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国教伊斯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起源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

摘要

伊朗作为以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的国家，其宗教体系的形成根植于伊斯兰早期的继承权之争，又在千年历史演进中吸收多元文化养分。十二伊玛目派的起源源于穆罕默德去世后穆斯林共同体的分裂，核心是对阿里及其直系后裔宗教与政治权威的信奉；而13世纪蒙古西征建立伊利汗国，打通元朝与伊朗的文化通道，使中国儒家伦理、制度范式、艺术科技等元素深度融入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构建、组织体系与文化表达。本文梳理十二伊玛目派的起源脉络，剖析蒙元时期中国文化通过制度移植、思想融合、艺术渗透等路径对该教派的深层影响，揭示伊斯兰宗教文化与中华文明跨区域交融的历史逻辑，为理解伊朗宗教文化的复合特质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伊朗；中国文化；伊利汗国；文明交融

一、引言

伊朗，古称波斯，是西亚文明古国，其文化底色兼具农耕文明的厚重与游牧文明的灵动。自16世纪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确立为国教以来，该教派便深度融入伊朗的政治架构、社会生活与民族认同，成为伊朗区别于阿拉伯逊尼派世界的核心标识 。

十二伊玛目派的诞生，始于7世纪伊斯兰教内部的权力分歧，历经千年教义沉淀、教派分化与政治博弈，最终在伊朗落地生根并发展壮大 。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其伊斯兰宗教本源与波斯本土文化的融合，却忽视了13—14世纪蒙元时期中国文化的西传，对该教派成型期的关键塑造作用。

蒙古帝国的西征打破欧亚大陆的地理壁垒，伊利汗国作为元朝的藩属政权，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 。汉人官僚、儒家经典、制度范式、艺术科技等元素随蒙古势力进入伊朗，恰逢十二伊玛目派在蒙古灭阿拔斯王朝后迎来发展机遇期。中国文化与什叶派教义的碰撞融合，不仅丰富了十二伊玛目派的思想内涵，更影响了其组织模式、礼仪规范与文化特质。研究十二伊玛目派的起源及中国文化的影响，既能厘清伊朗国教的历史脉络，也能展现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多元图景。

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一）起源：穆罕默德去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逝世，未明确指定兼具宗教与政治双重权威的继承人，导致穆斯林共同体（乌玛）陷入分裂，核心矛盾围绕“合法继承权”展开 。

一派主张继承人应由穆斯林社群推举，最终选出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三位哈里发，发展为逊尼派（正统派），强调社群共识与选举原则。另一派则坚持继承权应属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卜，认为唯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具备神圣血统，可继承先知的宗教与政治权力，这一派被称为“什叶派”（阿拉伯语意为“阿里的党羽”）。

656年，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但661年遇刺身亡，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建立倭马亚王朝，将权力世袭。680年，阿里次子侯赛因率少数追随者前往库法争夺哈里发之位，在卡尔巴拉平原被倭马亚军队围杀，侯赛因及其家人殉难。卡尔巴拉惨案成为什叶派的核心悲情记忆，强化了该派的殉道精神与对阿里后裔的忠诚，什叶派正式与逊尼派分道扬镳 。

（二）分化：什叶派内部的教派裂变

阿里后裔的传承过程中，什叶派内部因对伊玛目（宗教领袖）人选的分歧，逐渐分化为多个支派：

- 栽德派（五伊玛目派）：以阿里第五代后裔栽德为核心，主张伊玛目需具备军事领导力，承认阿里后裔中的起义者，是什叶派最温和的支派 。

- 伊斯玛仪派（七伊玛目派）：以第七代伊玛目伊斯玛仪为核心，主张伊玛目世袭且具有隐秘性，衍生出阿迦汗派等分支。

- 十二伊玛目派：主流支派，信奉从阿里开始的十二位直系伊玛目，认为第十二代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于9世纪“隐遁”，将在末日以救世主（马赫迪）身份降临，带来正义与和平 。

