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福州、厦门出现3大怪象，正在蔓延，需深思

最近和几位在福建做生意的老朋友深聊，又在福州、厦门两地实地走了走，心里很不是滋味。

曾几何时，福州的三坊七巷游人如织，厦门的环岛路晨跑者不断，软件园的写字楼深夜依旧灯火通明。但这一次，所到之处，无论是街头巷尾的闲聊，还是朋友圈里的动态，都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焦虑。

大家没有明说，但有三股暗流正在这两个福建的核心城市里悄然涌动。它们不是天灾，不是政策突变，而是我们经济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出现的结构性症结。

如果把经济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高负债下的低欲望”、“AI浪潮下的技能焦虑”、“人口流动下的身份迷茫”，就像是三处同时亮起的红灯。这三大怪象，正在从福州蔓延向厦门，乃至更广阔的区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怪象一：“提前还贷潮”与“断供弃房”并存——中产的集体降杠杆

第一个怪象，是金融领域的冰火两重天。

在福州和厦门，我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本质相同的声音：一边是手有余钱的中产家庭，在银行门口排长队预约提前还房贷；另一边，是部分资金链断裂的业主，无奈地选择“断供弃房”，甚至在网上直播“免费送房”。

先说“提前还贷潮”。过去，中国人最朴素的理财观念是“无债一身轻”。但在过去二十年，这个观念被彻底颠覆。由于房价持续上涨，房贷被看作是普通人能借到的最大的杠杆资金。大家不仅不急着还，反而想尽办法多贷、久贷。但如今，风向彻底变了。

在福州做IT的老陈告诉我，他去年年底把股票基金全部清仓，加上年终奖，凑了50万，第一时间就去银行预约提前还贷。他的逻辑很简单：现在银行理财收益跌破2%，定期存款利率不到2.5%，而他的房贷利率虽然在LPR浮动后有所下降，但依然在4.2%左右。他手里拿着现金，找不到任何一笔投资能稳定跑赢4.2%的房贷利息。存银行是亏钱，投股市是送钱，买理财是养蚊子。对于他这样的保守型投资者来说，省下的利息就是赚到的钱。

这种“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逆向选择”。当经济增速放缓，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预期下跌时，居民部门会自发地减少负债，修复资产负债表。这本身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但当成千上万的老陈都这么做时，宏观层面就形成了巨大的通缩压力。居民不消费、不投资，一门心思还债，银行的信贷规模萎缩，市场上的钱变少了，物价更难上涨，企业利润进一步被压缩，员工收入下降，反过来又加剧了居民还债的难度，形成一个负向循环。

与此同时，硬币的另一面——“断供弃房”，则更为残酷。在厦门，我听说了一些做外贸和地产中介的朋友，因为行业剧变，收入锐减，甚至失业。他们前几年在房价高位时加杠杆上了车，每月动辄一两万的月供，如今成了压垮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试图卖房求生，却发现即使降价30%，看房者依然寥寥无几。交易冻结，流动性丧失，房子从资产变成了负债。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弃房断供，哪怕这意味着征信黑名单，哪怕这意味着此前的首付和月供全部打了水漂。

这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是全社会对于“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根本性扭转。过去大家敢借钱，是因为相信明年工资会涨，房价会涨，一切都会水涨船高。但在当下，无论是体制内的降薪传闻，还是互联网大厂的裁员优化，亦或是传统制造业的艰难维持，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高增长的时代按下了暂停键。 当预期不再，加杠杆就成了慢性自杀。这种从“激进加杠杆”到“极端去杠杆”的急转弯，是福州、厦门乃至全国大城市面临的第一个需要深思的怪象。它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是信心问题。

怪象二：“AI抢饭碗”愈演愈烈与“月嫂保安”高薪难求——技能倒挂的就业荒

第二个怪象，发生在就业市场的最深处，呈现出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技能倒挂”。

如果你最近去过福州软件园或厦门火炬高新区，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聚集着大量年轻码农、设计师、文案策划的办公楼里，气氛变得异常凝重。2025年以来，随着生成式AI的全面普及，“AI替代”已经从预言变成了正在发生的现实。

在福州，一家曾经给地产公司做广告设计的工作室老板老刘告诉我，他去年团队有12个人，现在只剩下4个。不是因为没活干，而是因为大部分基础的设计、修图、排版工作，现在都用AI完成了。“以前做一个主视觉海报，需要设计师熬两个通宵，现在我只需要把需求输入Midjourney，十分钟出图，再让一个熟手用Photoshop微调一下就行。效率提高了10倍，我为什么要养那么多人？”

