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我才敢说：越南是我去过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最被低估的

2026年的东南亚旅游版图中，越南始终呈现出一种充满反差的生命力。

漫步在胡志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密集的欧美游客与韩国旅行者，法式粉红教堂、红砖古建与百年邮局静静矗立，诉说着长达六十九年的殖民历史余温。街巷间的咖啡馆密度极高，当地人习惯用甜腻的炼乳调配浓郁的咖啡，佐以烤得焦脆的法棍。

在这个曾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地域，如今却满是带有音调符号的拼音文字，传统汉字早已在文化断层中隐退。与法式浪漫形成剧烈冲突的，是街道上缺乏红绿灯调度的摩托车大军，以及为了节省地税而建得极其狭长的奇特民居。

其实，关于越南潜力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对其经济腾飞与社会全貌抱有极高的期待与想象。

走进这片热土，最直观的冲击往往来自于物质与预期的巨大落差。有考察者在东南亚转了一圈，在越南停留比较久，见了不少在越南做企业的老板，有中国出海的，也有越南本地知识分子，跟他们交流了很多。

越南这两年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热门目的地，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吸引了大量外资，本国经济确实一片欣欣向荣。很多人甚至认为越南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东亚四小龙，或是像中国这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体，所谓越南的三十年国运就要来了。

越南目前人均GDP在4000到5000美元左右，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是北边的河内、南边的胡志明，一北一南。

这两个城市的人均GDP分别在7000到8000美元左右，差不多和中国东北或者西部地区的普通地级市水平相当，比如辽宁铁岭、甘肃天水，就是这个水平的人均GDP。

第一站到的是胡志明，之后去的河内，从城市硬件景观的感受来看，确实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但让人意外的是，越南这两大城市的物价水平并不低。虽然去的大多是游客区域，但跟本地人交流下来，不管是房价、房租还是日常开销，整体感觉胡志明的物价绝对不比杭州便宜，考察者同行甚至有朋友觉得不比上海便宜。

考虑到主要在游客区活动，这个判断已经比较谨慎了，至少胡志明不比杭州便宜。

考虑到物价这一层，现在用中国的名义GDP跟越南的名义GDP做比较，还算比较合理，不会出现比较中美名义GDP时，因为实际购买力差异导致穷国GDP虚低的倾向，也就是汇率平价的问题。如果用铁岭的名义GDP跟胡志明比，胡志明的GDP甚至还有些虚高。

其实很多不发达的经济体里，物价高本身就是经济不好的体现，这是宏观经济里比较常见的现象。

原理就在于，一个国家生产能力不足、产能不足的时候，大部分产品供小于求，这种情况下经济治理要面对的通胀风险，远高于通缩风险。

等到一个国家产能建设起来，路修好了、基建完善了、工厂生产线都充足了，宏观经济治理的风险就变成了产能利用率不足的风险，不是产能不足的问题，更多是工厂有生产能力，但接不到订单、开不了工。这时候凯恩斯的那套需求拉动型政策思路才能派上用场。

中国经济也经历过从产能不足到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历史变化过程。80后、90后这批人进入社会之后，基本面对的都是通缩型经济衰退，通胀型衰退基本都发生在2000年之前。

在越南现在反倒能切身感受到，宏观经济理论绝对不只是教科书上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的通胀型经济体，在这里是活生生的存在。回看这起关于物价与发展阶段的落差现象，更能让人理解为什么越南在许多游客眼中，呈现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截然不同的复杂面貌。

剥开经济数据的表层，决定这种社会运转模式的，往往是更深层的文化基因。宏观上的低储蓄率只是结果，背后的文化和民族性格才是真正的原因。

在越南待了这段时间，整体感觉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越南人本质上是披了层儒家文化外衣的东南亚人，而非很多没去过越南的中国人以为的，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和中国民族性格非常接近的群体，这种区别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区别。

作为游客去越南转一圈，确实会觉得这个地方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尤其是在河内，很多古代留下的景点，都能看到中文写的对联和牌匾。但真正深入了解越南本地人就会发现，他们相比中国人非常松弛，这种松弛感就是理解越南人性格的关键。

