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草地分兵，这4位中央红军名将“站错队”，后来结局如何？

卓木碉那天晚上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究竟是谁，过了九十年，仍然没有定论。

1935年10月5日晚，张国焘在今天四川马尔康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召集四五十名军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另立“中央”。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后人只能靠与会者的回忆一点点拼起来。

徐向前元帅回忆，张国焘先点了一方面军一位军级干部发言，那人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听了一片哗然。不过，徐帅没有写出这个人的名字。

这段往事近来再被提起，与刚过去的10月22日有关，那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讲话里有一句话分量很重：长征这条伟大胜利之路，“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走出来的”。正面的例子人们大多熟悉，反面的教训却常常一笔带过。

这四位将领先南下、再北上，绕了一大圈，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这句话。事情还要从四个月前说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随后整编部队。一路殿后掩护的红九军团减员严重，改称红三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委，编入左路军。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地方工作部部长邵式平也跟着左路军行动。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在回忆录里写道，罗炳辉从纵队指挥部回来，就表示坚决拥护张国焘，何长工的态度也变了。

这只是他一个人的回忆，但能看出几人的态度转变得很快。原因或许并不复杂：他们离中央远，身处张国焘控制的部队，消息全听总部一家之言；长期殿后的部队本来就憋着委屈，张国焘正好拿这些做文章。

不过，处境再难，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北上抗日关系民族存亡，是大方向；另立“中央”是分裂党和红军，这一点不能含糊。走错的路，终究走不远。

1935年11月，南下红军在百丈关苦战，伤亡近万人，南下打开局面的设想落了空。1936年1月22日，中央明确指出，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要求张国焘取消一切“中央”。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内部坚持斗争，共产国际方面也施加压力，张国焘只好在6月6日宣布取消。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四个人这才重新走上北上的路。

北上之后，考验并没有结束，最重的一份落在李卓然身上。他出任西路军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利后，他于1937年4月底率左支队420多人到达甘新边界的星星峡。

回到延安，他从总政宣传部干教科科长干起，没讲条件，后来升任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中宣部副部长，1989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何长工的后半生，大多在讲台和工地上度过。全面抗战时期，他任两延河防司令员，1939年任抗大一分校校长，率部东渡黄河到敌后办学；1948年出任东北兵工专门学校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956年在成都创办地质学院，做到当年筹备、当年开学。后来他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

邵式平把后半辈子交给了家乡江西。1949年6月，他出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2月起任省长，一直干到去世。

1951年南昌搞城市规划，他主张在城东旧城墙的基础上开辟八一大道。据他的保健医生回忆，他病重时，专家和老战友都劝他去北京、上海治疗，他坚持留在本省医院。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在南昌病逝，终年65岁。四个人里走得最早的是罗炳辉。

全面抗战初期，他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在武汉做统战工作；1939年起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后来任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仍然抱病指挥部队打下枣庄。

6月21日，他在兰陵病情恶化去世，还不满49周岁。1989年，中央军委确定他为36位军事家之一。

把四个人的结局和张国焘本人放在一起看，区别一目了然。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本人和受他影响的干部区别对待。

这四个人认了错、改了过，后来各有建树；张国焘却在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叛逃，投靠了国民党。犯了错可以改正，方向却不能偏离，团结也要靠统一的纪律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