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生活打卡季#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在朝鲜半岛西岸的丰岛海面响起，清朝“天朝上国”延续了两百年的迷梦随之碎裂。

战前，朝野上下一片狂热，“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口号响彻各地茶楼酒肆；战后，《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来，举国聚哭，悲愤交加。

这场战争，表面是中日两国坚船利炮的较量，实际牵动的是一整个社会的心态变化。从狂妄自大到冷静反思，从麻木沉沦到奋起觉醒，这条路走得跌跌撞撞。

美国学者莎拉·潘恩指出，这是东亚支配权第一次从中国转到日本手里。中国败于此前一直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心理冲击比当年败于英、法还要大。

她的判断很干脆：清政府花巨资买了西方的大炮和军舰，却没动支撑这些器物的政治和知识结构。“只买器物、不改制度”，这才是战败的深层症结。

本文以《申报》《万国公报》《时事新编初集》等当时报刊为参考史料，结合中外研究著述，梳理甲午前后社会舆论如何走完“盲目乐观—战场惊醒—痛定思痛—变法自强”的心理历程。

1）战前狂欢：举国都陷在“踏平日本”的幻觉里

甲午开战前的中国，整个沉浸在一种近乎狂欢的自信里。

这份自信不是掂量过中日实力之后得出来的，根子上是“天朝上国”那套文化偏见在作祟，民间报刊则在这场狂欢里起了最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民间报纸是《申报》，几乎天天发主战评论。

1894年正月初九、初十、二十一日，《申报》连发《战必胜说》《论日本之谋朝鲜将为俄人所误》《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三篇文章，通篇都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其中《战必胜说》最典型。

文章认为，日本“于天时、地利、人和无一所得”，理由居然是东京闹地震、议院里党派打架；反观中国，“地大物博、炮台巩固，北洋水师直与泰西无异”，老百姓们“谈及日人，辄裂眦咬牙”。

最终得出结论，守、战、和三件事“俱可操纵自如”，根本用不着怕日本。

而《万国公报》也不甘落后，从第六十六卷起在“大清国事”栏连载战事，第六十八卷起连发四期评论，跟《申报》一唱一和。

出版界更实在，直接把散见报刊的主战文章汇编成《时事新编初集》一类小册子四处流传。当时所谓“万口交腾”“誓不从倭”，喊得震天响，喊到后来，很多人真以为“全国上下都一致主战”。

朝堂上把这份盲目自信推到顶峰的，是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他们多出自翰林院、都察院，甲午前后的“后清流”黄绍箕、丁立钧、文廷式、张謇等都是其中一份子。

他们对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火力全开，骂他“不修战备，专注和议”，不少人还私下跟上海报界通气，借《申报》《万国公报》持续造势。一来二去，“开战即胜”从一种官场情绪，变成了全社会的集体幻觉。

收录于《时事新编初集》里的《防倭不如剿倭》《移师东伐论》等文章，更是把情绪推到极端。《防倭不如剿倭》公然喊出要“鞠旅陈师，直抵长崎、横滨”，专门用火箭喷筒去烧日本人的板屋营帐，还说“不必十万人，已足令其全国惊心”。今天读来像开玩笑，当时却被不少士绅当成豪言壮语。

战前舆论离谱，根子在两层无知叠在一起，一是闭关锁国留下的“天朝上国”心态，二是对中日近代化差距完全没概念。

在时人笔下，日本就是一个“地狭物乏”的岛国，地震多、党争乱，国力弱得很；反观中国，三十年洋务办下来，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北洋水师都有了，似乎什么都不缺。还有文章觉得，光凭“万众同仇”这股士气，踏平三岛不在话下。

这种看法，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军事、工业、教育、国家动员上的脱胎换骨全当没看见。

那时日本已经有了近代征兵制和帝国议会，海军总吨位虽然比北洋小，但船快、速射炮多、指挥统一；而北洋水师经费被挪用、炮弹掺假、军纪松弛这些实情，全被“直与泰西无异”的宣传盖得严严实实。

当时在华西方观察家评价中国战前舆论“无知、自负和可笑”。

清政府对舆论放任自流，日本却从开战之初就有计划地收买国际媒体。路透社一篇稿子要价六百零六英镑，日本政府花这笔钱，将侵略战争包装成“文明对野蛮”“解放朝鲜”的正义之战。两边舆论场的落差，其实已经预示了战场上的结局。

