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卢拉四度执掌巴西，这本权威传记带你深度了解卢拉传奇人生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25日晚公布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最终计票结果，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赢得巴西总统选举，成功连任，将开启其第四个总统任期。

新黄河记者获悉，卢拉首部权威传记2025年5月即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要了解这位巴西劳工党创始人、“巴西之子”的传奇人生，这本《卢拉传》不容错过。这也是总统本人首度授权资深传记作家记录他的个人生活及政治生涯。

卢拉是巴西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是巴西唯一一位拥有工人阶级背景的总统，他所创建和领导的劳工党根基深厚。他展现出持久的魅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巴西乃至世界的政治图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卢拉曾说：“我是个梦想家……我梦想着在领导国家的同时，能让无数穷人参与经济活动、进入大学，给他们创造无数就业机会。我梦想着用牛奶、大米和黑豆让孩子们每天吃饱饭，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我梦想着把偏远地区的学生送进全国最好的大学，让我们的法官和检察官出自精英以外的家庭。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出生在埃利奥波利斯贫民窟、出生在伊塔奎拉及其他偏远地区的法官和检察官上任。还会有更多人在无地农民运动、无家可归工人运动和劳动者统一中心里成长，然后走出来。”

自2011年起，著名记者费尔南多·莫赖斯获得授权，直接对卢拉进行采访。他积累了长达数十小时的口述内容，在此基础上，以记者独有的敏锐和扣人心弦的笔触，打造出一部兼具力量感和复杂性的宏伟传记。

本书以极富节奏感的叙事方式，详细记述了卢拉生命中激情澎湃的系列事件，从贫苦的童年，到投身新工会主义的青年时代，再到劳工党成立、竞选总统、被捕入狱及终获无罪释放等关键事件。书中揭示了卢拉个人生活及政治生涯的重要方面，多维度地呈现了卢拉在巴西及国际政治风云中的成长与崛起。

本书作者费尔南多·莫赖斯，1946年出生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马里亚纳。巴西资深记者，曾供职于《晚报》《请看》等巴西主流报刊，三获埃索奖，四获阿布里尔新闻奖。主要作品有《奥尔加：革命者和殉道者》（1985）、《保罗·柯艾略：战士的一生》（2008）、《冷战最后的士兵：古巴五人组的故事》（2011）等。2011年7月，莫赖斯得到机会与卢拉见面，受邀撰写这位巴西传奇政治家的传记。

本书译者李武陶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语言文学学士，历史学系亚非拉近现代史硕士，曾赴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留学交换。译作有《1808：航向巴西》（2022）等。

【精彩书摘】

第十七章

1980年7月19日午后，获释两个月的卢拉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机场的炙热中等待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到来，他的飞机将在几分钟内降落。那天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胜利一周年纪念日，这支队伍一年前推翻了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独裁统治，他所在的家族王朝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凭借铁腕、酷刑和掠夺手段统治着尼加拉瓜。与卢拉一同等待的人有修士贝托，尼加拉瓜外交部部长、神父兼游击队员米格尔·德斯科托（Miguel d’Escoto），以及同为前游击队员、后晋升为陆军将军的温贝托·奥尔特加·萨维德拉（Humberto Ortega Saavedra），他是桑地诺人民军的领袖，也是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的弟弟，那时年仅三十三岁出头。

当天接近中午时，菲德尔在哈瓦那登上了一架巨大的苏制伊留申伊尔—62四引擎喷气式飞机。随行的代表团人数不多，只有外号“红胡子”的指挥官曼努埃尔·皮涅伊罗·洛萨达（Manuel Piñeiro Losada）、私人医生乔米·巴鲁埃科斯（Chommy Barruecos）、十名护卫和一名搭便车的记者，也就是本书作者。低调的“红胡子”随队伍出行并非偶然：皮涅伊罗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美洲部门主管，曾负责提供武器、顾问和资源支持桑地诺革命。而菲德尔是第一次踏上尼加拉瓜的土地，他亲自要求参加这场庆典。除了曾为桑地诺游击队提供援助之外，古巴革命军有着充分的理由与邻国共同庆祝胜利：美国中情局正是在索摩查统治下的尼加拉瓜训练了部分雇佣兵，于1961年4月挑起猪湾事件企图入侵古巴，而这次行动最终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那时，索摩查曾亲自为雇佣军送行，并在演讲最后提出要求：

