认为其事功得益于学术。这些评议本身都是皇帝和各派官员反覆争论的结果，无不反映了阳明心学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作为明代立国一百年左右社会多元化的产物，阳明心学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多元化的进程。阳明心学自明朝中期东传日本后，一度取代朱学成为显学，对明治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方志远《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

@柒星：王阳明的思想为何在当时没有发扬光大？

包诗卿：一种思想或学派的兴起，是各种条件因缘际会的结果。一般来说，除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外，弟子同道的倡和，官方的支持，都是十分重要的。

王阳明（1472—1529）

@澎湃网友qUzi6b：能请您介绍一下秦淮八艳吗？

包诗卿：“秦淮八艳”系指秦淮河畔风尘女子中的翘楚，通常有马湘兰、柳如是、顾眉、董小宛、卞玉京、陈圆圆、李香君、寇湄等。秦淮八艳之说，系后人对明末清初传奇女子的一种追忆。光绪十八年（1892），文人张景祁与叶衍兰以金陵旧院中才情与侠义兼备的八名女子有对象，绘制一系列图像，并撰写八艳小传及词咏和诗，命名为《秦淮八艳图咏》，以寄托和怀念曾经的喧嚣鼎沸与家国情仇（参考赵琰哲《再话前朝金粉事》）。

责任编辑：鞠文韬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