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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2002年12月20日，台北，寒冬。

一辆警车停在某处，车门打开，走出来的是一个64岁的老人。

他曾经登上《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身家折算超过数十亿新台币，坐拥45间电子工厂，一手把台湾电子业从日本阴影下拉出来。

现在，他被管收了。

理由只有一个：欠税，拒不缴纳。

从富豪到阶下囚，这条路他走了不到十年。

而他走完这条路之前，还亲眼目送了一个29岁的女人从上海的高楼跳下去。

这个人叫黄任中。

台湾人叫他"黄大炮"，叫他"风流大亨"，也叫他"欠税传奇"。

他的故事，远比任何狗血剧都精彩。

太子命，流亡路，在美国打架被退学

黄任中这辈子，起点不算低。

1940年1月28日，他生在重庆。

那是抗战最烈的年头，整个国民政府都缩在重庆喘气。

他的父亲黄少谷，是国民党内响当当的元老级人物——做过立法院长，主管过"行政院"，跟蒋介石走得极近。

太子命，天生就不一样。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黄家跟着渡海。

黄任中那年九岁，随父亲落脚台北，开始了他的"流亡少爷"生涯。

整个1950年代，台北的街头还带着流亡者的气息，老兵、达官、商人、文人，从大陆各省赶来，挤在这座岛屿上重新定义自己。

黄家虽然显贵，但身处这种集体流亡的大背景里，那份显贵本身也带着几分脆弱——政治风向一旦变，再高的地位也会跟着垮。

黄少谷大概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把儿子往教育上使劲推，希望黄任中能靠实力在这个新土台湾站稳脚跟，而不是单靠老父亲的名头混日子。

1954年，黄任中进了台北建国中学。

这是台湾最顶尖的男校之一，进去的孩子要么家世显赫，要么成绩拔尖，黄任中两样都占。

建中的氛围是竞争的，是要强的，大部分学生都在拼命往上爬。

黄任中坐在这个环境里，接受了足够好的训练，但也在那个过程里逐渐确认了一件事：他不是一个能被规矩驯化的人。

中学毕业，他跑去美国留学。

父亲的意思，是去念个好大学，镀层金回来接班或从政。

黄任中确实进了普渡大学，念的是机械工程，听起来像是走正路的样子。

普渡是美国工科重镇，出过一批又一批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校风务实，管理严格。

然后他在学校打架，被退学了。

没有什么狗血的具体细节流传下来，只知道打了架，退学了。

一个国民党元老的儿子，在美国大学里因为打架丢了学籍——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黄任中从来不是循规蹈矩那种人。

规矩对他，顶多是个参考，不是约束。

退学之后，他没有灰溜溜回台湾。

他转进了宾夕法尼亚军事大学，读数学系。

这所学校后来改名叫威德纳大学，以其法律学院闻名。

军事学校的校风讲究纪律和服从，每天有操练，有规范，学生被打磨成整齐的样子。

黄任中在这里读完了数学，可奇怪的是，他最终带走的，是数学的逻辑训练，而不是军事学校要灌输的那套服从意识。

纪律，始终没在他身上扎根。

军校毕业，他又杀进纽约大学数学研究所，已经是博士候选人的水平。

数学读到这个层次，抽象思维、模型推演、对数字的直觉，都已经磨得相当精利。

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成为一个数学教授，在美国某所大学里安安静静地研究方程式。

但没有。

钱不够用。

读到一半，经济压力压下来，他中断学业，开始工作。

学费、生活费、各种开销，父亲的支持始终有限，黄任中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先挣钱，论文可以以后再说。

实际上这个"以后"，就是永远没有了。

1971年，他回到台湾。

带回来的不是学位，是一脑子对美国电子工业的了解，和一个普通人根本看不见的机会窗口——美国橡树公司（OAK）正准备在台湾设厂，需要一个懂技术、又懂本地规则的人帮它在台湾打开局面。

黄任中就是那个人。

他从一间电视零件维修小店起步。

那年代台湾的电子零件，大多数还要从日本进口，成本高，议价权在人家手里。

自己生产的东西，质量和技术又上不去，长期处于一种被卡脖子的状态。

黄任中摸到的那条路，就是帮台湾的电子业找到摆脱日本依赖的出口，用美国的技术路线打开一个新方向。

这是他商业生涯真正的起点。

不显眼，不风光，但扎实。

从这里，他开始发力。

45间工厂、《福布斯》富豪榜，和那56亿新台币

黄任中真正腾飞，是在1980年代。

1980年，他出任美国橡树公司太平洋区域副总裁。

这个职位给了他一张跑遍亚太地区的通行证，让他在台湾、日本、东南亚之间来回穿梭，一边管理各地分公司业务，一边织出了一张覆盖范围极广的商业关系网。

有关系，才有生意。

在台湾商界，这是比资本更值钱的东西，黄任中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1983年，橡树公司台湾分公司直接杀进台湾企业500强前列。