“你们夺权以后，不要从古巴给我带钱回来，我一分都不要。我只要共产主义者菲德尔·卡斯特罗尸体上的一根胡子。”

卢拉离开巴西时仍受到触犯《国家安全法》的指控，数月后，他和同事因年初的罢工被判处三年半监禁。由于案件尚在审理阶段，卢拉出国前必须向军事法官内尔松·达席尔瓦·马查多·吉马良斯（Nelson da Silva Machado Guimarães）申请许可。随后，法官命令政治与社会秩序局归还卢拉的护照，并为他签发出境签证（独裁时期，政府要求所有巴西人出国时必须持有所谓的“出境签证”）。尽管手续繁杂，卢拉依旧不愿错过与全世界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偶像亲身接触的机会：此人正是敢在距美国不足百公里之外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四引擎飞机降落后，外交部部长德斯科托将卢拉介绍给菲德尔，两人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2016年菲德尔逝世，卢拉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晚间的礼节性长谈过后，菲德尔邀请卢拉访问古巴。这趟旅程要到几年后才能成行，最终对卢拉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回到巴西后，卢拉还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军事法庭的诉讼。虽有著名法学家埃莱诺·弗拉戈索（Heleno Fragoso）等律界大腕争相自荐，卢拉却将这个反响极大、吃力不讨好的案子委托给了年仅三十二岁、缺乏相关经验的格林哈尔希。在四十年后的“洗车行动”中，卢拉再次作出了类似的选择，他没有将辩护权交给前最高法院法官等更有分量的人物，而是交给了年轻的克里斯蒂亚诺·扎宁及其妻子瓦莱斯卡·特谢拉——老朋友罗伯托·特谢拉的女儿。事实证明，卢拉两次都凭直觉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马那瓜的庆祝活动结束后，卢拉返回了圣贝尔纳多。回到巴西的第一个周末，他与石油工人雅科·比塔尔前往阿克里州州府里奥布兰科，出席劳工党在该州的成立仪式。集会结束后，两人与橡胶工人、环保主义者希科·门德斯（Chico Mendes）一同前往两百公里外的巴西莱亚市。希科·门德斯这时刚刚加入劳工党，但九年后在农场主的指使下被人枪杀。当晚8点抵达与玻利维亚接壤的小城巴西莱亚后，几人直奔一场公开抗议活动，民众正为一周前遇刺的本市农民工会主席威尔逊·德索萨·皮涅伊罗（Wilson de Sousa Pinheiro）讨要公道。讲台上气氛热烈。据联邦警察报告，卢拉、雅科和希科·门德斯来到现场时，已有“大约三十人发表了演讲，有些人情绪极其激动，煽动复仇”。人们将话筒递给雅科，而他强硬的发言令气氛再度升温：

“我们的土地不会拱手让给外国人，不会让给资本家。我们的土地属于人民，而人民将用汗水、用鲜血，或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捍卫它。”

受听众掌声的鼓舞，保利尼亚石油工人在演说最后说了一句更重的话：

“威尔逊·德索萨·皮涅伊罗被谋杀了，但我们充分相信，工人们知道该如何反击。”

当被撤职的ABC工会主席卢拉应邀上台作总结发言时，他的语气更加激进：

“那些杀害威尔逊的人，或许也派了探子到我们这里。希望他们能回去传达我的话：巴西的工人阶级已经厌倦了空头支票，厌倦了饥饿，厌倦了逃难，也厌倦了死亡。”