2）炮声惊醒：“蕞尔小邦”居然这么能打

战场的残酷很快戳破了纸上辉煌。

1894年7月25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面突然袭击返航的中国“济远”“广乙”二舰。

更让国际舆论哗然的是，日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随即拦下英国怡和洋行的运兵船“高升”号并将之击沉，船上一千一百多名淮军官兵除约二百四十五人获救外，八百七十多人当场殉难。同一天，运输炮械的“操江”舰被日舰掳走。

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

丰岛战败和“高升”号惨案传到上海，《申报》当天就发了评论，这也是战前“必胜”论调第一次公开裂开一道缝。

那些“直捣长崎、直抵横滨”的豪言，在首战失利面前开始显得苍白。一部分报纸掉头谈清军的短处，承认“北洋水师直与泰西无异”的说法言过其实。不过此时舆论还没根本转向，多数人仍寄希望于陆军在朝鲜扳回来。

真正让舆论拐大弯的，是五个月后的旅顺失守。

1894年11月21日，日军第二军攻下金州、大连湾后进占旅顺。这座经营十几年、耗银几千万两的“远东第一军港”，守将黄仕林、赵怀业等先跑为敬，守军一触即溃。

更骇人的是日军入城后的旅顺大屠杀。

随军的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柯文等发回报道说，日军在城内不分男女老幼，连续屠城四天三夜，全城只剩大约三十六人，因为要埋尸才活下来。

英国《泰晤士报》11月26日率先披露，国际舆论大哗。

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回来，《申报》旋即发表《制倭策》，《时事新编初集》也刊出《中国宜以持久敝倭论》，彻底不再鼓噪“直捣东渡”，转而主张打持久战。

文章的意思非常明确，中国“国虽不富而财力尚足，兵虽不强而元气尚充”，只要“以扎硬寨、打死仗工夫，加之以折而不挠之志气”，时间一长，日本这个“人少而饷绌”的小小岛国。肯定撑不住。

这种“持久敝倭”的主张，比起战前“不必十万人即可踏平日本”的空话，实在多了。

当时，已经有中外有识之士看明白，中国的长处是国土纵深和人口，日本的长处是战术和动员速度；只要不硬拼战略决战，拿空间换时间，仗未必打不下去。

慈禧和李鸿章却一门心思指望列强调停，根本没真把这套战略当回事。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以当时清廷的财政状况，几乎无法进行持久战。

战局一坏，报上反思清军内部腐烂的文字也多起来。

比如《申报》12月4日发表的《论旅顺失守》指出，“将之视兵也如刍狗，兵之视将也如赘疣，情意不相联，休戚不相顾”，跟读者来信里“往日之豪言壮语，今皆化为泡影，非我军不力，实乃吏治不修、军备废弛”的感叹完全对得上。

还有报纸翻译英文战地通讯，把中日装备和训练的差距摆出来，老百姓这才慢慢从“北洋水师世界第八”的自我催眠里醒过来。

随着仗越打越糟，朝堂上的和战之争也公开化。

翁同龢、文廷式、张謇这些“后清流”死硬反对对日妥协，认定“不修战备，不可言和”；李鸿章基于北洋实力大损的现实，更倾向于外交斡旋早点收场。

对此，《申报》1895年1月12日发表的《论议和者十难一文》认为：“从来言和必先言战，战者和之本；能战而后能和，未有不能战而能和者也。”

另一篇《权说》则指出，开战后中国“皆坐以待攻，一筹莫展”，战之权操之于日本，这样谈下来的和，谈了也白谈。

1894年12月20日，清政府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求和。两人刚到上海，“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诃”，民间反对情绪可见一斑。

于是，日本政府以“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张、邵只好灰头土脸回来。直到1895年2月，朝廷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谈判才重新开台。

这里需要说一句公道话。甲午前后的和战之争，并不能简单贴标签成“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卖国”。

清流主战有道德义愤，但常常不顾敌我实力；李鸿章主和有现实盘算，却又受制于北洋集团的私利和慈禧的政治算计。当时舆论能够慢慢跳出这种情绪化对立，提出“能战而后能和”，已经算是不小的进步。

3）马关之辱：三十年洋务，原来只是纸老虎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跟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德、法三国干涉，中国再加三千万两“赎”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厂制造。