（三）成型：蒙古灭阿拔斯与伊朗本土化扎根

9—13世纪，十二伊玛目派处于边缘化状态，长期受逊尼派主导的阿拔斯王朝压制。1258年，蒙古西征军攻陷巴格达，灭亡阿拔斯王朝，为十二伊玛目派的崛起扫清政治障碍。

旭烈兀建立伊利汗国（1256—1335年），统治伊朗及西亚部分地区，初期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什叶派获得发展空间。1295年，伊利汗国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什叶派），进一步提升什叶派地位，为其在伊朗的本土化奠定基础。

16世纪，萨法维王朝崛起，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将十二伊玛目派正式确立为伊朗国教，强制民众归信，推动什叶派与波斯民族认同深度融合，完成十二伊玛目派在伊朗的最终成型 。

三、蒙元时期中国文化传入伊朗的历史背景

（一）蒙古帝国的欧亚联通与伊利汗国的亲元立场

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建立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打破了东西方长期的地理隔绝，形成“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为文化跨区域传播提供了稳定环境 。

伊利汗国由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建立，名义上臣服于元朝大汗忽必烈，双方保持密切的政治同盟与亲属关系。伊利汗国的统治者为巩固统治，积极借鉴元朝的治理经验与文化成果，主动引入汉人官僚、儒家典籍与制度范式，成为中国文化西传伊朗的核心枢纽。

（二）人员往来：汉人官僚、工匠与学者的西迁

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使者频繁往来，大批汉人官僚、工匠、天文学家、医生等随蒙古军队或官方使团西迁伊朗 。据《史集》记载，汉人官员李罗、汪吉阳等曾在伊利汗国担任要职，汪吉阳甚至出任法尔斯省总督，直接参与伊朗的行政管理。

此外，元朝还向伊利汗国派遣天文学家、工匠，协助修建天文台、制造器物，这些人员成为儒家思想、科技文化与艺术技艺的直接传播者。

（三）物质与典籍传播：丝绸、典籍与艺术的西渐

蒙古帝国时期，丝绸之路全面复苏，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典籍等大量传入伊朗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春秋》等被带到伊利汗国宫廷，成为汉人官僚与蒙古贵族研习的内容。

同时，中国的绘画、建筑、纺织等艺术技艺也随之西传，影响伊朗的细密画、建筑装饰与手工艺创作，形成伊朗艺术史上的“中国风”现象 。

四、中国文化对十二伊玛目派的多维深层影响

（一）思想层面：儒家伦理与什叶派教义的融合

1. 天命观与隐遁伊玛目理论的契合

儒家强调“天命观”，认为君主“奉天承运”，权力源于上天授予，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思想与十二伊玛目派的隐遁伊玛目理论产生奇妙共鸣：什叶派认为第十二代伊玛目马赫迪是“真主指定的统治者”，隐遁后仍掌控世间一切，其权威神圣且不可挑战。

伊利汗国时期，蒙古大汗以“天命”自居，这种观念影响了什叶派学者，使其将儒家天命观融入教义，强化伊玛目神圣性与权威性的论证，为十二伊玛目派的神权统治理论提供思想支撑。

2. 等级秩序与伊玛目世系的强化

儒家核心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与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这一思想与十二伊玛目派的伊玛目世系等级观高度契合：什叶派认为十二位伊玛目是先知血统的唯一正统继承者，地位依次神圣，信徒需绝对服从伊玛目及其代理人（乌莱玛，宗教学者）。

儒家等级观念的传入，进一步强化了什叶派的世系崇拜与权威服从意识，使伊玛目世系的神圣性与不可逾越性成为教义核心，深刻影响了伊朗宗教阶层的权力结构。

3. 孝道伦理与圣裔崇拜的结合

儒家重视“孝道”，强调对祖先与长辈的绝对忠诚与尊崇。这一伦理被什叶派创造性转化为对穆罕默德家族（圣裔）的效忠与崇拜：十二伊玛目均为阿里与侯赛因的直系后裔，被视为圣裔的核心，信徒将朝拜伊玛目陵墓、效忠圣裔视为最高宗教义务。

