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流通：14至16世纪泰国宋加洛青瓷的仿龙泉现象与贸易实践

#发现考古##记录我的2026#14至16世纪，泰国宋加洛窑青瓷在亚洲陶瓷贸易网络中迅速崛起。其器物外观虽明显仿效龙泉青瓷，但已融入本土之改造，且窑业技术自成体系，尚未发现龙泉窑直接影响的明确证据。在流通与消费方面，宋加洛青瓷虽在泰国中南部被广泛使用，但其社会地位与象征意义始终逊于龙泉产品。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琉球群岛及日本本岛等海外出土材料进一步显示，宋加洛青瓷的生产自始即具有明确的外销导向，并借龙泉青瓷输出波动之机，依托阿瑜陀耶王朝稳定的政治与贸易网络，以“次级替代品”角色成功实现规模外销。这一案例表明，在新航路开辟之前，龙泉青瓷的强势输出不仅带动了跨区域的仿烧风潮，更与诸多仿制品传递出共通的文化基因，铺就了“天下龙泉”的广阔图景。

一、宋加洛青瓷的概念界定与学术史回顾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元明之际的海洋贸易浪潮，除却久负盛名的中国陶瓷，一类与龙泉青瓷在外观状貌上极为相近的泰国陶瓷制品也悄然现身，因产地音译而得名“宋加洛青瓷”。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泰国青瓷烧制技艺的成熟，更成为该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宗外销陶瓷品种，与中国、越南、日本等国的货品相伴，流通于亚洲、印度洋海域，甚至远抵阿拉伯世界。

按泰官方定义，宋加洛（Sawankhalok or Sangkhalok），即泰国素可泰地区（Sukhothai）所制陶瓷器的统称，产品包括青瓷、白地褐彩瓷、双色釉瓷、褐釉瓷、白瓷和无釉陶器等。其窑场集中分布于两大区域，即素可泰王朝时期的首都素可泰（图1）与副都西萨查那莱（Si Satchanalai）。副都一地的窑场又可细分为哥奈窑（Ko Noi Kiln）与巴央窑（Pa Yang Kiln），二者构成宋加洛窑业系统中青瓷的核心产地（图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对于亚洲地理、文化、古迹的探索热潮与泰国本土的皇室效应，使得宋加洛窑址重见天日并纳入学术视野。1885年，英国外交官欧内斯特・萨托在暹罗任职之时曾前往素可泰，较早地在游记中提到了地面散落的窑业遗物，此后西方学者陆续发表有类似的踏察记录。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拜尔又于菲律宾的考古调查中发现有一批宋加洛陶瓷，为其外销提供了早期物证。同一时期，泰国皇室如那里沙拉・努瓦迪翁亲王、拉玛六世国王、丹隆・拉查奴帕亲王基于亲身游历与整理史料，发表与宋加洛陶瓷相关的成果，引发了泰国社会的重视。另外，当时在为皇室工作的三木荣在1930年将相关认识引入日本，仪峨彻二、奥田诚一、小山富士夫等学者也开始对日本茶人所喜爱的“宋胡录烧”开展窑址踏察与学术研究。然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多描述而少分析，加之二战爆发后相关研究暂停，宋加洛陶瓷仍处于“鲜为人知”的状态。

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查尔斯・斯平克斯因对泰国陶瓷的偶然接触，开始投身于窑址踏察与研究之中。西方学者如约翰・阿迪斯、威廉・威利茨，包括日后在东南亚陶瓷研究中绕不开的罗克珊娜・布朗都在这一阶段，正式踏入泰国陶瓷研究领域，初步构建起了认识框架与知识系统。

真正的研究热潮掀起于20世纪80年代，标志性事件即泰国文化部艺术局与南澳大利亚美术馆等机构共同发起了泰国陶瓷考古项目（TCAP），在西萨查那莱与素可泰地区发现百余座窑炉与大量遗物，加之相关的沉船发现，为泰国陶瓷史研究提供了关键信息。澳大利亚学者唐・海因于20世纪70年代已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窑址调查，后成为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人员。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涌现了一批出土材料，包括约翰・盖伊在内的一批学者得以统合、比较不同区域的出土材料，梳理东南亚产品的变化脉络、贸易网络与文化交流。日本方面则陆续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入《世界陶瓷全集》一类的重要丛书之中，以森本朝子、森村健一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尝试从日本出土材料中辨识泰国产品。东京国立博物馆等一批机构在20世纪80－90年代间多番推出东南亚陶瓷展之外，也开始设立针对东南亚贸易陶瓷的学术项目予以支持。我国学者朱杰勤、叶文程、冯先铭、潘春芳等也是在这一阶段接触到相关材料，或通过访泰经历参与了对宋加洛陶瓷的讨论。

