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俄罗斯，赫鲁晓夫仍是一个很难用一句话说清的人物。 民间和学界对他的态度常被形容为“又香又臭”：有人记得他给社会松绑、改善民生，也有人把苏联后来的许多困局追溯到他的执政年代。

在各种对他的检讨里，有一种说法流传颇广，认为赫鲁晓夫一手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让苏联失去了最重要的东方盟友，这正是苏联日后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理解这种评价从何而来，就得回到中苏两国从亲密走向决裂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两国之间的热络程度，几乎可以用热恋中的情侣来形容。 对外，苏联帮助中国争取有利的外交环境；对内，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派遣大批专家，给予了大量援助。

这样一种让美国沉默、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羡慕的关系，却只维持了不到十年。 进入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不仅召回了在华苏联专家，还在中苏边境大量屯兵，成了当时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一、历史评价埋下分歧种子

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大会议程结束后，赫鲁晓夫又把代表们召集回来，在深夜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这份报告用了很大篇幅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在苏联国内外引起震动。

公允地看，赫鲁晓夫的作为并不只有这份“秘密报告”。 在政治上，他为上百万人平反，削弱了不正常的集权；在农业上，他废除了国家低价向农民征购粮食的制度，改为提高收购价格，取消国营拖拉机站，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并大规模开垦荒地；在工业上，他调整了斯大林时期过分偏重重工业的方针，着手改善国民生活，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

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方式过于激烈。 中国方面并不赞同这种做法。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作出回应。 文章一方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照顾了苏联新领导人的面子；另一方面又反对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强调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文章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他，对他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正是在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个问题上，中苏两党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原本牢固的关系有了第一道裂痕，后来两党的论战也由此埋下伏笔。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按照事先协商，会后要发表一份共同宣言。 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天就收到了苏方起草的宣言稿，稿子里仍然保留着苏共二十大的一些片面观点。 中方认为照此发表宣言，会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双方争论最大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多次同赫鲁晓夫讨论，不赞成“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赫鲁晓夫却坚持己见。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中共代表团最终同意保留宣言中关于和平过渡的表述，并在宣言上签了字。 分歧虽被暂时搁置，却成了继斯大林评价之后的第二道裂痕。

二、主权底线撕开同盟裂缝

真正让两国关系转向恶化的，是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

这一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信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为了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部队，希望在中国华南地区修建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费用由苏联承担大部分、中国承担小部分，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向毛泽东提出，由双方共同建设一支以中国为基地的潜艇舰队。

毛泽东认为，这些提议的实质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以涉及国家主权为由明确拒绝。 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当面表示，长波电台不需要苏联出钱，中国自己建，如果苏联坚持出钱，中国就不建了。

赫鲁晓夫见中方态度坚决，便表示苏联并没有搞联合舰队的意思，以后也不会再提。 当时中方以为事情就此解决，可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件事在苏方那里并没有翻篇。

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与美国谈判禁止核试验为由，致信中共中央，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实际上单方面中止了此前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同年8月，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塔斯社发表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在中国与外国的争端中公开站到对立一边。

赫鲁晓夫随后访问美国，又于9月底来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会谈中与中方发生激烈争吵，两国矛盾被摆上了台面。

1960年6月，苏共借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共进行围攻。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

随后一个多月里，苏联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当时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在建项目被迫停工，损失十分巨大。

到了1962年春夏，苏联又在新疆进行策动，伊犁、塔城地区6万多名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暴徒还冲击了伊犁州人民委员会。 从拒绝主权让步到撤援施压，再到边境滋事，同盟的裂缝已经很难弥合。

三、公开论战斩断兄弟情谊

1962年冬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借机组织一些党对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把攻击言论公开发表，并声称要坚持公开辩论。

苏方的用意并不在理论探讨，而是要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和干涉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被迫公开答辩。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七篇文章回应，中苏论战正式开始。

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逐条阐述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反驳。

为答复这封公开信，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方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九评”，全面批评了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的对华方针并未根本改变。

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反对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的党拒绝出席，中苏两党、两国从此彻底闹翻。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得出结论，认为苏共已经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根源在于赫鲁晓夫鼓吹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主张，从理论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阶级斗争。 苏联后来的走向，也让人们重新审视这段争论。

把这段历史放回苏联自身的命运里看，就不难理解俄罗斯为何会出现那种评价。 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远东长期陈兵百万，同时还要在欧洲和美国对峙，两线压力持续消耗着本已失衡的国民经济，而社会主义阵营也因这场分裂失去了凝聚力。

苏联解体有着复杂的内部根源，但失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缘地位重要的盟友，无疑让它在冷战后期的处境雪上加霜。 俄罗斯人把中苏破裂视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着眼于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这场决裂同样是一个转折。 苏联撤走资金和技术，加重了当时的困难，却也迫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两弹一星”等成就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

回头看，中苏之间的分歧起于对斯大林的评价，激化于国家主权之争，最终在公开论战中走向决裂。 赫鲁晓夫在国内推行的改革至今仍被一部分俄罗斯人怀念，可他在对华关系上的一系列举措，却给苏联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战略损失。

这或许就是俄罗斯人对他既爱又恨的原因所在，也是今天的中俄两国在发展关系时，始终把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放在首位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