伊朗民间至今保留的对圣裔的尊崇、对伊玛目陵墓的朝拜传统，本质上是儒家孝道伦理与什叶派圣裔崇拜融合的产物，塑造了伊朗独特的宗教忠诚文化。

（二）制度层面：元朝治理范式与什叶派组织体系的互鉴

1. 官僚体系与乌莱玛制度的构建

元朝的行省制、官僚考核制、户籍制等治理制度，被伊利汗国直接借鉴，用于伊朗的行政管理。这种“中央集权、层级管理”的制度范式，深刻影响了十二伊玛目派的乌莱玛（宗教学者）制度构建。

什叶派学者借鉴元朝官僚体系的层级模式，建立了从基层教士到高级宗教学者（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的等级化宗教组织体系，明确各级学者的职责、权力与晋升规则，形成类似元朝官僚考核制的宗教人才选拔机制。这种组织模式使十二伊玛目派摆脱了早期的松散状态，发展为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宗教团体 。

2. 选举制度与宗教权威遴选的融合

元朝的科举制，强调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注重学识与品德的双重考核。这一制度影响了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权威遴选制度。

什叶派高级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阿亚图拉）的选拔，需通过严苛的宗教教义考试、学识评审与品德考察，类似元朝科举的“学而优则仕”理念。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专家会议”，作为遴选宗教领袖的核心机构，其运作模式仍能看到元朝科举制与儒家选贤理念的影子。

（三）礼仪与仪式层面：儒家礼制与什叶派宗教仪式的交融

1. 集体仪式的秩序化与规范化

儒家重视“礼”，强调仪式的秩序化、规范化与集体参与性，通过礼仪强化等级秩序与集体认同。这一特质影响了十二伊玛目派的核心宗教仪式，尤其是阿舒拉节（纪念侯赛因殉难）的哀悼活动。

阿舒拉节的哀悼仪式，强调有序列队、集体诵读、统一行动，仪式流程严格规范，参与人数众多，集体性极强。这种仪式模式与元朝宫廷礼仪、儒家祭祀仪式的秩序化特征高度相似，区别仅在于仪式的宗教内涵与象征意义。

2. 祭祀仪式的象征化与情感化

儒家祭祀仪式强调对祖先的缅怀、感恩与精神传承，注重情感表达与象征意义。十二伊玛目派的伊玛目陵墓朝拜仪式，吸收了这一特质：信徒朝拜伊玛目陵墓时，不仅表达对圣裔的尊崇，更寄托对侯赛因殉难的悲情缅怀与对救赎的精神渴望，仪式兼具象征意义与情感深度。

（四）艺术与文化层面：中国艺术元素与什叶派文化表达的融合

1. 细密画：中国绘画风格与什叶派宗教叙事的结合

伊利汗国时期，中国画师进入伊朗宫廷画院，带来中国绘画的线条技法、构图方式、龙凤花鸟等吉祥图案 。这些元素被融入波斯细密画创作，形成兼具中国风与波斯特质的艺术风格 。

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典籍插图、伊玛目传记绘画，大量采用中国绘画的线条流畅性、人物构图的写实性与场景布局的叙事性，同时融入什叶派的宗教主题（如伊玛目生平、殉难场景、天堂地狱叙事），使宗教艺术既具东方审美，又传递什叶派核心教义 。

2. 建筑装饰：中国纹样与宗教建筑的融合

中国的牡丹纹、莲花纹、云纹、龙纹等吉祥装饰纹样，通过蒙古时期的文化交流传入伊朗 。这些纹样被广泛应用于什叶派清真寺、伊玛目陵墓的建筑装饰（如瓷砖、壁画、雕刻），打破了阿拉伯宗教建筑单一几何图案的风格，形成独特的“中国—波斯”装饰风格 。