21世纪至今，经过图里昂（Turiang）等一批沉船材料的发现，以及泰国国内以萨央・帕伊昌吉特（Sayan Prichanchit）教授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工作人员的长久努力，宋加洛陶瓷研究进入了更为细致、系统的阶段。首先，针对生产环节，罗克珊娜对东南亚沉船出水陶瓷的系统整理为编年提供了依据，向井亘则观察到了青瓷盘、黑釉四系壶等具体产品的造型与装烧方式的变迁。从研究伊始便存在的技术来源问题，逐渐分化出本地起源，以及缅甸、兰纳、中国窑业技术的互动等观点。流通、消费的时空问题之中，宋加洛青瓷外销上限，存在14世纪、15世纪两类说法，下限或被认为延至18世纪初。外销市场中与中国、缅甸、越南青瓷的互动得到重视的同时，内需市场的存在也受到了肯定。

国内对上述研究进展的引介尚不充分。鉴于宋加洛青瓷的外销肇始于14世纪，而16世纪后龙泉窑的海外流通显著收缩，本文尝试聚焦于该时段，通过分析宋加洛青瓷在产品外观与生产工艺方面对龙泉青瓷的仿效，并进一步结合流通与消费环节的考古材料，揭示其仿烧动因及其在区域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图1 素可泰古城窑址分布图

（红色区域为窑址范围）

图2 西萨查那莱古城窑址分布图

（红色区域为窑址范围）

二、仿制与改造：宋加洛青瓷的生产与对龙泉窑的模仿

1.宋加洛青瓷的窑址考古历程与窑业分期

宋加洛窑的现代考古工作始于1937年帕那功帕拉姆对素可泰、西萨查那莱两地窑场的田野考察与试掘。其著作《泰国陶瓷》通过胎质分析、工艺复原与地层证据，首次确立了西萨查那莱窑场的编年上限早于素可泰窑，并认为前者凭借优质原料与技术优势形成了生产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起，泰国文化部艺术局开始系统推进窑址调查，1960年即在哥奈村开启区域普查并开展试掘；1980年，泰国陶瓷考古项目（TCAP）发现逾200座宋加洛窑，初步构建了窑业分布框架；1983年，萨央运用磁力仪在哥奈村探明61号横室排烟窑炉（cross-draft kiln）与86、101号直立式排烟窑炉（up-draft kiln），推测其均用于生产无釉陶器；2004年，雍河东岸的调查再次发现了三座窑炉，揭示了瓦片与陶瓷烧造分别对应的窑炉形态与空间安排。

科学发掘工作自1964年启动：61号窑修复工程获取了窑炉形制的相关知识；1983年，巴央窑群的发掘发现了两处水患地层，同年萨央对5、9、10号窑的解剖，完整呈现了从生土砖到熟砖，再到窑柱加固的窑炉砌筑发展过程；1985年，除艺术局对176－178号窑炉、布拉妮・布拉那⻄⾥（บุรณี บูรณะศิริ）对139号进⾏的发掘⼯作外，唐・海因在发掘42号窑炉的过程中发现其上⾄少叠压着11座窑炉，并结合放射性碳定年与古地磁学等⽅法认为其窑业⽣产史超过400年；2020⾄2021年，187号窑炉的发掘⼯作则揭示了⾄少4座窑炉的叠压打破关系，并借助热释光测年法确定其使⽤时间从14世纪初延续⾄16世纪初，为复原素可泰⾄阿瑜陀耶时期的历时性⽣产图景提供了相当的证据。

