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长征胜利已经整整90年。今年10月22日，北京召开了纪念大会。挑这一天有原因。

90年前的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合，三大主力会师完成。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段讲话，提到了为长征胜利作出贡献的两位同志。

那段话的意思是：大家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名下，可有两位同志绝不能忘。他点名的两个人，一个是张闻天，长征时用的名字叫洛甫；另一个是王稼祥。

今年去遵义参观的人很多，可清楚这两个名字有多重的人，恐怕不算多。这话出自七大。

1945年6月9日，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王稼祥只拿到204票，没过半数，落选了。第二天要选候补中央委员，选举前毛泽东专门讲了王稼祥的问题，把他过去立的功劳逐件讲给代表们听。

谈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讲得很明白。如果洛甫和王稼祥当年没有和第三次“左”倾路线分道扬镳，遵义会议很难开好。

他也讲得公道：到会的同志很多，会前也经过长时间酝酿，单靠两个人办不成，可两人的分量确实很重。6月11日公布结果，王稼祥在候补中委里得票排第二。

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关键，得回到1935年1月。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人数一般认为是20人，另有19人一说。会上各人立场差别很大。

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凯丰支持他，李德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到会列席。红军那时处境十分危险。

湘江一战过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只剩下3万余人。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有数，可要换掉指挥班子很难。

毛泽东当时只是政治局委员，不在常委之列，光靠他一个人提，分量明显不够。张闻天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政治局常委，在中央的位置很靠前。

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以前被看作博古一边的人。

现在他们转过来支持毛泽东，等于原来那个阵营里有人站出来纠错，这股力量旁人给不了。王稼祥的转变有个过程。

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他遭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伤口一直没好，长征只能坐担架。毛泽东、张闻天和他经常一起行军，一路反复讨论红军为什么吃败仗，三个人想法越来越近。

主报告由博古来作，他把失败多归结于敌强我弱这些客观因素。张闻天紧随其后，拿出一份“反报告”，矛头直指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提纲是三人提前商定的。

毛泽东讲完，王稼祥头一个站出来支持，主张让毛泽东指挥红军。凯丰在会上讽刺毛泽东，说他用兵靠的是《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他这部兵书有几篇、头一篇叫什么，凯丰回答不出。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可后面还有个细节常被漏掉。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好几次谈到这件事，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讲过。他坦言当年只读过《三国演义》，《孙子兵法》那时并没读过。

1936年10月22日，也就是将台堡会师那天，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托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他打仗的本事，主要是在战场上磨出来的。

遵义会议后，两人的作用更加明显。军事上的最高决定权从博古、李德手里收了回来。会议决议由张闻天执笔。

1935年2月，博古交出总负责的位置，由张闻天接手。同年3月，中央组建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王稼祥是其中一员。

王稼祥的贡献也不止遵义这一次。1938年，他结束在莫斯科的工作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的明确态度：应当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

这让六届六中全会上全党思想更加统一。1943年7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王稼祥递补为中央委员。回头看七大那一幕：前一天票数不够，第二天毛泽东就亲自出面为他讲话。

主动肯定其他指挥员的贡献，有助于完整理解当年的军事决策。

仗打赢以后，功劳常常全算到某一位统帅头上，其他人的名字慢慢就没人提了。毛泽东在七大会场上主动把功劳分给别人，连犯过错误的同志立过什么功也讲得清清楚楚。

这份胸襟放到今天，同样难得。今年遵义格外热闹。暑期电影《四渡》热映，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就去了纪念馆。

今年1至7月，纪念馆接待游客434万余人次，光7月就有109万余人次。9月中旬，中外记者团在国新办组织下走进遵义。

1至8月，来这里参观的境外访客有3500多人次。来的人多了，故事更要讲全。纪念馆今年调整了展陈，补充了一批最新研究。

张闻天那份“反报告”，还有担架旁一路上的那些讨论，都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遵义那次转折，靠的是很多人同心协力。

90年过去，值得铭记的不只有一位统帅。毛泽东自己早就说过，好的账不能全算在他一个人身上。

让更多人知道洛甫和王稼祥做过什么，才算对得起那句“绝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