访谈过的大部分中资出海企业老板，几乎都提到一个问题：越南人不加班，非常普遍。而且越南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很强，很多老板招人时都会非常慎重，因为开除一个人的代价很高，如果闹到劳动仲裁，一般都会支持劳动者，而且会支持比较高的赔偿诉求。

整体上越南劳动者的尊严程度远比中国劳工高，即使是蓝领，如果不尊重他，他完全可能甩手不干。有个老板提到，之前因为对包车司机态度不好，结果司机直接开车走人，活也不干了。

考察同行的朋友在越南机场，也因为一些程序性事件被工作人员怼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作人员和乘客发生矛盾后不客气的程度，这种情况在中国就算是北方的服务业，都不可能出现。

整体来说，越南人在松弛感、平等意识、服从性程度上，不管是企业访谈还是个人感受，都和儒法伦理栽培出来的中国人有本质区别。

如果把原版东南亚人和原版中国人作为松弛感连续统的两极，越南人的性格一定是在中点偏东南亚的一侧，而亚洲四小龙肯定在中点非常靠近中国的一侧，这是本质区别。这种偏向东南亚的松弛感不仅体现在日常的随性与平视上，更深刻影响着当地的职场生态与家庭结构。

许多人回国后才敢说，在越南做企业面临的社会规则挑战，往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出海企业老板提到最多的问题是劳动者权益，提到第二多的，就是普遍认为女员工比男员工的工作能力强得多。

很多老板说，在越南踩过最大的坑，就是刚来的时候居然雇了男员工，现在招人的第一原则就是不招男的。越南历史上确实有“二征文化”的传统，历史上有一对姓征的姐妹，领导越南人民起义，反对东汉的统治。

现在越南还有很多高规格的二征夫人纪念活动，每个重要城市都有二征夫人街，甚至本地手游、漫画里，二征夫人也经常以高燃的国风超级英雄形象出现。这些历史文化层面的事，对现实的男女关系有多大真实影响不好说，但在越南确实能看到男女关系和中国不太一样。

女性工作能力强、在职场广受欢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越南人普遍说，在越南结婚不需要买房，有钱没钱结婚租房住，观念上大家都觉得完全没问题。虽然不用买房，越南目前的结婚率、生育率还是很低。

这个现象反倒证明，高房价未必是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原因，甚至经济发展也不是生育率低的原因。越南的人均GDP几乎还停留在中国乡镇县城的水平，但生育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

有观察者感觉，现代化尤其是自由主义的生活观念，才是生育率下降的核心原因，尤其是视觉类社交媒体对这类观念的传播，效果非常强。当这种自由主义的观念与本土缺乏技术沉淀的产业现状相碰撞时，越南经济的深层隐患便逐渐显露。

对比其他实现产业升级的东南亚国家，这片土地的增长路径有着明显的偏科现象。越南经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中国和亚洲四小龙都要低，而且外资贡献了大量投资，扣除外资影响后，本国储蓄对投资的贡献更低。

这背后其实就和刚才说的越南民族性有关，基底是东南亚式的松弛，不是中国的内卷文化。第二个经济特点，对判断越南长期经济走势更关键，就是越南长期的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越南1986年越共六大就确立了革新开放的政治路线，基本是对标中国的改革开放，早期政策也非常像，都是从苏式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包括包产到户、国企改革等内容。

从1986年到2024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越南实际GDP增长率的算数平均值是6.4%，同期中国大概是9%。虽然看起来每年只差两到三个百分点，但累积四十年下来，GDP绝对值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

亚洲四小龙当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实际GDP增长率也都超过8%。这种差距主要来自于技术研发对GDP的贡献差异。

经济学上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衡量广义的技术进步对GDP的影响，广义技术进步既包括技术本身，也包含管理效率、组织技术、制度红利等。

目前大部分研究表明，越南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大概在20%到25%左右，折算到GDP增长率里，大概贡献了1.5个百分点。

反观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和四小龙，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基本在40%以上，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能达到3到4个百分点。看到的每年3%左右的增长差距，最重要的来源就在这里。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越南八十年代就开始引入外资，尤其是韩国资本，到今天韩国资本都是在越南影响力最大的外资，河内还有专门的韩国城，能吃到很多正宗的韩式烤肉。