基于上述考古成果，宋加洛的窑业可明确地分为两期，即茶凉时期与宋加洛时期。

茶凉时期产品主要包括无釉陶器，以及褐釉和青釉瓷器，普遍胎土粗疏、夹有明显杂质，坚致程度有限。施釉器大多内壁满釉而外壁无釉，釉面不匀而釉色暗沉，多呈深绿、褐、青灰色，仅末期存在内外壁都施釉的情况。器表罕见釉下装饰，偶尔会刻划简单线条。装烧方法主要有二：其一为支钉支烧，使盘类器物内底普遍遗留三至五枚支钉痕；其二采用对口叠烧工艺，大型器物内套烧小型器皿时，以带支钉的圆形间隔具分隔坯体，既有效规避釉料熔融粘连，又显著提升窑室空间利用率。

这类产品对应的窑炉均属地下窑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型洞穴窑，不见防火墙而设置天然黏土墙。后发展至第二阶段，窑炉面积增大的同时，开始出现较矮的防火墙，有些墙面开始人为地涂抹黏土。在此基础上，第三阶段开始出现由砖块搭建的烟囱。

宋加洛时期的产品品类大幅增多，包括前文提及的青瓷、釉下褐彩、双色釉瓷等典型器类。其中青瓷器形包括盘、碗、盖罐、粉盒、高脚盘、军持、水壶、瓶、灯、塑像、建筑构件等。胎体质量进一步提升，杂质减少而更加致密，釉面清透，偶有开片，色泽在青绿之间多有变化。纹饰繁密细腻，多刻划莲花、树叶、圆圈、锯齿、花瓣、水波、羽毛、叶脉、方格等图案。施釉普遍不及底，而由垫柱支于器底进行装烧，支钉虽仍然在窑场中被发现，但更多地使用于釉下褐彩产品之中。窑炉普遍转为地面之上的砖砌结构，其中体量中等至较大者，窑床常铺有粗砂并可见多次修葺的痕迹。

根据42号叠压窑群最底层的窑炉测年结果为1250⾄1300年，对应的产品仍为茶凉式的⾼温釉陶，结合泰国湾及周边海域相关沉船材料⾃14世纪晚期后仅⻅第⼆期产品且延续⾄17世纪的现象，可推知第⼀期年代约为13世纪⾄14世纪中叶，第⼆期约为14世纪中叶⾄17世纪。

2.器物外观的仿制与本土化改造

宋加洛窑第一期产品，即所谓的茶凉式陶瓷、孟陶中，已经可以看到龙泉窑的影响，最为流行的盘类器已具有与龙泉青瓷相似的平折沿、弧腹、平底造型，腹内壁也常刻划有风格相近的放射状线条（图3）。

图3 茶涼式青瓷盘

第二期产品，即海洋贸易中最典型的宋加洛青瓷，则开始对龙泉青瓷，尤其是元明时期产品，进行了大规模的仿制。与日本、越南等相邻地区仿龙泉青瓷的情形有异，宋加洛青瓷在器物的外观模仿中，几乎不会原样照搬，而是以龙泉青瓷为底本，吸收、强调一二要素的情况下，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其胎釉品质显著提升的同时，釉面色泽、质感已极其趋近⻰泉⻘瓷，最⼤的差异之处在于玻璃质感普遍稍强。器形的模仿品类扩大，并创造性地出现了在碗、盘的器底衔接喇叭形高足一类的做法。装饰上遵循相似逻辑，常在相同部位刻划莲花、菊瓣、卷草等主题纹饰与边饰。装烧方面，由于宋加洛青瓷采用圆柱形支具单件支烧而与元明龙泉使用钵形垫具一般，常在圈足内留下圜形痕迹，区别之处在于前者施釉不及底而后者的做法是刮釉一圈。具体器类举例如下：

直口弧腹碗（图4），可分精、粗两类。制作粗率者，大多尺寸较小，器壁素面或装饰稀疏的莲瓣纹，内心偶见几笔刻划而成的花卉图案。精致者，口径多在20厘米上下，造型规整，器表装饰繁密——外壁弦纹下纵向刻划细密莲瓣，内壁分三层装饰，即口部边饰、腹部缠枝花卉与内心折枝花一朵。这类产品的模仿对象可能有二：其一为龙泉窑在永乐、宣德时期为宫廷烧造的莲子碗；其二为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流行于内销与输出的龙泉菊瓣小碗，纪年材料参考上海浦东成化十五年（1479）翟安人印氏墓与江苏淮安弘治九年（1496）王镇夫妇合葬墓等，今泰国叻丕府、彭世洛府、大城府等区域均有出土。