听众掌声不断，卢拉继续演说。他随后向雇主阶级传达了另一条“信息”，并因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次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

“圣保罗的老板一无是处，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的老板也一无是处，在世界任何地方，老板从来都一无是处……老板只想要工人的血汗，想让工人去死……但抗争的时刻即将到来。”

在军事法庭法官眼中，“抗争的时刻”第二天便到来了。这天，巴西莱亚的一名农场主、绰号“尼朗”的尼洛·塞尔吉奥·德奥利韦拉（Nilo Sérgio de Oliveira）被三十名携带镰刀、斧头、手枪、猎枪和步枪的男子袭击、殴打并杀害，而此人正是民众怀疑杀害威尔逊·皮涅伊罗的凶手。警方表示，袭击者均为该市农民工会成员。卢拉、雅科和另外三名周日晚间集会上的演讲者被控教唆犯罪，从而触犯了《国家安全法》。阿克里州农业联合会主席在一封请愿书中控告卢拉、雅科及其他五人“鼓吹复仇和怨恨，煽动现场大批农民颠覆政治社会秩序、挑起阶级暴力，并成功实施了犯罪意图，最终导致农场主尼洛·塞尔吉奥·德奥利韦拉身亡”。

几个月后，总部设在马瑙斯的北部军事检察院受理了指控并起诉卢拉、雅科及其他五人，认定他们应为尼朗的死亡负责。全国农业工人联盟（Contag）聘请埃莱诺·弗拉戈索为被告人中的本组织成员辩护，而卢拉和雅科的辩护权则交给了格林哈尔希。格林哈尔希找来他在巴西利亚的律师朋友，时年四十三岁、后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和院长的若泽·保罗·塞普尔维达·佩尔滕塞，两人一同前往马瑙斯申辩。

格林哈尔希的辩护过程与任何一本法律教程的内容都相去甚远，反倒更适合写进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这位年轻的圣保罗律师与巴西莱亚的工会成员展开了细致调查，以求解开一个关键的疑问：袭击者如何能够断定尼朗就是杀害威尔逊·皮涅伊罗的凶手？所有回答都指向为当地农民、工人和淘金者熟知的一种迷信，某位证人对此总结道：

“律师先生，在埋葬威尔逊·皮涅伊罗之前，我们在他舌头下面放了一枚硬币，然后用布包住他的脸，防止嘴巴张开、硬币掉出来。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法子百试百灵：如果一个人是被谋杀的，你把一枚硬币放在他舌头下面，并且封住他的嘴，那么凶手一定会回到现场。”

面前的律师听得目瞪口呆，这位农民却非常自然地继续说道：

“我们埋葬了威尔逊，大家都回去了，但我们在墓地留了个眼线，叫他藏在角落里。等到墓地那边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你们猜猜是谁来了，还盯着墓碑看了半天？就是尼朗。他到了之后，在那儿一声不吭地待了半个小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坟墓。错不了，凶手就是他。”

在马瑙斯的军事法庭上，格林哈尔希花了十二个小时通宵展开口头辩护。他申辩称，尼朗遇害的诱因并非卢拉和雅科的演讲，而是在场每个人——法官、检察官和听众都再熟悉不过的民间迷信。这场审判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因为卢拉成了被告），听众席上不乏支持劳工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如陪同卢拉和玛丽萨的演员迪娜·斯法特（Dina Sfat）。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聚焦在格林哈尔希身上。他详细阐述了迷信与现实的关系，讲到8月的象征意义、黑色的猫、从楼梯下走过、护身符和13日星期五，最后讲到了死者舌头下的硬币。漫长的口头申辩结束后，律师因酷热和劳累而精疲力竭，但他赢得了胜利：卢拉和雅科被判无罪。马瑙斯军事法庭的判决令工会成员、卢拉的追随者以及劳工党和罢工的支持者松了一口气，但众人心里明白，他们还需要跨越另一个障碍——定于1981年2月举行的罢工案件庭审。