消息一传开，举国震动。

小说家江山渊在《徐骧传》里写下台湾百姓得知割台时的样子，“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北京、上海等地的举人、士绅、市民纷纷上书、召开集会。大家心里都明白，战败不是偶然，是三十年洋务攒下的病灶总爆发。

战后的报纸成了揭露腐败的主阵地。

尤其是《申报》《万国公报》《时事新编初集》连篇累牍，其中署名“养吾氏”的《榴觞醉语》最为尖锐：“平日之政事，一贪字坏之；今日之军务，一和字败之。”“中原之财，半流于外国，半饱于宦囊。”

文章把官场写得入木三分。

官员不管科举出身还是捐纳、保举上来的，“每一得缺，不问风俗之盛衰，不问人民之良莠，斤斤焉以缺之优绌为较量”；发财以后，“商而富者必先求官，官而富者且欲为商”，官商捆在一起，权钱做成了网。

军队里的腐败更吓人。

据《申报》发表的《谈兵》一文所载，统兵官“专以克扣军粮为事，应给五两者或发二两有半，应给四两者或发二两”，士兵连饭都吃不饱。

将领们“握虎符、拥豹纛者，则日沉溺于销金窝里、迷香洞中”，“问以阵法而不知，叩以兵籍而罔晓”，陆军将领“无一夜身处营中”，海军管带更绝，“终年不在舰内”。

结论很直接，“军无斗志，人有涣心，闻声而溃，望风而靡，职是故也。”

时人把清军的一溃千里归结为“四误”：“一误于因循，再误于蒙蔽，三误于粉饰，四误于虚骄”；也有人归成“三失”：“一失于因循，再失于粉饰，三失于将帅无人”。

话中虽带火气，却戳中了晚清官僚体系的死穴。整个官场以“掩盖粉饰”为本事，“以无为有，饰伪为真，以自欺而欺人”，上下相蒙早就成了积习。

为了说明清军“有器不能用”有多荒唐，《申报》1895年2月1日发表《论置备利器必先储人才》，转引英文报纸所载日方公布的战利品清单：

开战以来，日军共缴获大炮六百零七尊（光旅顺一处就有三百三十尊）、洋枪七千四百枝、大炮炮弹二百六十余万发、洋枪子弹七千七百余万发，另有食米、马匹、篷帐等，日方自报合计价值约洋银七十兆。

这组数是日方自己公布、英文报纸转引的，作者本人都承认“词涉夸张，不足深信”。当代研究认为，日军合计缴获各型火炮千余门、步枪数万枝、炮弹数百万发、子弹数千万发，跟这个量级大体对得上。

但这组数字真正让人扎心的地方，不在绝对值，而在于它跟战场表现之间那个巨大的反差。

清政府花了十几年银子从欧洲买回来的克虏伯大炮和毛瑟步枪，绝大多数一炮未发就拱手送给了对手。

大连守将赵怀业在日军还没逼近时就提前跑路，把经营多年的堡垒、弹药库原封不动留下；北洋水师在威海卫港里被合围，十几艘主力舰或沉或降。

器物不能说不精良，结果败在一个连钢材都还得从西方进口的国家手里。时人痛呼：“此非我中国二十年来所经营缔造者哉？一旦边氛不靖，竟拱手而让诸他人”。这种“利器资敌”的荒唐结局，比一百句“唯武器论不对”都管用。

舆论由此开始追一个根本问题，中日都学西方，结果怎么差这么多？

对此，《时事新编初集·纵论中倭大势》给出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回答：“日人之讲西法，能奉以实心实力；中国则不然，遗其精华，取其皮毛，凡事虚应故事，徒靡经费。”

养吾氏在《榴觞醉语》里还讲过一个讽刺细节，清政府派去国外采购的官员把出洋视为“美差”，“但计贿之多寡，贿日以增，货日以劣”。洋商先贿赂随员门丁，再拿劣货充数，官员们只收回扣、不验货。

用当时报上的话说，中国虽然“有是器”，却“无是人以用之”；就算买来了世界一流的军舰，没有近代化的军官、士兵、后勤和国家治理，也不过是“委之以资敌”。

所以，甲午之败，败的不是器物，是制度和人。这是当时舆论从惨败里磨出来的最硬的一条结论。

4）血泊中的觉醒：从台湾抗日到变法自强

割台的噩耗传到台湾，全台各界为之震动。

台湾署巡抚唐景崧、兵部主事丘逢甲等地方士绅联名电奏朝廷，表明“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