图4 宋加洛青釉直口弧腹碗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

侈口弧腹碗（图5），造型与龙泉窑元晚期至明早期最为常见的侈口碗相近，如龙泉东区出土三期七段与四期碗、枫洞岩窑址第二、三期A型碗等，纪年材料可参考江西九江舒氏小娘墓（1351）、江苏省南京市太平门外薛显墓（1387）、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外宋晟墓（1407）随葬龙泉碗。装饰层面，亦受到龙泉青瓷启发，典型标本参见新安沉船出水龙泉东区产品。这些龙泉青瓷碗均曾流通于泰国境内，包括远离沿海的北部清迈府、来兴府等地，保障了宋加洛青瓷仿烧的前提。同时，元时龙泉窑中，常应用于碗、盘内腹壁的涡云纹，也会偶然地出现于宋加洛青瓷的同一部位。

图5 宋加洛侈口弧腹碗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

直口深腹盖碗（图6），口沿处均已做刮釉处理而推测原附碗盖。此为中国南北窑场自两宋以来的常见器形。龙泉窑进入南宋后开始烧造此类产品，黑胎标本曾发现于小梅瓦窑路、溪口瓦窑垟窑址与湖州下昂乡石泉村宋墓，白胎器可参考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遗迹、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品，元明阶段仍有延烧。宋加洛盖碗的尺寸略大，口径在15厘米以上，特征与龙泉窑元明产品接近，如枫洞岩窑址出土P型Ⅱ式与Ⅲ式碗。自然，也不排除宋加洛窑工的制作灵感源自生产年代更早的龙泉青瓷——泰国帕威昂古城（Phra Wiang）、威查延宫（Ban Wichayen）、沙廷帕古城（Sathing Phra）与美功河流域均出土有南宋龙泉窑莲瓣纹盖碗。

图6 宋加洛深腹盖碗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

折沿大盘（图7），口径在30厘米上下，不论是宽平沿、深弧腹、矮圈足的造型，还是器表装饰，均与龙泉窑在元代中晚期生产且大量流通于泰国的折沿大盘几近一致，曾采用菱口、菊瓣口、圆口三类口沿形态。另有无折沿的敞口大盘，亦为仿烧龙泉窑的结果。

图7 宋加洛折沿大盘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

玉壶春瓶（图8），以明早期龙泉窑的影响最为突出，参见枫洞岩窑址出土洪武官器、北京朝阳区出土、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藏标本（EA1956.3918）。二者同样作撇口，细颈，梨形腹，圈足状，器表一致地以刻划花技法分颈部、腹部与胫部三层装饰，以俯莲、仰莲等边饰突出中央的主体图案，龙泉多以缠枝牡丹、莲花为题材，而宋加洛另有葵花、卷云、网格纹等选择。

图8 宋加洛青釉玉壶春瓶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左1、2）

图9 宋加洛青釉大罐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右1、2）

罐，分大、小两类。前者，高约20厘米，造型与龙泉元明大罐相近，器表亦作三层装饰（图9）。后者模仿自龙泉元代小罐，肩部多附二筒式圆系（图10）。

图10 宋加洛青釉带系小罐与相应龙泉青瓷的比对

3.宋加洛窑业技术来源的考察

目前已知的考古成果中并未发现明确的证据，能够说明龙泉窑在技术层面上曾对宋加洛青瓷有直接影响。从窑炉形制的变迁而言，宋加洛窑炉存在着独立的发展序列，期间并未发现陡然的技术输入而造成的反常现象。且基于叠压打破关系，目前在西萨查那莱发现的年代最早、生产高温釉陶的第42号窑炉，同见于难府（Nan）的及稍远的万象（Vietiane）等地，其形态也暂时未见龙泉窑常见的筒式龙窑的影响，说明这种窑炉技术在同一文化族群和亲缘关系密切的地区广泛传播，大概率为本地发展而来。

同时，宋加洛前后两期青瓷产品在明火裸烧之外，对口叠烧、套烧的方式也与龙泉窑匣钵装烧的方式不同。间隔具、支具方面，宋加洛常用支钉，在元明阶段多用钵形垫饼填于器底，与龙泉窑由宋至明以来的主流方式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且宋加洛青瓷大多使用圆柱形支具进行单件支烧，与龙泉窑使用匣钵层累入窑的情况不同。尽管当地⼀直流传着中国窑工入泰烧瓷的传说，但⽬前尚未发现形态完整的宋加洛窑炉或其他直接证据，因此，中泰窑业技术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输⼊关系，尚难定论。