例如，伊朗马什哈德伊玛目礼萨圣陵的瓷砖装饰中，清晰可见莲花纹、云纹等中国传统纹样，成为中国文化与什叶派宗教建筑融合的直接见证 。

3. 文学与史诗：儒家叙事与什叶派宗教文学的互鉴

儒家文学强调道德教化、英雄叙事、家国情怀，这一特质影响了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文学创作。什叶派的宗教史诗、伊玛目传记文学，借鉴儒家史诗的叙事结构（如英雄成长、磨难、殉难、救赎），塑造伊玛目“道德完美、勇敢忠诚、为正义献身”的英雄形象，传递什叶派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同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被什叶派学者融入宗教文学，强调信徒需通过个人道德修养、家庭责任履行，最终实现宗教理想与社会正义，丰富了什叶派宗教文学的思想内涵。

（五）科技与知识层面：中国科技与什叶派学术体系的补充

蒙古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医学、数学、造纸术、印刷术等科技成果传入伊朗，被伊利汗国的学者吸收，融入什叶派的学术研究体系。

例如，中国天文学家参与伊利汗国马拉盖天文台的建设，协助纳西尔丁·图昔编制《伊利汗积尺》，将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与伊斯兰天文学融合，完善了什叶派的宗教历法体系（如确定宗教节日、朝拜时间）。

中国的医学知识（如中医理论、草药应用）传入伊朗后，与波斯传统医学结合，丰富了什叶派的医疗文化，部分宗教典籍中也融入了中医养生理念，影响信徒的生活方式 。

五、文化交融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意义

（一）内在逻辑：互补共生的文明特质

中国文化与什叶派教义的融合，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互补共生的文明特质：

1. 思想契合：儒家伦理强调等级、忠诚、道德教化，什叶派教义强调权威、服从、神圣道德，二者在核心价值观上高度契合，为思想融合提供基础。

2. 政治需求：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需要儒家的治理经验巩固统治，什叶派需要蒙古政权的支持摆脱边缘化，双方形成“政治互需、文化互鉴”的关系。

3. 文化包容：波斯文明本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儒家文化强调“和而不同”，不排斥异质宗教文化，为双向融合提供可能 。

（二）历史意义：塑造伊朗宗教文化的复合特质

中国文化对十二伊玛目派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丰富教义内涵：儒家思想的融入，使十二伊玛目派摆脱了早期单一的宗教复仇与殉道叙事，增加了道德教化、秩序构建、家国情怀的内涵，成为兼具宗教神圣性与世俗伦理性的教派。

2. 完善组织体系：元朝制度范式的借鉴，使十二伊玛目派形成层级严密、规范有序的组织体系，从松散的宗教团体发展为具备强大凝聚力与动员力的宗教力量，为其成为伊朗国教奠定组织基础 。

3. 塑造文化特质：中国艺术、礼仪、科技的融入，使伊朗什叶派文化兼具伊斯兰宗教特质、波斯本土特质与东方中国特质，形成独特的复合文化形态，区别于阿拉伯逊尼派文化，强化了伊朗的民族文化认同 。

4. 见证文明互鉴：这种跨区域、跨宗教的文化交融，是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经典案例，证明文明之间并非对立冲突，而是可以互补共生、彼此成就，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历史启示 。

六、结论

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起源，始于7世纪伊斯兰教的继承权之争，历经千年教派分化、政治博弈与文化沉淀，最终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成为伊朗国教，其核心是对阿里及其直系后裔神圣权威的信奉 。

13—14世纪蒙元时期，蒙古帝国打通欧亚通道，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密切往来，使中国儒家伦理、制度范式、艺术科技等元素深度融入十二伊玛目派的发展进程 。儒家天命观强化了伊玛目神圣性，等级秩序观塑造了宗教组织体系，礼制规范影响了宗教仪式，艺术科技丰富了文化表达，全方位推动了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完善、组织成熟与文化成型。

中国文化与什叶派教义的交融，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典范，塑造了伊朗宗教文化的复合特质，使十二伊玛目派既保持伊斯兰宗教本源，又兼具东方文化基因 。厘清这一历史脉络，不仅能深化对伊朗国教的认知，更能理解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多元性与深刻性，为当代跨文明对话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