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情报之父——曾希圣，一生大起大落，功过都令人唏嘘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夏天电影《四渡》上映，片中有不少密电破译的戏份，“军委二局”这个名字又被人提了起来。二局的局长，叫曾希圣。

很多人对他只有“建国后主政安徽”的模糊印象。他是湖南资兴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32年起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他这一生，最亮的一段在长征路上，最让人叹气的一段在后来的安徽。

想看懂他，得先回到1935年的赤水河边。1935年2月28日，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共八个团，国民党军上下胆战心惊。

蒋介石随即下令，以堡垒主义配合重点进攻，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双方的兵力差距一目了然。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加上黔军、湘军、川军、滇军，总数在四十万左右。

红军这边，只有三万多人。1935年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

遵义一仗打出了士气，红军准备再寻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的另一支——周浑元纵队。可周浑元有吴奇伟惨败的前车之鉴，稳扎稳打，步步构筑碉堡。红军几次寻战，都没能达到目的。

接下来的苟坝会议，召开本身就带着几分偶然。中央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安排在这里开会，是红一军团发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

要不要打，大家意见难以统一，中央政治局只好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作战计划。会上，几乎所有人都主张打。起初还有两三个人站在毛泽东这边，到后来，只剩他一个人坚持不打。

1935年3月10日夜，军委二局把一份刚破译的最新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电报显示，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攻打打鼓新场，下令当地守军严密布防，滇军孙渡纵队向打鼓新场推进，又命吴奇伟部以最快速度渡过乌江北进。

打鼓新场一带，已是危机四伏。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反复说明不宜攻打打鼓新场的理由。次日凌晨，军委二局截获的敌军增援情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随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红军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这一段每次读都让人后怕。

一个人顶着满场反对，靠的不是嗓门，而是手里那张电报。二局不替人拍板，却能在关键时刻给对的判断撑腰。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一带三渡赤水。

茅台镇如今因盛产白酒闻名海内外，当年这座小镇万马奔腾，正是两军对垒之地。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仍在赤水河一带，各路国民党军纷纷追来，川南一时战云密布。敌情紧急，二局的神经又绷紧了。

3月19日的晨光照到川南时，曾希圣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脸上却难掩欣喜。经过连续奋战，国民党军新近更换的三本密码被全部破译。在四渡赤水中，情报的作用相当大。

没有情报，红军每走一步，都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在赤水、叙永、古蔺、毕节一带围歼中央红军。

红军总部从红一军团抽出一个团，佯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县城挺进，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红军主力则秘密迅速转移，折而向东，准备四渡赤水。

1935年3月21日，正当国民党大军云集川南，红军主力突然掉头，从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东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又一次包围。

1935年3月25日，一份情报摆在毛泽东案头：蒋介石已于前一天从重庆飞抵贵阳。西进渡过金沙江，一直是毛泽东心中的打算。红军随即南下，直奔乌江而来，兵锋直指贵阳。

一个致命危机也在悄悄逼近。周浑元、吴奇伟率六个师，正由枫香坝、茅台地区向打鼓新场方向前进，距离渡江的红军只有一天路程。红军要全部渡过乌江，却至少需要三天。一旦迎面撞上，就是一场血战。

1935年3月30日夜，紧急会议召开。曾希圣提出，蒋介石的发报习惯和所用密码都已摸透，他又常常随意直接给部队下命令，能不能冒充蒋介石的命令，把这两支部队调开？

伪造蒋介石电令，对曾希圣和曹祥仁来说还是头一回，也是万不得已的一着险棋。曾希圣拿着几份破译的电报，反复揣摩蒋介石电令的语气和行文格式，很快拟好一份假电令，又和曹祥仁商量了半天。

随后，曹祥仁重新编码，手按电键，把这封假电报发了出去。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不再南下直追，改向偏西方向侧追，一场残酷血战就此避免，红军赢得了宝贵时间。

等国民党军发觉电报是假的，再回过头来追赶，红军已经完成渡江任务，3月31日全部南渡乌江。这既是调动敌军的一招妙棋，也是二局在长征中一次出色的情报战例。

情报这行有个反常识的地方：最厉害的成果往往不能张扬。二局破了那么多密码，平时只能悄悄送到指挥员手里，敌人越不知道越好。到了乌江边，他们把底牌用了一次，对方却毫无察觉。

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在贵阳城外，坐镇贵阳的蒋介石胆战心惊，急令滇军孙渡部赶来贵阳。滇军主力东调，云南防守随之空虚。1935年4月8日，中央红军迅速穿插到贵阳东面一带。

1. 红军从贵阳、龙里之间只有大约30公里宽的空隙南下，直插云南。等国民党军弄清红军意图，已经来不及合拢。贵阳城外哪里到哪里有这30公里的空当，二局的情报掌握得一清二楚。

1935年5月2日，除留在乌江以北的红九军团外，红军主力全部进入云南。也就在这时，二局出了一件大事：一名同志不幸被俘，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份已译成文字的密电，红军的破译能力暴露了。

龙云立即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回复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进入云南后，中央红军虚张声势，威逼昆明。此时周浑元部也进入云南，蒋介石打着一石二鸟的算盘，想让龙云成为王家烈第二。

看着防务空虚的昆明，龙云急调孙渡主力回援，又把防守金沙江的三个团调回昆明。金沙江一线，反倒空了。蒋介石发现情况，立即命令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率部紧追，与红军只差一天路程，形势危急。就在这时，二局又截获一份重要情报：万耀煌给蒋介石发电，称没有发现共军踪迹，决定在团街宿营。

万耀煌想保存实力，不仅谎报军情，还在原地停了一天。中央红军借机拉开距离，红一、红三军团原定分别从龙街渡、洪门渡过江，但因渡江条件困难，主力后来转赴皎平渡。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成功渡过金沙江。

这一路上，二局夜以继日紧盯对手电台，根据信号的强弱、联络的频繁程度、各集团发报的增减，无数次准确侦听、破译国民党军的核心情报，被誉为长征路上走夜路的灯笼。

毛泽东后来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红军能成功完成战略转移，出色的情报工作是关键一环。故事如果停在这里，曾希圣就是个完美的英雄。

可人生没有剪辑。1949年后，他长期主政安徽，1952年起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还当过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

“大跃进”期间，他推行冒进做法，浮夸风盛行，给安徽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困难，这是他一生绕不开的过失。1961年起，他在安徽推行“责任田”，想把农业生产从低谷里拉出来。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先后在华东局、西南局任职。1968年7月15日，曾希圣在北京去世，1978年恢复名誉。

回头看，他在情报战线上最可贵的，是那份清醒：敌人在哪里，哪里空虚，什么时候出手，一份电报要反复推敲。到了和平年代主政一方，对报上来的数字，却少了当年核验敌方电报那样的较真。

这或许是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功是功，过是过，两样都摆在桌面上，才是对历史、对这个人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