另外也应指出，近年考古工作在泰北清莱、清迈、帕尧等地也确认了卡隆窑、潘窑等一批曾生产仿龙泉青瓷的窑址。这些窑址的产品主要面向本地及邻近区域，并未卷入大规模海洋贸易网络而学术关注度相对有限，其是否包含着更多的线索以进一步厘清中泰窑业互动的脉络仍留待探索。

三、宋加洛青瓷的仿烧动因与贸易角色

如生产环节的观察所示，宋加洛青瓷对龙泉窑的模仿仅限于外观，而无意采用核心烧制技术，暗示其仿制动因在于快速获取贸易利润。再联系其流通、消费环节所呈现的现象，更能够说明仿烧行为背后是一场以外销为导向，根植于特定历史机遇与地缘政治经济的产业抉择。

1.宋加洛青瓷在泰国本土的流通与消费情况

由于古代泰国政权分立，北部地区长期为兰纳王国所据，中、南部则先后由素可泰王国和阿瑜陀耶王国统辖，南北双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对立关系。宋加洛青瓷在境内的分布，遂集中于中、南部，出土数量相对可观；北部所见则多为兰纳当地制品，宋加洛青瓷极少。今泰缅边境丹通柴山脉（Thanon Thong Chai Range）出土陶瓷之情况，正可视为该政治格局影响器物流通之缩影。该地为连接兰纳、阿瑜陀耶及勃固的南北要道，1984年至1985年间于此发现分布广大的墓葬群，其中达府湄索县一带的出土陶瓷器仍以宋加洛青瓷为大宗，器类涵盖碗、盘、高足盘、罐等，部分罐器用作骨灰瓮，余者则作为随葬品置于墓中，推测可能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日常用品。同出器物包括有中国宋明时期的陶瓷器，以及极少量的高棉和兰纳地区的陶瓷制品。一旦北上，自达府一带进入兰纳王国统治的今清迈府翁桂县（Omkoi），宋加洛青瓷的流通优势即为兰纳青瓷替代。

宋加洛青瓷的分布也随时间流转而变迁。早期阶段，即茶凉时期的产品，主要分布于泰国中部地区，即窑址周边。彼时中南部或因滨海之便而能够轻易获取来自元朝的陶瓷制品，因此对茶凉式青瓷碗或盘的需求并不高。宋加洛时期的青瓷产品，至迟在15世纪中叶已批量出现于中、南部城镇。然自16世纪中期以降，泰国中、南部出土宋加洛青瓷的比例下降，而中国产品显著增加，同期沉船所见陶瓷器组合也以中国青花碗、碟、盘器为主，由此推断外部市场之变动已波及宋加洛青瓷在本土的流通与消费。

至于其功用，宋加洛青瓷在泰国社会中承担多样的角色，如作为贮藏、盛装所用的日常用器，强调审美意义的陈设器，以及建筑构件与宗教礼仪用器等。其生产之初，当为满足日常所需。根据拉玛六世的观点，位于素可泰古城中心的宫殿土丘（Noen Prasat）可能是当时素可泰国王王宫的所在地，该区域及周边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宋加洛青瓷曾被使用的直接证据。此外，在阿瑜陀耶王国的政治中心——大城府的阿瑜陀耶王宫遗址（Phra Ratchawang Boran）、前宫、后宫以及彭世洛的疆王宫遗址（Chan Palace）等重要考古区域内，同样出土了宋加洛青瓷，包括碗、盘、罐等多种生活用器（图11）。这些器物自茶凉式至宋加洛成熟阶段的制品均有体现，反映出宋加洛青瓷在王室、贵族阶层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图11 阿瑜陀耶宮廷出土宋加洛青瓷残片 笔者摄