这个成绩，背后少不了黄任中在本地市场的全力撬动。

他不只是管理者，不只是照着总部指令执行命令的人，他是那个能帮外资公司把门打开、把关系理顺、把机会抓住的本地操盘手。

1984年底，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只是普通家族交易的动作——以每股17.5元新台币的价格，从姐夫、远东航空创办人胡侗清手中，购入了2500万股远东航空的股票。

注意这个价格：每股17.5元。

2500万股，总计4亿多新台币出头。

对当时的黄任中来说，这是一笔需要调动资源才能拿出来的钱，但他出手了，而且出手得很干净。

没有人知道他当时有没有算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是他这辈子押对的最大一注。

1985年，他成立皇龙投资公司，正式把业务扩张到金融、股票和房地产三条线。

实业在跑，资本也在跑，两条腿同时走路，彼此补充。

同年，他名下的电子工厂已经达到45间，分布在台湾各地，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规模。

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股市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冲。

加权指数从1985年的600多点，到1990年最高突破12000点，整整涨了将近20倍。

那个年代，台湾社会上下都在炒股，的士司机在谈股票，菜市场的摊贩在谈股票，连修鞋的老师傅都在谈股票。

黄任中本来就有数学底子，又有信息优势和资金实力，在这场全民狂欢里，他的动作比一般人快，也比一般人准。

他赚的不是慢工细活的实业利润，是嗅出机会、快进快出的投机红利。

到了1995年，故事迎来了真正的高潮。

他把当年以每股17.5元买入的2500万股远东航空股票，以每股225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AIG和中华开发。

从17.5元到225元。

涨了将近13倍。

2500万股，每股净赚207.5元，合计净赚约56亿新台币。

56亿，不是虚的数字，不是账面上的浮盈，是真金白银从账户里打出去、再打回来的56亿。

换算成当时的购买力，这是一个普通台湾上班族不吃不喝大概要工作几千年才能攒到的数字。

这一年，他登上了《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第214位。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外界看到的，是黄任中走上了人生巅峰。

风光、气派、叼着雪茄的大亨形象，和他名下的厂房、股票、资产放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台湾商业神话里最典型的一个样本。

但他自己知道，这个巅峰背后，有一个正在慢慢收紧的套。

1996年，父亲黄少谷去世。

父亲在的时候，黄任中身上或多或少还带着"元老之子"的政治庇荫。

父亲走了，那层隐形的保护也跟着消失了。

同年，他把所有生产事业的产权全部出售，宣布解散皇龙投资公司，将公司资产分配给七名股东。

出售资产、解散公司，把资金分散给多个股东——看上去，这是一套完整的、符合程序的商业安排。

台湾国税局后来认定，这套操作，是在合法外衣下包裹的恶意避税。

这颗雷，已经埋下了。

倒计时开始了，黄任中当时不知道，或者知道，但仍然选择了强硬到底。

29岁的陈宝莲，从上海17楼坠落

在商场里叼着雪茄往上冲的黄任中，私生活从来不是秘密。

他从不刻意遮掩自己的感情状态，甚至可以说，他把这件事当成某种身份的标志来公开经营。

身边随行的女性，不管对外叫"女弟子"还是"干女儿"，从来不少。

台湾娱乐媒体那些年追着他跑，不只是因为他有钱，更是因为他提供了足够多的谈资和话题。

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八卦杂志、娱乐版面，日子是靠这些人撑起来的。

黄任中不拒绝镜头，不惧怕曝光，偶尔还会主动投放信息，维持某种"台湾最风流大亨"的公众形象。

关于他私生活的各种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极广。

有说他"情妇上百"的，有说他花巨资长期包养女伴的，还有各种具体到令人咋舌的细节描述。

但这些内容，大多数来自自媒体的二次创作和民间流传，缺少权威媒体的一手报道加以佐证，里面的具体数字究竟有几分真实，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但有一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死亡记录，跑不掉。

2002年7月31日，香港女星陈宝莲在上海跳楼，年仅29岁。

陈宝莲是谁？1990年代的香港影坛，她是一张极具辨识度的脸——大眼睛，有点婴儿肥，笑起来像个孩子。

她演过不少三级电影，也有过几部认真的文艺作品。

她出道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争议，她的名气，从第一天开始就和"争议"两个字绑在一起，分不开。

