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时人人崇拜毛主席,建国后有人心生不满?答案很简单：谋官

2022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五集专题片《零容忍》。片子里有个画面我一直记得：落马官员一个个走到镜头前，穿着普通市民的衣服忏悔。他们讲自己的过失，讲有多后悔，说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向物欲低头，更说不清自己弄那么多钱到底要做什么。

“不知道要钱做什么”，这话听着荒唐，我倒觉得是真话。很多人起初图的未必是钱，而是位置。《零容忍》第二集的题目叫《打虎拍蝇》。

“打老虎、打苍蝇”这几个字并不新鲜，七十多年前就有人喊过。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开始。

五反运动则主要针对国内的资本家。当时运动期间最有名的口号，就是打老虎、打苍蝇。

运动开展得比较集中的地区是上海、天津和重慶。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我国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并无“四反”运动，说到底都是要反贪污、反腐败、反欺诈。

三反和五反都在找贪污腐化的根源。矛头指向的，一头是腐败的干部，另一头是与他们勾结的私人工商业阶层。在当时看来，行贿就是在盗骗国家财产，必须整顿。问题是，这时离进城才两年多，腐败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给中央送去一份报告。东北解放早，比别处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报告里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

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我觉得，这正好能回答标题里的问题。打仗的年代，纪律约束的是命，人人代价一样，所以大家服气，甚至崇拜。

进了城，同样的纪律开始挡住一些人的路，挡住他们想要的位置、房子和排场。不满就是这样冒出来的，人还是那个人，只是纪律碍着他们谋官了。所以纪律光靠喊不够，1952年4月，新中国第一部反贪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从1952年的五反，到2022年的《零容忍》，两者都说的是反贪反腐。七十年后，“打虎拍蝇”还在当题目用，可见这件事一直没能一劳永逸。

《零容忍》第二集讲了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王富玉的贪污案。这是一只“老虎”。同一集里，还有甘肃永登县低保办主任侵害群众利益的案子。这是一只“苍蝇”。

低保办主任官不大，可手里攥着的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群众感受最直接的，往往就是这一级的腐败。片中还讲到北京市原副市长陈刚。他在北京让老板出资，替自己建了一座私家园林，里面极尽奢华。

一个副市长的位置，在他手里成了圈地造园的本钱。第四集叫《系统施治》，主要讲内蒙古多名中高级干部借煤炭搞腐败。

煤矿是国家的矿，开采出来以后，却有人把一部分煤私下倒卖，收益揣进自己腰包。第四集也讲到了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这几个案子摆在一起看，路数差不多：先谋到位置，再拿位置去换东西。

官当到哪一级，捞的规模就到哪一级。这样的人当初想当官，图的就不是做事。第五集题目是《永远在路上》，讲到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片中展示了他犯罪所得的名贵手表和金器。

另一个案例是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不论官大官小，忏悔的话都差不多，说到底就是利欲熏心，为了钱腐败，盗窃国家财产。

五集片子用《永远在路上》收尾，意思很清楚：反贪、打击腐败要一直继续下去。从当年的五反，到今天的打虎拍蝇，只要有人还把官位当买卖，这条路就停不下来。

回头看这段历史，用不着把它讲得多复杂。人们崇拜一个人，是因为他带着大家去拼一个共同的前途。少数人后来不满，是因为他不肯把这个前途分给谋官的人当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