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聊天室#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反诬中国军队（东北军）破坏，随即炮轰北大营。数月之内，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3月，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侵华战争开始。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拉开帷幕。

但是，如果只打开日本当年的宣传画、报纸和广播，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亚洲人民正在从英美殖民者的铁蹄下挣脱，日本则肩负着“团结亚洲、建立新秩序”的使命。

1）发动侵略战争，居然是“被逼的”？

在这套叙事里，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日军不是占领军，而是帮助亚洲摆脱白人压迫的先锋。

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为什么能把自己塑造成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者？

战争宣传要回答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什么要打仗”，而是“我们为什么不得不打仗”。一个国家如果直接承认自己要扩张领土、控制资源，很难获得广泛支持。更有效的办法，是把进攻解释为防御，把主动行动解释为被迫反应。

日本正是这样做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它没有说“我们要占领东北”，而是说“维持满洲治安”；全面侵华开始之后，它没有说“我们要征服中国”，而是说“膺惩暴戾的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对英美开战后，它更把这场战争正式命名为“大东亚战争”，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

东伊利诺伊大学的拉尔夫·三尾指出，到1941年前后，日本官方宣传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论证：

西方列强靠殖民地攫取原料、阻挡殖民地工业化、再把殖民地当成商品市场，这是一种“剥削体系”；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如果不打破这种体系，就会走向“停滞”。

这套话语的关键，在于它重新安排了事件的因果关系。

本来应该追问的是，日本为什么要越过边界、控制别国领土？宣传却试图让人们首先追问，日本是不是受到了外界的威胁？是不是被ABCD包围（即美、英、中、荷的经济制裁）？

一旦问题被这样改写，侵略就不再以侵略者的主动选择出现，而变成了一个被描述为“不得不如此”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日本反对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支配，并不意味着日本愿意放弃自己对亚洲的支配。

一个帝国完全可能反对另一个帝国，同时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

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斯特芬·里姆纳研究指出，早在一战之后，日本右翼团体就已开始系统性地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包括排外法案、私刑、对华排斥，把这些作为自由国际秩序“虚伪”的证据。

但是，它服务的目标从来不是真正的种族平等，而是把日本自己包装成反抗西方种族主义的领袖；它借用了反殖民、反种族主义的真实语言，却拒绝把这种语言应用到自己的身上。

2）最高明的谎话，是大肆借用你的委屈

如果日本只宣称自己强大、应该征服亚洲，那它的战争就很难被说成普遍正义。于是一套更有吸引力的说法出现了：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这句话为什么能在当时产生影响？原因并不复杂，它并非完全脱离历史现实。

19世纪以来，英国控制了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法国统治了越南、老挝、柬埔寨，荷兰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了殖民统治。

到20世纪初，亚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五四运动；1924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法案，将除菲律宾之外的整个亚洲移民挡在了国门之外。

对于亚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乃至普通民众来说，白人的殖民统治与种族歧视，是一种真实、切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屈辱。

日本宣传的精巧之处，就在于它不否认这种屈辱，而是反复强调它，再把自己塑造成解决问题的力量。

2023年，早稻田大学的阿涅塞·迪奥尼西奥在《世界史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章中，分析了日本在亚太战争期间对“南洋群岛”（Nan'yō guntō）的种族想象。

她指出，日本的宣传话语表面上是亚洲团结，实际上却建构了一套以“大和民族”为顶端的种族等级，南洋各民族被排在不同层级之下，需要日本的“指导”才能自立。

早稻田大学教授白石昌也对日本在越南西贡—堤岸发行的越南语宣传杂志《新亚》（Tân Á）做了系统研究。

这份杂志创刊于1942年10月20日，最初为半月刊，1945年3月之后改为周刊。白石发现，《新亚》通过共同文化、历史记忆和“大家庭”的意象，把日本描绘成带领越南走向独立的“兄长”。

在印度尼西亚，日本派往南方的作家宫本正辅等人的军事报告文学中，印尼人被描绘成一个因为荷兰殖民统治而“未开发”“依赖他人”的民族。

印度尼西亚大学的黛薇·安格拉埃尼指出，这种叙事刻意删除了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性，其结论是，印尼人没有能力自己站起来，必须依靠日本的引导。