香港娱乐圈对她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

媒体喜欢她，因为她提供话题，她不设防，她的生活本身就像一部随时在播出的连续剧。

但这种喜欢里，也掺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轻视——对三级片女演员，主流评价体系从来不会真正认真对待。

她在这个行业里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稳固的落脚点。

据部分媒体报道，两人相识于1990年代初，有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感情纠葛。

但这段关系的具体性质、真实走向，各方记载至今无法形成统一的版本，黄任中本人在公开场合从未就此作过完整、正面的陈述。

关于他们之间的故事，流传最广的版本，充满了激情、控制、被抛弃、报复、绝望，每一个环节都是戏剧性的高点。

但这些版本，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被反复加工过的民间叙事，没有人知道。

能确认的是：陈宝莲晚年状态极差。

感情上的创伤没有修复，演艺事业走在下坡路上，身体状况也不好，多重压力叠加，把一个人的精气神慢慢耗尽。

2002年7月31日，她从上海虹桥一处公寓的高楼跳下。

那天是什么天气，她跳下去之前做了什么、想了什么，现在已经无从知晓。

29岁。

就这样结束了。

死讯传出之后，香港和台湾的媒体都炸了。

标题一个比一个重，版面一个比一个大。

她死了，但关于她的讨论，反而比她活着的时候更猛烈——围绕她的死，各种解读、各种追责，在那一两年里反复发酵，把她和黄任中的关系重新打包，作为谈资投入公共舆论里流通。

她去世的时候，黄任中的税务危机已经开始发酵。

两条新闻在2002年前后的媒体上交替出现，形成了某种残忍的对照：一个是29岁女星的坠落，一个是64岁老人正在展开的困兽之斗。

陈宝莲的死，让黄任中的名字再度密集出现在台湾和香港的娱乐版面。

但这一次，和财富无关，和股票无关，和他精心维系的那个"风流大亨"标签无关。

这一次，是另一种代价。

是一种不管他承不承认、躲不躲得开，都必须背上的代价。

她的墓地在香港，没有豪华陵园，没有隆重的告别。

她的身后事，简单到了接近潦草。

而黄任中，在此后的两年里，还要独自面对他人生里最后、也最难熬的那道关卡。

查封古董全是赝品，管收室里熬过最后的冬天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打过来，黄任中的资产跟着缩水。

1997年7月，泰铢崩盘，危机从泰国蔓延，席卷东南亚，最后打到台湾、香港。

台湾股市在那一年大幅震荡，地产市场也随之冷却。

很多在牛市里借钱加杠杆的投资人，在这一轮里被套住，割肉出局，损失惨重。

但他到了2000年代初，财务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这一点在后续的税务争议里得到了间接印证——一个手握充裕现金的人，不会在欠税问题上死撑到被管收。

麻烦从2002年正式爆发。

台北市国税局盯上了他，盯的是1995年那笔漂亮的远航股票交易，和1996年解散皇龙投资公司的那套操作。

国税局的核心认定是：黄任中将公司资产分配给七名股东、解散皇龙、把钱化整为零的整套操作，名义上合法，实质上是故意规避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恶意安排。

按照"实质课税原则"，不管法律形式怎么包装，只要经济实质上构成他的所得，就必须依法课税。

所欠税款加上罚款和利息，数字非常大。

各媒体给出的版本差异惊人：有说14亿新台币的，有说19.4亿的，有说26.6亿的，也有说高达35亿的。

这些数字到底哪个准确，至今没有权威的官方文件在公开场合说清楚过。

但不管哪个版本，都是一个让任何人头皮发麻的数字。

黄任中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强硬到底，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他公开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也反复被人批评："避税是人民的权利。"

这句话，在台湾社会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支持他的人说，他在行使公民权利，依法律规划财务，本身无罪，税务机关的认定属于后来追溯、改变规则。

