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国节·端午】儿时的端午记忆

昨日下班归家，见母亲正于阳台侍弄茴香根。母亲执一柄小刀，慢悠悠刮去茴香根表层褐衣，露出白糯糯的根肉；刮净后，又一破两半，用她枯枝般的拇指与食指一寸寸往下剥，再小心翼翼抽去木质化的筋骨。这般“剥皮抽筋”后的茴香根，备着煮一锅香喷喷的药膳。

晚饭后我去跳广场舞，行至三馆广场门口，一眼瞥见地摊上摆满了根根草草：羊膻草、“母鸡腿”、蒲公英、当归、茴香根、党参、黄精、车前草，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的。这琳琅满目的一地草木，均被老板统称为“补药”。此刻我方才惊觉：又是一年端午至。

端午节，固然要吃粽子，更要紧的是要“进补”了。母亲常说“五荒六月”乃人体最虚弱之时，人往往感到“脚瘫手软”。长大后我常思忖：五六月仲夏，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山野水边，草木正疯长，尽显葳蕤强盛之势，为何母亲偏说是“五荒”之月？反复琢磨后，我似乎寻到了答案——母亲经历了物质最为匮乏的年代，每至此时，新粮未熟，积粮已罄，正是“青黄不接”之际。人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下，何来力气？

为“补上这口气”，端午前一两日，我便与小伙伴背着竹篮、扛着锄头进山挖补药。常挖的有羊膻草、“母鸡腿”、百益股凳凳等。其中“百益股凳凳”最嫩最甜，我们往往挖出来便忍不住生啃几截。

父亲曾告诉我，端午节源于纪念战国时楚国大夫屈原。他说：屈原是最有骨气的人，不愿同流合污，宁可抱石投汨罗江，也不愿被尘世污浊沾染。父亲常将《渔父》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念与我听，此后我便再未忘却。他又说：如今端午划龙舟的习俗，本意原是去寻找屈原的遗体；包的粽子投入江中喂鱼，唯有把鱼喂饱了，它们才不去啃噬屈原的尸身。

童年的端午节，物质上是匮乏的。粽子的质量远不及今日高档，种类也不似这般琳琅满目。然而记忆深处，最让我魂牵梦萦的，恰恰还是童年的端午。

彼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物质尚未彻底从一穷二白中走出。虽能填饱肚子，家中主食仍是苞谷面果儿饭，米饭只能薄薄垫在甑子底部。盛饭时，我总想把饭勺往深处舀——那深处，或许能多捞出几粒白米。

糯米这等金贵之物，家里时常买不起。每年端午，多是外公家接济一些，让我们过上一个甜甜蜜蜜的节日。记得有一年，父亲到湾甸马办为人刻写墓志铭，归来时主人家赠了一袋糯米。那年的端午节，我们家便显得格外富裕。

有了糯米，端午便不难过了。母亲会提前一两日吩咐我们去早已拔去秧苗的闲置浪秧田边拔秧草。秧草生于秧田埂上，呈圆锥体型，肥实的约莫八十公分，一般的也有六七十公分。因它韧劲好，农人常就地取材，用来“把秧”。拨回的秧草，正是捆粽子的良材——捆出的粽子又紧又好看，关键是煮熟后，粽子上还裹着淡淡的秧草香、粽叶香与染米花的气息。

说到染米花，其花朵如小米粒般大小，数万粒聚在一起，一团团如高粱穗子。一阵风过，香气扑鼻，惹得众人皆抬头四顾，直至寻到花香源头，便立即采摘回去，晾晒干后留待端午。将染米花洗净，入开水煮几分钟，花体中的淡黄染色体便溶入水中；再将染水倒入提前洗好的糯米，用手均匀搅动，糯米便渐渐呈现出温润的淡黄色，此时方可包粽。

看母亲包粽子，是一种享受。她将粽叶轻轻一折一转，一个倒锥形的空心圆锥体便稳稳捏在左手中；右手迅速从“洋桶”中舀一勺黄糯米，以掌尖四指轻轻碾压，顺手将多余的糯米清理干净。在左手大拇指的辅助下，右手将跷着的粽叶轻轻下压盖住糯米，再将多余的粽叶于粽头顺时针一拧，掩住所有可能漏米的角。接着她迅速抽出一根秧草，一头咬在嘴里，一手飞速交叉绕在粽身，再将线头穿过嘴咬的一端，轻轻一拉，结便打好了。

母亲一边包，一边告诉我：包粽子、捆粽子是有诀窍的，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紧了，米挤在一处，煮出来容易夹生；太松了，入锅后米易散落。我也试着学母亲的样子包，可无论怎么努力，始终包不出一只对得起观众的粽子。

当然，也有人家会用粟米秆烧、沥清后做成土法“碱水”，一并放入锅中煮。这“碱水”有消食之用，即便不小心多吃了糯食，也不至于消化不良。

如今想来，那染米花的淡黄、秧草的青碧、粽叶的苍翠、糯米的温润，还有母亲深躬的背影、父亲吟诵的诗句、山里挖药的童趣，皆在岁月中酿成了一坛醇厚的酒，又如一锅香味浓郁的“药膳”。物质的匮乏早已随风散去，而那份带着草木清香的记忆，却在时光的淘洗中愈发清晰，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润的底色。

文图：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