因1980年初罢工而被解职并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工会干部将在圣保罗第二军事法庭受审，而在庭审日期临近时，格林哈尔希策划的一场高风险行动打乱了军事法庭的计划。庭审定于2 月25日周三举行，在这之前的那个周五，即2月20日早晨，律师前往法庭办公楼领取被告人家属的通行证。第二军事法庭位于保利斯塔大街附近，在路易斯·安东尼奥准将路上的一栋两层楼房内办公，陪审室仅能容纳四十多人。一如许多政府机关周五时的常态，大楼里办公人员寥寥无几。格林哈尔希一间间屋子寻找负责发放通行证的书记员，但一无所获。他在一间办公室门口听到打字机的声音，走进去看见一名军士正用带有第二军事法庭抬头的公文纸打字。他装作无意地从军士身后瞟了一眼，竟发现一个荒唐至极的司法行为：距离庭审开始还有五天，居然已经有人在起草被告的判决书了——这意味着无论辩方作何辩护，庭审法官内尔松·达席尔瓦·马查多·吉马良斯都只会宣读被告早已敲定的刑期而已。律师瞪大了双眼，高声念出纸上的内容：

“……依据第6620/78号法第36条第II款，本庭判处以下被告有期徒刑：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三年零六个月；埃尼尔松·西蒙斯·德莫拉，三年零六个月；贾尔马·德索萨·博姆，三年……”

没等他读完被告的名字和相应刑期，军士吓得赶紧把纸张翻了个面，倒扣在桌子上：

“妈的，律师先生，您不会说出去吧？先生，这事要是公开，我就完蛋了……”

格林哈尔希从两层小楼飞奔而出（那栋楼多年后改造成了争取司法正义纪念馆），然后集合被告和其他几名工会成员的辩护律师伊迪巴尔·皮维塔（Idibal Pivetta）、艾尔顿·苏亚雷斯和伊贝雷·班代拉·德梅洛（Iberê Bandeira de Melo），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除了公开这场阴谋之外，被告和律师还应该集体缺席审判，以此揭露独裁政府为给卢拉及其工会同事定罪而布下的骗局。

律界的知名人士十分震惊，认为格林哈尔希的决定荒唐且冒犯，可能导致全体被告因藐视司法而立即被捕——即使司法的主体是军事独裁政权。格林哈尔希收到了这些警告，但依然按原计划行事。在《晚报》的一篇文章中，因曾在法庭上揭发并对抗“处决小队”而闻名的律师埃利奥·比库多严词批评格林哈尔希：“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律师必须面对哪怕最不利的情况，这是他身为律师的使命与职责。他不该做出这样的举动。”

庭审当天，法官内尔松·吉马良斯宣布开庭，由于被告及其律师在规定时限内均未到场，法官指派律师保罗·鲁伊·德戈多伊（Paulo Rui de Godói）为被告辩护。德戈多伊请求用一小时时间阅读案卷。下午6点，法院在所有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下达了判决结果。如格林哈尔希公开揭发的那样，卢拉、贾尔马·博姆、鲁本斯·特奥多罗·德阿鲁达三人获刑三年半；茹拉西·巴蒂斯塔·马加良斯、若泽·马里亚·德阿尔梅达、曼努埃尔·阿尼斯奥·戈梅斯（Manuel Anísio Gomes）、吉尔松·德梅内塞斯和奥斯马尔·德门多萨（小奥斯马尔）获刑两年半；瓦格纳·利诺·阿尔维斯和内尔松·坎帕尼奥洛获刑两年。辩方律师提出上诉，法官维持原判，但案件经圣保罗军事法庭和巴西高等军事法院来回多次审理后，高等军事法院最终将刑期全部撤销。