宋加洛青瓷还会用作宗教与丧葬仪式用品，例如，洛坤府玛塔寺、大城府尊孔寺、素可泰府的博寺、素叻他尼府的玻璃寺均发现以宋加洛青瓷小罐用作骨灰瓮或安置死者牙齿的现象，有些罐底会开有小孔。茶凉式的盘器也常被用作中国罐子的器盖，内放佛教物品并埋藏于佛塔塔基内。此外，自古以来泰国人民深信万物有灵，除了向诸灵供奉食物与饮品之外，人们也常以陶瓷制动物塑像作为供品献给地方神灵，形象包括龟、鱼、鸟、鸡、狗、牛、马、象等，通常与食物或鲜花一同摆放，作为誓愿供奉物。1292年，在宫殿土丘（Noen Prasat）发现的兰甘亨碑记载，素可泰城南有神山，此山神灵力强于王国中任何神祇，凡统治素可泰者，以真诚之心奉献适当的供品，便可获得庇护，王国便可长存兴盛。这些记录充分反映出当地人们对自然神灵的深切敬畏与虔诚信仰。也正因如此，宋加洛窑场在当时大量生产青瓷动物塑像，以满足宗教仪式、誓愿供奉及民间信仰的需求。同时，宋加洛窑场在15至16世纪间亦大量生产青瓷人形塑像，男、女性均有，最具代表性的造型是双手持扇或怀抱婴儿的跪坐女性。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超过80%的人形陶塑出现断头现象或曾被修补。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或猜测人为折断头部可能与某种旨在“转移噩运”或“改变运势”的宗教仪式相关，即通过破坏塑像来象征性地解除不祥；也存在观点认为断头现象更可能为偶然发生的结果，塑像颈部本就是全器最薄弱之处，稍有跌落便极易断裂。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作何种用途，宋加洛青瓷在泰国社会中所承载的身份与地位，似乎始终不及龙泉青瓷。后者，尤其是大型瓷罐，不仅承担特殊功能，更成为彰显社会地位或财富象征的重要标志。在素可泰古城与阿瑜陀耶王都等重要遗址的佛塔、宫殿区出土青瓷中，龙泉窑产品的数量与等级均显著高于宋加洛青瓷。例见兰甘亨国家博物馆（Ramkhamhaeng National Museum）收藏的、出土自该博物馆一处佛塔遗址的三件元代龙泉窑瓷器，即菊瓣纹大罐（图12）、双系小罐及大盘各一。该遗址位于素可泰王宫土堆与玛哈塔寺（Wat Mahathat）以东，大概率属王宫组成部分，且罕见地出土有近10件元代青花大罐，是以所出龙泉青瓷可视为统治集团或上流阶层的象征。另一例见于帕兰寺（Wat Phra Ram），属大城府阿瑜陀耶皇宫的东南方，为都城中心重要寺庙群之一。在塔基约22米深处发现一大型石灰制容器，在石灰容器外侧，还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元代龙泉窑青瓷荷叶盖罐（图13），罐内装满佛牌，该罐制作精良、形制端规，进一步印证了龙泉青瓷在泰国上层宗教与礼仪活动中的特殊地位。