反对他的人说，他就是在赖账，拿着"人民权利"当挡箭牌，不缴就是不缴，理由再堂皇也是逃税。

双方谁都没说服谁。

黄任中也没打算被说服。

双方就这样耗着，黄任中不认、不缴，国税局追、催、警告，来回拉锯，直到2002年底，进入了真正的决战阶段。

2002年11月15日，法务部来了。

执行人员上门查封他的古董字画，准备通过拍卖变现，用来抵偿税款。

这是正常的税务执行程序，查封财产、变现，是国税局在债务人拒不缴税时能动用的正式手段之一。

结果，查封完之后，鉴定人员当场傻眼。

大部分所谓古董，鉴定下来全是赝品。

这件事让"黄任中"三个字又上了一轮新闻头版。

媒体的标题写得很难听，大意无非是：这个人不仅欠钱不还，连家里的字画都是假的，摆明了就是提前把真东西藏起来或者转移出去，留一堆赝品骗税务部门。

"脱产"的帽子，就这样扣上去了，摘不掉。

"脱产懦夫"——这个标签，从那天开始印在他身上，任由媒体和舆论来来回回地用。

2002年12月20日，他被正式拘提管收。

管收，是台湾税务法规下对欠税拒不缴纳者采取的强制手段，类似于对民事债务人的拘留，但专门针对税务案件。

被管收的人，关在专门的管收所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不能离开，不能正常生活，直到缴清税款，或者满足法定的最长管收期限为止。

从《福布斯》富豪榜第214位，到管收所，黄任中用了整整七年。

七年前，他叼着雪茄，站在台湾商界的高处，俯瞰股市。

七年后，他被押进管收所，开始了最后一段时光。

进了管收所，身体首先扛不住。

2003年1月，管收期间，他因为心脏病发作，被送往板桥亚东医院戒护就医。

戒护就医，不是自由地去医院挂号看病，是在警员全程监控下、以羁押状态接受治疗。

连躺在病床上打点滴，也是被看管着的。

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在那段时间公开质疑他可能有吸毒问题，引发了又一轮舆论争议。

黄任中方面否认，陈定南方面也没有进一步举证。

这场口水战，最终不了了之，但加速了外界对黄任中健康状况的关注，也让他的处境显得更加孤立。

有一点是清楚的：他的身体，在管收期间急剧恶化。

不只是心脏，是整个人的状态，都在那段时间里快速垮下去。

2003年3月19日，管收期满，他出来了。

出来的这个人，和进去的那个人，已经不是同一副模样。

头发白了，人瘦了，气势也收进去了。

那个曾经在镜头前强硬宣称"避税是人民的权利"的黄任中，在那个冬天里被消耗掉了太多。

出来之后，税务官司还在继续，国税局和他之间的拉锯还没有结束。

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打下去了。

心脏的问题没有根治，身体在管收期间积累的损耗没有恢复，时间开始加速流逝。

2004年2月10日，黄任中病逝，享年64岁。

他没能活到这场税务官司有一个最终的、白纸黑字的结论的那一天。

后续发生的事，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意味。

据台媒的后续报道，2009年，法务部就当年的管收案向黄任中遗族正式表示歉意，认定当初那笔1995年的股票交易本身属于合法操作，管收程序存在问题。

道歉，在他死后五年送到。

但道歉归道歉，税款的问题没有因此一笔勾销。

他的儿子黄若谷，继续在这场没有终点的官司里扛着后续的责任，继续面对那个来自父亲的、巨大的税务遗产。

各媒体披露的欠税总额，从14亿到35亿新台币不等，说法至今仍有出入，以台湾财政部官方文件为准，民间传闻中的数字不可全信。

但那个数字，不管是哪个，都压在一家人的肩上，重到无法假装它不存在。

结语

黄任中的故事，有几条线同时在跑，但归根到底，只剩下两个数字：

56亿，和29。

56亿，是他1995年那笔交易净赚的数字，是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是他第214位登上富豪榜那一年的底气。

29，是陈宝莲去世时的年龄，是一个再也无法为自己开口解释的数字。

前者是他亲手拿到的，后者是他再也解释不清楚的。

他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出走美国，打架被退学，辗转回台，从一间零件维修小店开始做起，做到45间工厂、《福布斯》富豪榜。

他的前半生，是台湾经济腾飞时代最典型的那种商业崛起叙事——有眼光，敢押注，不循规蹈矩，但确实创造了成果，推动了产业，也在那个时代留下了具体的痕迹。

他的后半生，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资产缩水，古董变赝品，管收室里熬冬天，心脏在戒护病房里乱跳。

曾经说"避税是人民的权利"的那个人，死在了这场官司还没有最终结论的时候。

法务部的道歉，在他死后五年才姗姗来迟。

台湾人记住他，有人记他的"风流"，有人记他的"欠税"，有人记他和陈宝莲之间那段说不清楚的往事，有人记他那句"避税是人民的权利"，也有人记的是他在1971年那个小小维修店里起步时的那股拼劲。

但他真正留下来的，其实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在台湾经济腾飞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又会在哪里倒下？

黄任中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他的那个版本的答案。

不是最好看的答案，不是最清白的答案，但绝对是最热闹、最烈、最难被遗忘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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