同年4月，联邦政府中止对ABC工会的干预后，卢拉决定不再竞选干部，而是提名一位公众不太熟悉的人物——福特的工具工雅伊尔·梅内格利（Jair Meneguelli）担任工会主席。卢拉的去向引起了广泛关注：劳工党成立后，他会从工会活动转向政治活动吗？梅内格利当选前不久，修士贝托在写给卢拉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不仅这位多明我会修士，整个政治阶层都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普通民众开始提出一些疑问，比如：你打算在政界做些什么？你为何转向政治？为何创建劳工党？你还会是个纯粹的工人吗？你想成为州长吗？你把工会领导权转交给一号候选人团队的那天（我相信他们能够当选），我觉得是向民众吐露想法的绝佳时机。

不知卢拉作何打算的民众此后依旧不知。接受《圣保罗州报》采访时，卢拉只用了简短的两句话对未来作了模糊的说明：“我没有未来的计划。我的前途与我的本职工作密切相关。”卢拉的日常行动印证了他在报纸上的答复。尽管悉心关注劳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但他的精力似乎仍然集中于工会工作，例如梅内格利的选举和另一项他几乎全身心投入的任务：创建一个统一的工人中央组织，除体力劳工之外，还要将所有加入了工会的劳动者，如医生、教师、记者、工程师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全部联合起来。

在巴西各地走访的间隙，卢拉还频繁出国访问，力图扩张自己的国际影响。由于不懂外语，卢拉总和圣保罗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科·韦福尔特以及若泽·阿尔瓦罗·莫伊塞斯一同出行，后者已被任命为劳工党的对外关系秘书。当然，卢拉也一直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政治与社会秩序局局长罗梅乌·图马发送给第二陆军情报部门、国家情报局、第四地区空军指挥部、圣保罗海军指挥部和联邦警察局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致第二陆军、国家情报局、第四地区空军指挥部、海军指挥部、联邦警察局：

政治与社会秩序局第220号报告补充内容，卢拉、若泽· 阿尔瓦罗· 莫伊 塞斯、弗朗西斯科· 韦福尔特、雅科·比塔尔的行程见下：

巴西—罗马——至1月22日

波恩——至1月28日

巴黎——至1月31日

日内瓦——2月2日至3日

布鲁塞尔——2月4日至5日

阿姆斯特丹——2月5日至7日

伦敦——2月8日至10日

10日晚前往纽约，11日至13日在纽约活动，预计晚间返回圣保罗。

罗梅乌·图马警官

政治与社会秩序局局长

卢拉在一次国际旅行中购买了两台特殊设备：他为劳工党带回一台超8毫米（super-8）摄像机，后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宣传活动——那时家用VHS录像带在巴西尚处于起步阶段；他还为工会购买了一台便携式分贝仪，即测量噪声水平的仪器。有了它，ABC工会的督察员可以进入工厂测量环境噪声，检查噪声水平是否符合劳动法规。如今劳工党的档案库中还保存着一部用那台小摄像机拍摄的劳工党和“新工会主义”宣传短片，拍摄地点在帕拉州内陆托坎廷斯河河畔的卡梅塔镇，这座小镇位于贝伦市西南方向二百八十公里处。

创建工会统一中央比卢拉预想的困难许多。自1964年独裁政府取缔旧的工人总指挥部（CGT）以来，建立全国工会统一组织的尝试尚属首次。1981年8月，巴西各州共1126个工会选举出的5247名劳工代表齐聚圣保罗州海滨城市普拉亚格兰德，如此庞大的数目印证了建立统一中央的必要性。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不少外国工会领导人，如西德的汉斯— 于尔根·克鲁格（HansJürgen Kruger）、法国的雅克·谢勒克（Jacques Chérèque）、委内瑞拉的路易斯·卡洛斯·卢斯特（Luis Carlos Luster）、葡萄牙的阿尔瓦罗·拉纳（Álvaro Rana）、安哥拉的加尔旺·布兰科（Galvão Branco）和来自阿根廷的世界工会阵线（Frente Sindical Mundial）领导人胡安·庞塞（Juan Ponce）。会议为期三天，耗资约300万克鲁塞罗（约合2021年的27.6万雷亚尔），这笔资金来源于工会捐款、汽车抽奖筹款和各界捐赠。经粗略计算，这次普拉亚格兰德的全国工人阶级大会（Conclat）中参会人员代表的劳工基数约为一千两百万人。