图12 兰甘亨国家博物馆內佛塔遗址出土元代龙泉青瓷大罐

兰甘亨国家博物馆藏

图13 帕兰寺出土元代青瓷荷叶盖罐

昌他拉卡森国家博物馆藏

2.宋加洛青瓷的外销导向与市场定位

相形之下，宋加洛青瓷在海外市场表现更为突出。泰国湾及南海地区的多项水下考古成果，已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宋加洛青瓷在区域贸易网络中的流通轨迹。现有材料中最早的明确证据来自1978年泰国艺术局水下考古团队于春武里府沙塔希卜县近海所发现的罗坚号沉船（Rang Kwien），沉没时间在14世纪晚期，共出水两件茶凉式青瓷盘与九件小罐、其他零星茶凉式产品。年代相近的图里昂沉船（Turiang）、纵河口（Song Doc）沉船中，开始出水第二阶段的宋加洛青瓷，说明宋加洛窑场在14世纪晚期已开始外销。这一阶段船载中国陶瓷的发现较少，以龙泉青瓷为主。15世纪以后，宋加洛青瓷逐渐成为泰国最重要的外销产品之一。东南亚海域发现的大量沉船中均或多或少地装载有宋加洛青瓷，包括泰国的科西昌二号沉船（Ko Si ChangII）、科西昌三号沉船（Ko Si ChangⅢ）、科拉姆岛沉船（Ko Khram）、罗勇府普拉赛沉船（Prasae，Rayong）、苏梅沉船（Samui）以及芭堤雅沉船（Pattaya）；马来西亚海域的图里昂沉船（Turiang）、南洋号沉船（Nanyang）、龙泉沉船（Longquan）、皇家南海沉船（Royal Nanhai）；印度尼西亚的马拉内沉船（Maranei/Bakau）、巴拉那堪沉船（Belanakan）；菲律宾的潘达南沉船（Pandanan）、圣克鲁斯沉船（Santa Cruz）；以及越南的富国岛二号沉船（Phu Quoc II）。其中，出水宋加洛青瓷数目以万计的占绝大多数。例如，皇家南海沉船即出水了15596件宋加洛青瓷，规模惊人，远超泰国境内任何同一时期的遗址，可视为其生产目的以外销为主导的直接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制品整体数量仍处于低谷，青瓷已被青花瓷取代。另外，宋加洛青瓷的流通范围可能已通过马来半岛—印度洋—阿拉伯湾的航路突破至更远的地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斯海玛的博物馆中，即收藏有于当地海域发现的宋加洛青瓷标本，说明宋加洛青瓷已通过印度洋贸易系统进一步西传。

海外出土宋加洛青瓷在质量与品类上的表现，往往也优于泰国本土出土资料，表明宋加洛窑场在生产外销器物时投入更高的技术与资源。以菲律宾群岛为例，该地作为宋加洛青瓷的重要海外市场，在广泛出土有相当数量之标本的同时，常与高等级外来陶瓷并行出现，其社会价值远非一般日用品可比，且具有彰显身份的象征意义，如卡拉塔甘（Calatagan）遗址与圣安娜（Santa Ana）墓葬遗址中，宋加洛产品常与中国青瓷及越南陶瓷共同出土，显示其已深入当地社会生活结构，这些器物多属所有者生前使用的实用或仪式性器皿，在使用价值之外具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意义。维萨亚斯群岛（Visayan Islands）地区的资料亦呈现相似情况。1967年，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村墓葬中发现有与价值较高的外来珠饰、铁器同出的宋加洛青瓷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Mindanao）的墓葬群更因长期参与区域贸易而出土大量外来陶瓷，其中包括武端（Butuan）墓葬区所发现的宋加洛青釉瓷塑，进一步反映宋加洛青瓷在当时菲律宾群岛的广泛流通性与高地位的属性。波多格尼拉（Puerto Galera）等地亦出土数量可观的宋加洛产品。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考古证据，在质量与器物多样性方面甚至更为突出。其一，宋加洛青瓷在这一区域出土数量庞大的同时，分布极为广泛，覆盖苏拉威西南部、东南部及中部地区，苏门答腊中部、东部与北部，加里曼丹西南与东南部，巴厘岛南部与中部，以及弗洛勒斯岛东西两侧、松巴岛、龙目岛、帝汶岛等区域。其二，所见器物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致常已超越泰国本土，例如其中一类造型特殊而美观度极高的瓶器，其瓶身中央有鱼形纹饰，为典型的素可泰匠人作品，罕见于泰国境内。另外，一批素可泰风格的狮像建筑装饰与小型佛塔也几乎仅见于印尼群岛，其精美程度之高示意窑场可能针对海外市场应用了更高的生产技术而制作了外观更加复杂的产品。

综上可知，宋加洛青瓷自兴起之初即具有明确的外销导向，试图通过外输陶瓷制品在贸易中攫取更多的利益。至于其仿烧动因，即为何以龙泉青瓷为模仿对象，同样也与当时的贸易背景与市场定位相关。