从引入外资的时间点来看，越南和中国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但越南引入外资基本就是单纯的资本引入，并没有学到外资的技术，也没有同步培养本土的配套供应链企业。

到今天为止，越南的外资企业基本还停留在中国八十年代“两头在外”的状态：原材料直接进口，在越南组装好之后再直接出口。

稍微有些技术含量的产业，80%以上的核心原材料和零部件都是直接从外国进口的，本土企业充其量就是提供一些包装材料、服务、能源类的供应。越南本土在产业链里的核心贡献，就是廉价劳动力和组装环节。

由于长期停留在组装环节，当地曾试图通过扶持本土巨头来破局。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模式能让其迅速跃升成为最被低估的新兴力量，但现实是，缺乏核心技术支撑的企业往往难以在全球市场真正立足。

这种背景下，熟悉越南经济的人可能都知道，越南现在想借鉴韩国的财阀模式，想通过扶持本土大型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叫win group的集团，目前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越南版三星的企业。

考察者在越南的时候，大街上随处能见到他们做的电动车品牌叫win fast，这个集团还涉及地产、基建等其他领域，是越南本土非常综合的大型企业集团。结合对越南经济核心问题的分析，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民营龙头企业能不能真心实意砸钱做研发。

目前这些企业研发投入的具体信息比较缺乏，不过不披露信息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现在能看到的公开信息，主要还是越南政府层面的鼓励措施。

就公开内容来说，越南政府目前的政策，和韩国当年扶持财阀时期的政策相比，不管是细致程度、强制力度还是保障力度，都差得非常远。越南政府目前出台的最主要政策就是研发税收优惠，这类政策在中国都属于最基础最常见的研发激励政策。

韩国当初搞财阀的时候，有一系列非常完整的执行措施：包括银行贷款、金融体系的支持，银行贷款直接和研发、出口创汇指标挂钩，要求企业出口创汇，直接把企业引向国际化竞争，生存环境倒逼企业做研发投入。

而且韩国当年还有定期的研发投入审查机制，核查企业是不是真的投了、投到哪了，还有强制的研发投入比例规定，要求企业每年收入的固定比例要用于研发。政府甚至会和财阀一起讨论、规划未来的技术路线，这点和日本战后经济崛起时期通产省的产业政策也是类似的。

但现在越南这方面，就算是公开政策层面，这些细节治理的文件都很少，基本看不到。越南似乎每次想学习先进经验，都有学不完整、学不深的问题。

八十年代就开始学中国搞市场化改革、引进外资，但最关键的技术和供应链配套建设环节没学到。现在想学韩国的财阀模式，但保证大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保障机制，看起来也还是没学到。

而且很多时候，政策路线甚至政策细节可以学，政策执行却很难学。字面上能抄出来一个方案，执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最基础的，越南现在也搞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就是研发投入可以多抵税。但这个政策想有效实施，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大量有经验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做外包工作，帮企业做税务扣除申请。

因为研发支出的标准本身就很模糊，申请流程也很繁琐。如果没有这些外包中介，很多中小企业的财务人员根本不具备申请的能力。

随着政策落地，还需要培养足够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这类专业中介负责沟通执行，这也是个系统性工程。审核企业的研发情况，甚至和企业一起制定未来的研发方向，就更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有极强的能力了。

推动民营企业做研发，从政策出台到真正落地，是件多么复杂困难的事情。这些系统性的执行瓶颈，最终汇聚成了这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独特羁绊。

无论宏观经济指标与产业瓶颈如何骨感，实地感受到的越南依然充满了难以被数据量化的社会张力。大量制造业工厂的转移，为当地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就业和相对丰厚的收入，使得这片土地依然涌动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

这里的街道或许拥挤杂乱，物价相对高昂且基建滞后得让人头疼，但那种偏向原生态的松弛感与相对自由开放的空气，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真实底色。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去审视这个邻国，它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安静而执拗地走在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上。

这正是我回国后才敢断言的理由——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廉价的海鲜与法式风情，更在于那份野蛮生长与真实生活交织出的蓬勃生机，让它无愧于被称作最被低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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