尽管会议组织十分出色，但由于大量政治倾向和派别的存在，会议未能就创建统一中央的目标达成一致。有两大派别相互抗衡：一派由与巴共有来往的工会人士领导，代表人物是桑托斯金属工人阿纳尔多·贡萨维斯，其目标大致是建立一个法团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另一派则以卢拉为首，主张成立一个自下而上、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工会中央，持开放态度包容不同政治倾向。最终，普拉亚格兰德的全国工人阶级大会奠定了两大工会中央组织的雏形，而非卢拉设想的唯一中央。两大组织分别是由雅伊尔·梅内格利领导、与劳工党密切相关的劳动者统一中心，以及由前巴共积极分子路易斯·安东尼奥·德梅德罗斯（Luiz Antonio de Medeiros）领导的工会力量（Força Sindical）。德梅德罗斯那时已经转向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背弃了奄奄一息的苏联。

卢拉在罢工案和阿克里州事件中被判无罪，大赦法案得到通过（尽管并不充分），再加上两大工会中央即将成立，这一切都预示着独裁政权已时日无多。如反对派领袖、参议员乌利塞斯·吉马良斯（Ulysses Guimarães）所言，人们面对的是“一头掉光了牙齿、只能吃素的狮子”。但巴西再民主化的关键转折点要等到1982年1月19日才出现在《联邦政府日报》上：菲格雷多将军在第6978号法令中宣布，将于同年11月15日举行州长、副州长、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议员、市长、副市长和市议员的直接、自由、匿名投票选举。上一次州长直选还是在十七年之前的1965年，当时军政府在竞争最激烈的几个州——米纳斯吉拉斯、圣卡塔琳娜、马托格罗索和里约热内卢（当时称瓜纳巴拉州）全部落败。要让国家回归全面民主、彻底埋葬军政府的“威权遗产”，唯一没做的就只剩恢复总统直选，而这一目标要到七年后的1989年，即制宪议会召开一年后才最终实现。

不过，恢复州长直选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圣保罗的劳工党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卢拉身上，在党内积极分子看来，没有其他候选人能胜过卢拉。由于当时的选票仍需手工填写，劳工党采取的头号措施便是将卢拉的正式姓名更改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 拉·达席尔瓦”——这样一来，如果民众投票时只填写“卢拉”，选票也不会作废。将绰号加入姓名，也意味着妻子玛丽萨的夫姓和四个孩子的父姓都将变成“卢拉·达席尔瓦”。

姓名并非竞选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头号难题在于资金极度匮乏。即使在劳工党的发源地圣保罗州，571个市镇中也有超过300个尚未设立党委会，更没有本党的候选人。竞争对手们可以乘坐包机，卢拉却不得不遵照商用航空的时刻表出行，而航班时间并非总能满足竞选需要。更多时候他会乘车出行。除此之外，全国层面的知名度让卢拉必须离开圣保罗，前往全国几乎所有州为本党的州长、参议员和众议员候选人助阵——同样也是乘商用航班。