无独有偶，在厦门，几家跨境电商公司的文案策划岗位也在大幅缩减。以往需要十几个人写的产品描述、营销软文，现在AI工具一键生成，虽然质量谈不上惊艳，但应付海量的SKU（库存单位）绰绰有余。据厦门某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平面设计”、“初级程序员”、“内容编辑”、“翻译”等岗位的招聘需求同比下滑了40%以上，而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岗位的求职者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吊诡的是，另一端却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

在福州的各个居民小区、厦门的各大医院妇产科、以及遍布城市的家政中介里，月嫂、育儿嫂、养老护理员、保安、电工的工资正在节节攀升。一个有五年经验的持证月嫂，在厦门的月薪已经轻松突破1.5万元，甚至有的“金牌月嫂”报价高达2万以上，还需要提前半年预约。小区保安的月薪也从几年前的3500元涨到了现在的5000-6000元，包吃住，即便如此，很多物业公司依然常年挂着招聘启事，招不满人。

一个奇怪的局面形成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月嫂供不应求；白领面临中年危机，蓝领工资逆势上涨。

为什么年轻人宁愿送外卖、做直播，也不愿意去当月嫂、当保安？这不仅仅是工资高低的问题，更是职业尊严、社会认可度、劳动权益保障的问题。

在当下的社会观念里，很多年轻人宁愿拿着5000块的办公室文员工资，也不愿意去拿8000块的护工工资，因为前者“说出去好听”，后者“伺候人低人一等”。我们一边抱怨着“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来，一边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AI最先替代的，恰恰是那些曾经令人羡慕的“白领”岗位；而AI暂时无法替代的，恰恰是那些需要面对面、提供情绪价值和体力付出的“蓝领”岗位。

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严重脱节。

我们培养了大量的文科生、商科生、艺术生，教他们写文章、画图、做表格，但AI在短短两年内就学会了这些技能，甚至做得更好、更快。而我们极度稀缺的学前教育、养老服务、高端护理、智能设备维修等领域，却长期缺乏系统的人才培养通道。一个年轻的本科生，让他去学养老护理，他会觉得“大学白读了”；但一个专科生学了养老护理，却能在市场上拿到远超本科白领的薪酬。

这种“AI引发的白领恐慌”与“蓝领用工荒”并存的怪象，在福州、厦门尤其明显。因为这两个城市既有大量的软件园、文创园（AI替代的重灾区），又有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和生育需求（月嫂、护工的刚需市场）。

它警示我们：AI不会让所有人失业，但它会加速社会的两极分化。 如果你只会做一些标准化、重复性的脑力劳动，那么你的工作正在被淘汰。而那些需要复杂人际沟通、精细手工操作、情感陪伴的工作，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因为稀缺而变得更加昂贵。

当一个大学生的起薪比不上一个熟练月嫂，当一个程序员的中年危机是担心被AI取代而失眠时，我们整个社会的职业评价体系和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怪象三：“出国潮”再度升温与“归国潮”悄然回流——身份认同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怪象，与“人”的流动有关，在福建这个著名侨乡，表现得尤为复杂和纠结。

以往，我们提起福建人，尤其是福州、厦门、泉州一带，想到的往往是“爱拼才会赢”、“下南洋”、“遍布全世界的华人华侨”。但在近两年，我观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双向对流。

一方面，是新一轮的“出国潮”正在中产及以上阶层中悄悄蔓延。

在厦门的国际学校、高端留学中介、移民律师事务所，业务量在2025-2026年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与以往“穷人家孩子靠打工留学”不同，这一轮出国潮的主角，是手有余钱、在北上广深或福厦积累了一定资产的中产家庭。

我认识一位在厦门做外贸多年的朋友老王，去年刚把女儿送到澳洲读高中，妻子陪读，他自己则在国内继续打理生意。他算了一笔账：女儿在澳洲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50万人民币，加上妻子陪读的开销，一年总支出在80万左右。他苦笑着说：“这笔钱在国内花，我有点心慌。送她们出去，不全是为了镀金，更多的是买个安心。万一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们至少有个备选的地方。”

老王的心态很有代表性。在当下的宏观环境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出于对资产安全、子女教育路径、以及未来生活质量的考量，开始用脚投票，将家庭的核心成员和部分资产向海外转移。福州和厦门作为侨乡，海外关系网络发达，信息渠道畅通，这种“向外走”的趋势相比内陆城市更为明显。

然而，吊诡的是，硬币的另一面，一股“归国潮”也正在悄然回流。

在厦门中山路的老街区，最近我遇到了一位从纽约回来的福建老乡阿强。他在美国待了十五年，做过中餐馆，干过装修，疫情期间更是吃了不少苦头。今年年初，他卖掉美国的房产，带着妻儿回到了福州老家。他现在在福州开了一家地道的美国风味的汉堡店，生意还不错。