1895年5月25日，他们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蓝地黄虎旗，改元“永清”，意思还是永远臣属清朝。这个政权不是要脱离中国独立，而是在朝廷弃地不救的危局下，借“自主”名义组织武装抗日的权宜之计。

武装斗争里，丘逢甲变卖家产、组织义军，在新竹一带扛了日军二十多天；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在唐景崧内渡后，带着黑旗军旧部守台南，《申报》夸他是“怀忠抱义、超今轶古之大丈夫”。

台湾百姓更是放出狠话：“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日军在台湾遇到的抵抗，比大陆战场顽强得多，伤亡总数甚至超过了甲午大陆各战役的总和。

这一时期内地舆论声援得很起劲，《申报》天天报台湾义军打赢的消息，说台民“忠肝义胆”，“适足以震动天下”。

可惜外援断绝、粮尽援绝，台湾全省还是在1895年10月沦陷。刘永福内渡，丘逢甲悲愤而去，他在《送颂臣之台湾》里写下“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一句，字字是血；次年又写下《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些诗句，后来成了台湾同胞忘不掉的家国之痛。

甲午战败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后果，“变法自强”迅速变成了全社会的一致共识。

早在《马关条约》谈判还没结束时，《申报》就发表了《论中国有转移之机》，把战败看成中国“绝大转移之机”：

“如在睡梦之中，酣卧未起，今欲使之起，则必大声疾呼而后可。今之败于倭寇，正天之所以大声疾呼也。”

当时报上提的变法主张，已经明显超出洋务运动的范围，归纳起来集中在几条。

最热门的是改革科举、培育实学人才。

比如《申报》发表的《请广设科目议》等文章认为，科举“空疏剽窃”，因此主张文试废时文、试实学，武试废弓矢、专问枪炮。时人认死理，“人才兴，则百事举”，可传统八股教出来的人，“诗文小楷而外，绝无他长足取”。

再就是系统办新式学堂。

黄庆澄在《湖上答问》里提出，按照德国学制，各州县设小学、各省设中学、京师设大学，大学分六科并设陆军、海军两科。

这套方案还坚持“先圣昔贤之大经大法”不能丢，“中体西用”的味儿很浓，但在当时已经算最系统的教育改革蓝图。

还有人提广开民智，建议学泰西设藏书馆、博物院，补传统书院的不足。

走得最远的几个，已经开始碰政治体制。

养吾氏在《榴觞醉语》里就说：“中国欲自强，必讲西学；欲讲西学，必先立议院，上下通情，而后可去蒙蔽诸弊”。

这种主张在当时还是少数派，多数人依然认为“三纲五常”不能动，变法只是“补偏救弊”。

二十世纪初，蔡锷曾感慨道：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

正是这股舆论氛围，给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举人搞“公车上书”、为1898年戊戌维新铺好了路。甲午的炮火虽然摧毁了北洋水师，却把整个民族的制度意识炸醒了。这是洋务运动买了三十年枪炮都没做到的事。

5）尾声：甲午留给我们的三条血训

一百多年过去，翻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再尝一遍屈辱，而是为了把几条用血换来的教训记住。

第一，虚骄自大比无知更危险。战前中国不是没有清醒的声音，可“必胜”的舆论环境容不下理性谈差距，整个国家裹在信息茧房里走上战场。

第二，器物再先进，也不会自动变成制度的力量。北洋水师的军舰大炮不能说不精良，可吏治腐、军心散、体制僵，一上战场就垮。

第三，真正的觉醒，往往是被最惨痛的失败逼出来的。没有甲午这一败，清政府说不定还在“同光中兴”的幻觉里多睡几年；正是这一败，把“变法”从边缘推到了国家议程中心。

正如《申报》当年反思战利品资敌时说过一句话：“彼怯将惰兵之罪，可胜诛哉！”这话骂的不只是几个临阵脱逃的将领，它指向的是整个不肯正视现实、不肯改革体制的既得利益结构。

甲午留给后人的，说到底不是条约上那几个数字。差距要敢认，空谈要少搞，事要真正做起来。这个道理，今天依然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