一切都是临时拼凑的。玛丽萨在圣贝尔纳多市政府免费学习丝网印刷课程后，在家搭建了一间工作室，一边照顾三个小孩，一边印刷。她在竞选期间印制了至少两万两千件带有劳工党标志的T恤，其中一些印着州长候选人卢拉和副州长候选人律师埃利奥·比库多的名字，还有一些印着参议员候选人雅科·比塔尔的名字。卢拉在圣保罗州内乘一辆大众轿车出行——有些市镇距离州府超过六百公里——车是向朋友借的，他自己坐在前排，每当天黑，后方跟随的另一辆竞选车便打开远光灯，好让他看清手中的讲稿，准备即将在下个市镇发表的演说。如果当地没有安排集会，卢拉便站在那辆大众甲壳虫车门外侧的踏板上，手拿扩音器环绕全城为自己宣传，邀请路人加入劳工党。

独裁统治的“威权遗产”之一是所谓的“法尔康法”，该法令以其设计者、盖泽尔政府的司法部部长阿曼多·法尔康（Armando Falcão）得名。根据这项法律，电视选举节目中只能出现候选人的照片（无论竞选州长还是市议员），而解说员将用短短十几秒时间介绍候选人的极简履历。劳工党希望在大众阶级中争取更多选票，因此在每位候选人的履历后都加上了自己的宣传口号：“一名和你一样的巴西人！”然而，由于许多劳工党候选人参加过武装斗争，履历中有长年累月的刑期记录，因此播放照片时经常出现这样的解说词：“某某，前城市游击队队员，被判五十年监禁。一名和你一样的巴西人！”

多年以后，卢拉回想起这些故事还是会哈哈大笑：

“我们的竞选宣传像是犯罪记录，候选人看着像一群逃犯。我还记得，戈亚斯州的阿索斯的履历是：‘阿索斯·马尼奥。曾劫持一架飞机。’还有阿尔蒂诺：‘阿尔蒂诺·丹塔斯，父亲是将军，被判九十六年监禁。’杰诺伊诺的是：‘在阿拉瓜亚打游击战时被捕。遭受酷刑，被判了不知道多少年。’每个人的介绍到最后，都有句‘一名和你一样的巴西人’。”

连卢拉自己的竞选宣传语也没能逃过自我批评：

“我的宣传语是这样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前染工。前擦鞋童。前金属工人。前工会领导人。前政治犯。一名和你一样的巴西人！’但根本没人想和我一样，操！选民都想当苏普利西那样的人，他有钱，长得又帅，学的是经济，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学历！”

由于没钱聘请民调机构，卢拉只能通过广场和集会上吸引到的人数来衡量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如媒体所见，卢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在拥有工厂、工人、大学和学生的中大型城市尤甚。劳工党和卢拉在青年群体中所受的青睐无可争议，卢拉胜利在望的说法也越来越有可信度。参加劳工党候选人集会的民众数量太多，甚至引起了竞争对手的忧虑，于是卑劣的竞选手段开始出现。数十年之后被冠以“假新闻”之名的谣言在全州散布开来：有人说卢拉在工会活动中赚得盆满钵满，他在圣贝尔纳多的那间房子只是用来蒙骗傻瓜的幌子罢了——他其实住在圣保罗莫伦比区的一座豪宅里。有一次，卢拉去了众议员艾尔顿·苏亚雷斯位于瓜鲁雅市的度假别墅，他在那里被人认出，随即传言四起，说他在圣保罗州还拥有另一座海滨别墅——“和雅尼奥住在同一个小区”。劳工党不得不发布一条声明辟谣：

莫伦比区豪宅的谣言没能传开，因为卢拉住在拉维尼亚花园玛丽亚·阿泽维多街273号。现在又有传言说，他在瓜鲁雅市有座度假别墅。过去十年里，卢拉唯一度过的假，就是他在政治与社会秩序局监狱里被关押的那三十一天。给卢拉造谣的那些人，请公开你们的身份，并提供所谓瓜鲁雅豪宅的地址和地契证明。

尽管有着种种不利因素，卢拉的竞选势头仍肉眼可见地壮大，并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巴西最受欢迎的作家——身在巴黎的巴伊亚人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发声称，要是他住在圣保罗，他会投卢拉一票。在圣保罗州足球联赛最佳射手、前锋卡萨格兰德（Casagrande）和左后卫弗拉基米尔（Wladimir）的带领下，科林蒂安队的球星不仅宣布会给卢拉投票，还为劳工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入党宣传活动。