阿强告诉我：“美国也不是天堂了。治安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厉害，税也高。我现在回福州，虽然挣得不如在美国多，但心里踏实。没有种族歧视的隐忧，晚上敢出门吃夜宵，父母老了也有人照顾。”

阿强不是个例。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治理的稳定、基建的完善以及移动互联网的便利，一部分在海外打拼多年的华人，尤其是中老年华人，开始选择“落叶归根”。同时，一些在海外留学毕业的年轻人，因为国外就业市场饱和、签证政策收紧，也选择了回国发展。

于是，一个诡异又耐人寻味的现象在福州、厦门交织上演： 有钱有资源的想出去，寻求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稳妥的后路；有体力有经验的想回来，寻求更安稳的生活和更亲近的家人。“出去的”和“回来的”在机场擦肩而过，彼此看了一眼，心里都觉得对方的选择有点难以理解。

这背后的核心是什么？

是“安全感”和“发展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重新定义。

对于想出去的人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制度安全感”和“资产避险”。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里，他们希望通过身份的多元化来对冲单一国家、单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想回来的人来说，他们追求的是“生活幸福感”和“文化归属感”。在国外，他们可能是边缘人；回到国内，哪怕只是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主人。

这种“双向奔赴”的流动，放在福建这个有着千年出海传统的地区来看，其实并不奇怪。它恰恰说明，全球化并没有退潮，它只是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向。

但这种复杂的流动，对福州和厦门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如何留住那些想出去的人？我们又如何迎接那些想回来的人？ 如果精英和资本持续外流，城市的发展动力何在？如果回流的人口带来的是消费和活力，城市又该如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优质的公共服务？

这两种看似相反的人口流动，本质上都是对“未来”的押注。它反映的是当下人们在“全球化”与“本土化”、“风险”与“安稳”之间的痛苦权衡。对于福州和厦门这样的侨乡城市而言，既要打好“侨牌”，吸引侨资回流，又要扎根本土，优化营商环境，把根留住。这其中的分寸感，极难拿捏，但必须直面。

归结：这三大怪象，根源在于“确定性”的消失

讲完了这三个怪象，很多人可能会感到沮丧。但作为财经观察者，我们必须直面现实。

无论是中产的提前还贷、白领的AI焦虑，还是人口的复杂流动，其核心逻辑都是一致的：大家在寻找确定性。

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时代，“少犯错”比“多赚钱”更重要，“活下去”比“活得好”更迫切。

对中产而言，资产缩水、收入预期不稳，他们选择降杠杆，这是对家庭财富安全负责的必然选择。

对从业者而言，AI冲击、技能倒挂，他们要么被迫内卷，要么无奈转行，这是技术革命下的生存挣扎。

对流动者而言，出国或归国，都是为了在动荡的世界中找到一张更安稳的船票。

但问题是，如果整个社会都陷入了“防御性生存”的恶性循环，那么谁来消费？谁来投资？谁来创造？

这三大怪象在福州、厦门的蔓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增长点，重塑社会各阶层的信心。

首先，宏观政策需要更大胆、更直接。仅仅靠降息降准是不够的，需要财政政策直接发力，通过大规模发放消费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生育补贴，打破通缩预期。让中产敢于消费，而不是把钱都拿去还贷；让被AI替代的人有底气去学习新技能，而不是在恐惧中沉沦。

其次，必须进行深度的教育改革和产业升级。我们的大学不能继续培养“AI能替代的人”，而应该培养“AI无法替代的人”。加强职业教育，提升蓝领岗位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让体面的劳动者真正体面起来。福州的光电产业、厦门的生物医药，这些硬核科技才是未来，必须引导资金和人才向这些领域集中，创造更多高价值的就业岗位。

最后，要重塑社会的确定性。无论是营商环境、法治保障，还是社会保障体系，都必须向人们传递清晰的信号：留在这里，有未来。 只有这样，才能让想出去的人犹豫，让想回来的人坚定。

福州和厦门，作为东南沿海的明珠，向来有敢拼会赢的精神。眼下的怪象，是阵痛，是警示，但未必是终局。

这需要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行动。少一些虚火，多一些实业；少一些内卷，多一些创新；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保障。

当每一个勤劳的人都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每一份努力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当每一个人都不必为了生存而被迫去做无意义的“内卷”时，那些怪象自然会消散。

城市的夜空总会再次亮起，愿那一天，来得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