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日，济南，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太平间门口。十几个人静静站着，对着中间那具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

随后，遗体被抬上红十字会的车，消失在济南冬天的街道里。

这个被送走的老人叫山崎宏。

一个日本名字，一位侵华日军的随军军医。他去世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给了中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位日本逃兵

1908年，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家里祖上三代行医，他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学医，当医生。按他的人生轨迹，他本该在那个盛产葡萄的小县城里，开一间诊所，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但1937年，这条路断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开始大规模征兵。山崎宏家里有两个儿子，按规定必须送一个去参军。哥哥已经结婚，是家里的顶梁柱。山崎宏站出来说，我去。

那一年他29岁。穿上军装，以随军兽医的身份被编入侵华日军第10师团，第一站，天津塘沽。

他以为自己是去给军马看病的。

然而他看到的，不是马。

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废墟。烧房子，抢粮食，杀人。

他一路跟着部队，从塘沽往南走，眼睛里装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心里越来越压不住。他是个医生，他懂得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也懂得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他看不下去了。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打得正激烈。前线炮声轰鸣，后方军营里的山崎宏做了一个决定——逃跑。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悄悄地溜出了军营。

当逃兵这件事，在日本军队里是死罪。被抓到，枪毙。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山崎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心想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船回家。

他身无分文，沿着铁路走。白天要饭，晚上赶路。他不敢跟任何人说话。一个日本兵，只要被人认出来，死路一条。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往东走，饿了就伸手讨一口吃的，困了就找个角落眯一会儿。

让他没想到的是，沿路的中国老百姓，给了他饭吃，给了他水喝。

这些人知不知道他是日本兵？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那碗饭端出来了，那杯水递过来了。

走到济南的时候，山崎宏停下来了。

不是走不动了，是不想走了。

他后来说，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

就这一句话，解释了他为什么停在济南，也解释了他后来七十多年做的所有事情。一个在逃的日本兵，被沿路的中国人救活了。这个事实，刻进了他骨头里一辈子。

在济南留下

留在济南，首先要活下去。

山崎宏利用自己日本侨民的身份，在济南铁路局找了一份看仓库的工作。这份工作不起眼，但它给了他一个藏身的地方，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他就这样安静地待在济南，躲在人群里，不声不响。

但他没办法真的置身事外。

有一天，三个中国劳工因为军用物资丢失被日军抓住，眼看就要没命。山崎宏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一个很冒险的决定——他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日军随即以"私通八路"的名义把他抓起来审问。

在监狱里，他受了刑。怎么审，他都不松口。没有证据，最终他被放了出来。那三个中国人，活了下来。

这件事之后，被救的劳工跑来找他，要和他结拜。他们的父母收他做了义子，还替他张罗婚事。一个从唐山逃难到济南、带着孩子的女人，嫁给了他。山崎宏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山雍蕴"，一个彻彻底底的中文名字。

他有了家。

1945年，日本投降。大批在华日本人收拾行李准备回国，渡轮一船一船地往日本开。山崎宏没有走。他留在济南，在七里山开了一间小诊所。几张桌子，一个药柜，不大，但他终于重新拿起了听诊器。

他干回了医生的本行，专看小儿科。腹泻、高烧、咳嗽、多动症，什么都看。穷人来看病，他不收钱。他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该免的费，一分不少。

后来诊所经过改造，并入联合诊所，再后来进了当地卫生院，他开始拿公家的工资，83.6元。每次单位涨工资，他都去找院长说同一句话：把机会让给别人吧。

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他一周出诊六天，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到诊所，10点半离开。济南的街坊们不知道这个笑眯眯的老头是日本人。

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话，穿着平底黑布鞋，大家都叫他”山大夫"。有的人家，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找他看过病。

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他自己写的纸条。上面是一行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回到日本，又回来

1976年，山崎宏第一次回到日本。

离开故乡将近40年。他推开家门，看到的是什么？

是自己的灵位，和自己的坟墓。

家人以为他早就死在战场上了。他站在那里，看着摆在那里的牌位，亲手把它撤掉了。家人又惊又喜，替他在日本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30万日元，在当时是一笔很不小的收入。

山崎宏拒绝了。

他说，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

他真的回来了。临走时，他带上了一台别人不要的14英寸彩电，还自掏腰包买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和一个心电图仪。这些东西，他全捐了出去，图书捐给济南图书馆，心电图仪捐给医院。

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与济南市在筹备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件事，山崎宏比任何人都上心。

他自己掏路费，一趟一趟地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他还专门给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写了一封信，陈述中日友好的意义。首相给他回了信，随信附上亲笔题写的四个字——"大道无门"。

同年，和歌山市与济南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

这件事，山崎宏是从头推动的。他没有任何官方身份，没有任何背后支持，就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头，自己掏钱，自己跑腿，把这件事一步一步推成了。

但他心里压着的那块石头，始终没有放下去过。

他曾经是侵华日军的一员，哪怕只有六个月，哪怕他后来出逃，哪怕他这七十多年一直在做对的事情。

他的赎罪意识，从来没有消失过。他不说大话，不喊口号，就用每一天的出诊，每一次的免费，每一笔捐款，一点一点地填那个缺口。

最后一份礼物

2004年，山崎宏97岁。

他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按下了印章。

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我去世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

因为他持有日本国籍，这份捐献的手续办起来并不简单，前后花了几年时间。

2007年，百岁高龄的他终于正式登记成功。济南市红十字会向他颁发了遗体捐献证书。他成为山东省第一位登记遗体捐献的外籍人士。

2008年，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第二天，街道办还没有组织捐款，山崎宏已经拿着报纸告诉女儿，要捐款。

他自己先跑去红十字会捐了3000块，后来单位集体捐款，他又捐了1000块。他每年能从日本政府领到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块。这笔钱，他几乎每次都通过各种方式捐了出去。

2009年，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

2010年12月1日下午5点左右，老人从卫生间出来，步子踉跄。

守候在旁的女儿山雍蕴赶紧把他扶到床上。老人闭上眼睛，嘴唇嗫嚅了几下，再无声息。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家里给一个生病的孩子看了病。

这个月的12月30日，就是老人103岁生日，家人已经准备好了为他做寿，但他已经等不及了。

第二天上午，遗体被送到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家人和自发赶来的市民围在太平间门口。

简短的告别之后，红十字会的车把他接走了。按照他的遗嘱，遗体捐给山东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女儿山雍蕴站在太平间门口，面对在场的济南市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她替父亲，感谢中国人民这七十多年的宽容。

山崎宏在中国当了六个月的侵略者，然后用了72年去面对这件事。他从不说自己是英雄，也不用"赎罪"这两个字给自己贴标签。他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一个人无从选择自己的出身，可当他走出那片幽暗的军营，前路的方向，便由自己决定。沿途乞讨得来的一餐饭，老百姓亲手递来的一杯清水，他用尽一生，去偿还这份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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