选举日期临近，有两件事让卢拉确信自己已经稳操胜券，当选易如反掌。首先是由《圣保罗页报》和旗手电视台联合举办的辩论，那是唯一一场集合了所有州长候选人的辩论。辩手包括劳工党的卢拉，巴西民主运动党的参议员弗兰科·蒙托罗，巴西工党的前总统雅尼奥·夸德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圣保罗前市长雷纳尔多·德巴罗斯（Reinaldo de Barros），以及民主工党的前篮球运动员、众议员罗热·费雷拉（Rogê Ferreira）。次日，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研究所在各大报纸发文称，卢拉是此次辩论的最大赢家。

但真正让卢拉对于胜选深信不疑的，是在帕卡恩布体育场前的查尔斯·米勒广场举行的一次集会。据最保守的估计，劳工党候选人吸引了超过十万人参会，广场和周边街道都挤满了人。另一边，尽管蒙托罗请来了米尔顿·纳西门托和希科·布阿尔克等知名艺人助阵，他这边的参会人数却还不到卢拉那边的一半，连蒙托罗的支持者都不禁感到担忧。

选举前夜，卢拉回到家，妻子玛丽萨面色阴沉地拿出一份预出版的《圣保罗页报》，头版占据八栏的大标题公布了一项全州范围内票站出口民调的统计结果——“蒙托罗当选州长”。下面附有一张蒙托罗微笑的照片和具体得票率：“蒙托罗44.8%，雷纳尔多26.5%，卢拉12.2%，雅尼奥11.7%，罗热·费雷拉1.7%。”卢拉看完哈哈大笑，将报纸往空中一甩，高呼道：

“这资产阶级报纸纯粹在放屁！选举我赢定了！”

投票箱开启后，结果表明《圣保罗页报》的出口民调确实有误——卢拉不是排在第三，而是排在第四，落后于蒙托罗、雷纳尔多和雅尼奥，仅超过得票率不足1%的垫底候选人罗热·费雷拉。卢拉共获得1144648票，占全州选民总数的10.77%。那一刻，他感觉天都塌了。

四十年后的卢拉依然清晰记得，那场惨败让他陷入深深的抑郁：

“那真是痛苦。太痛苦了。我陷入绝望，迷失了方向。那时唯一感到确定的就是：我的政治生涯已经完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极度空虚。选举惨败，工会那边也有了新的领导班子。我每天早上起来无所事事，所以更加绝望。”

卢拉在那场似乎永无止境的宿醉中挣扎了两年多。1985年初，他前往古巴参加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召开的有关贫困国家与国际金融机构外债的研讨会。会前几天，菲德尔曾与里约社会党候补参议员雅米尔·阿达德（Jamil Haddad）医生会面，他向阿达德询问卢拉的近况，而后者的答复十分悲观：

“卢拉在政治上完蛋了，他已经出局了。”

会议期间，菲德尔得知卢拉也在哈瓦那，于是找他聊天，转告了阿达德的话。古巴领导人耐心听完了卢拉的抱怨、那场羞辱性惨败带来的挫折，最后请求和他单独交谈。菲德尔的话言简意赅，令人折服：

“卢拉，你听我说：自从人类发明了投票和选举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工人……我再说一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像你这样，获得一百万张选票。如果你愿意听听更有经验的长辈的意见，那请听我说：你不能放弃政治。你没有权利对工人阶级这样做。”

一连几个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在卢拉脑海中久久回荡。一年后的全国制宪议会选举，他听从菲德尔的建议报名参选。卢拉最终斩获651763票，成为当时巴西历史上得票最多的众议员。

记者：钱欢青 编辑：李睿 校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