14世纪晚期，正值明初海禁政策施行与朝贡体系构建、加强之际。当时，龙泉青瓷虽仍然作为中国外销陶瓷的主流持续输出，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陶瓷制品在东南亚市场的供应量相比前期有所下降。宋加洛青瓷恰于此时脱胎于茶凉式产品，模仿着龙泉青瓷的外观状貌烧制成功并大量投入市场，从时间上佐证了其仿烧动因与龙泉窑的贸易波动相关。同时，其流通范围也尤其集中于泰国、马来半岛、印尼与菲律宾等因龙泉青瓷需求不减而供应下降的区域。与之形成显著对比的是，宋加洛青瓷在琉球群岛、日本本岛等当时仍然能够大量获得龙泉青瓷的市场中则遭受了明显的冷遇。琉球群岛出土例仅一件，于首里城二阶殿中被发现，按整体发掘情况，埋藏年代应在15世纪中期之前。日本本岛的发现集中于北九州地区，即博多遗址群发现的双耳罐（图14）与小仓城发现的青瓷盘各一。另外，吐噶喇群岛恶石岛保管有一件传世的双耳罐。即便将视野放宽至宋加洛铁绘瓷等品类，虽然其出土量相对较大，且器类更为丰富，但出土数量也在100件上下，仅今冲绳今归仁城、涌田古窑址曾集中性地发现相关标本。更为常见的泰国产品是一类黑釉四系罐，如首里城京之内SK01即出土了55个标本，相当的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极有可能是作为容器输入，或与《历代宝案》中所载阿瑜陀耶王朝赠予琉球王国的礼物“香花酒”有关。以琉球群岛为例，14世纪中叶尤其是明朝贡体系建立后，其依托联结东亚、东南亚的中继贸易网络“欲贸中国之货以专外夷之利”，以极小的陆地面积迎来了超体量的中国陶瓷贸易，其中又以龙泉青瓷为大宗。《明史》中即有记载，永乐二年（1404），琉球山南国使者在违反禁令的情况下，仍前往处州购买瓷器，以反映当地对龙泉青瓷之渴求。琉球官方外交文书《历代宝案》又留存有大量琉球王国与暹罗、爪哇、满剌加等国的往来记录，其中屡见“大青盘二十个”“小青盘四百个”“青瓷碗两千个”等固定数量的馈赠条目。结合目前琉球群岛的考古出土实际来看，当地遗存的各类大小青瓷盘、碗，其产地均指向龙泉窑，尚无其他窑口产品可与之对应。可见，当地的用瓷需求，尤其是青瓷一项可能已由以龙泉窑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所满足，对于泰国陶瓷的接收有限。是以，宋加洛青瓷生产与流通的核心目的，不难总结为，在当时龙泉青瓷主导的贸易体系内，作为区域性次级供应商和市场补充者，抓住了龙泉青瓷供给不足留下的市场空隙，通过成功的仿制和有选择的本土化，在东南亚地区取得商业成功。

另外，宋加洛青瓷外销能够取得如此规模，除了强劲的海外需求与合理的市场定位外，与阿瑜陀耶王朝的政治控制也密切相关。1438年，素可泰王朝因国王昙摩罗阇四世去世而完全纳入阿瑜陀耶统治，阿瑜陀耶国王波隆摩罗阇二世派遣其子镇守彭世洛，使宋加洛窑场所属地区正式成为阿瑜陀耶的核心领土。同时，阿瑜陀耶政权不仅控制了窑场本身，也打通了暹罗往来马来半岛与印度洋航线的交通要道，包括泰国湾沿岸的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博他仑（Phatthalung）、猜也（Chaiya）、春蓬（Chumpon）、宋卡（Songkhla）、北大年（Pattani）等港口城市。宋加洛青瓷正是依托这一套整合了内河航运、陆路交通与海港通达性的国家物流网络，得以顺利输往东南亚群岛乃至印度洋世界。

图14 博多遗址群出土泰国陶瓷标本

结论

宋加洛青瓷对龙泉青瓷的模仿，实际上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契机，依托地方政权构建的稳定环境与区域贸易需求而开展的一次成功的外向型手工业生产实践。它的流通、消费情境，体现出了明确的外销导向与次级替代的特征，鲜活地复现了宋加洛窑工对跨区域贸易网络的产业策略。其中，也不难发现一个不言自明的倾向——在青花瓷兴起并遍行天下之前，若某一海外地区能稳定获取龙泉青瓷，尤其是高品质的产品，则其本地仿烧龙泉青瓷的意愿便相对较弱，也鲜少购纳他处制作的仿龙泉青瓷产品。即便一个地区能够生产相近风格的产品，各地上层阶级，在生活、祭祀空间中仍然更愿意使用龙泉青瓷。龙泉青瓷在新航路开辟之前在陶瓷贸易中曾获有绝对的推崇，其强势输出与相应而生的仿制产品，曾一同对外传递着相似的文化基因，以致一时之间“天下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