先指出人们真实存在的痛苦，再宣称自己有能力消除这种痛苦，最后要求人们接受自己提供的解决方案。

它利用了人们对旧秩序的不满，却把改变旧秩序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如果答案始终是日本，所谓“亚洲解放”就可能只是把领导者从英国人和荷兰人换成日本人而已。

3）嘴上喊着“共荣圈”，脚下却是等级制

1940年8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第一次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它听起来一点似乎非常温和，“共荣”意味着共同繁荣，“圈”意味着一个相互联系的区域。

它所传达的不是某个国家单方面征服其他国家，而是亚洲各地摆脱西方控制之后，组成一个互相支持的共同体。

英国历史学家、日本近代史权威W.G.比斯利在研究这一概念时早有判断，这个词在政治上具有特殊的便利性，能够淡化日本主导地位带来的抵触，让那些可能受到日本支配的地区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

一个词语听起来平等，不等于它背后的权力关系真的平等。

2022年，耶鲁大学历史学者杰里米·耶伦出版了《大东亚共荣圈》一书。耶伦指出，这个“圈”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蓝图，而是一个随战争形势不断调整的政治工具。

当日本需要争取亚洲各地的支持时，它强调共同文化、民族团结和早日独立；当战争需要更多物资和人力时，宣传就转向生产、动员与服从。

耶伦特别分析了缅甸和菲律宾这两个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允许”独立的国家。1943年，日本先后承认缅甸和菲律宾为“独立”国家，并让它们对英美宣战。

耶伦没有简单地把缅甸的巴莫、菲律宾的劳威尔称作“傀儡”，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冷静的概念，即“爱国合作者”。

这些人确实在帮助日本推进其战争目标，但他们同时也在利用日本的存在，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空间。

这种互相利用的结构，恰恰暴露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性质，它从来搜不是一个平等的共同体，而是一个等级秩序。日本位于顶端，掌握着决定战争目标、控制关键资源和安排区域经济的权力，其他地区必须服从日本的军事需要。

加州大学的贾尼斯·米穆拉研究了以岸信介为代表的“改革官僚”群体。

她指出，这些技术官僚把太平洋战争视为一次“计划机会”，要在亚洲建立一种由日本主导的经济圈，把中国东北、朝鲜、台湾、东南亚的资源与日本本土的工业能力整合到一起。

这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大家庭”，而是一套服务于总体战的资源动员体系。

所谓共同繁荣，最终要接受一个现实问题的检验，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和资源究竟如何分配？真正的平等，不是所有人都被纳入同一个圈子，而是圈子里的人是否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4）在“满洲国”，先演一出“五族协和”的大戏

如果说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为整个亚洲描绘的未来，那么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就是这套理念的第一个具体试验场。

这个新政权并没有简单地宣布东北成为日本领土。它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出现，拥有自己的国旗（五色旗）、国歌、年号（先“大同”，后“康德”），让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先当“执政”，1934年又戴上“皇帝”的皇冠。

其中最典型的宣传口号，就是“五族协和”。

所谓五族，分别指代的是日本人与满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这四个字向外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不同民族可以在同一个国家里和谐共处，日本并非要建立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是在创造一种新的多民族政治秩序。

与之配套的，还有“王道乐土”“建国精神”等话语。

有研究认为，“王道”被选定为“满洲国”的建国意识形态，用来统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在这套话语里，日本从来都不是外来的统治者或殖民者，而是带来“王道”的导师。

不过话说回来，宣传描绘的国家，与实际运作的权力结构，从来不是同一回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托马斯·杜波依斯在研究满洲国法律制度时，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满洲国”是一个“不真实的主权”。

原因很简单，它把司法人员的任免权、意识形态塑造权都交给了日本；待到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它更是实际上把全部国家主权交给了日本战争机器的需要。

知名汉学家杜赞奇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过“满洲国”。

他指出，满洲国实际上是一个“后殖民发展型国家”的原型，日本在那里建设了铁路、钢铁厂、煤矿、水利设施以及现代城市。但是，这种“发展”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日本的国家目标，而不是当地居民的福祉。

宣传画上可以展示不同民族并肩站立，却不意味着这些民族在真实的政治决策中拥有同等权力。

所以，“五族协和”最值得追问的，是一连串非常具体的问题：谁在制定规则？谁在控制军队？谁在决定煤铁的去向？谁有权拒绝这种安排？

当这些问题得不到平等的答案时，民族和谐就可能成为掩盖权力不平等的外衣。而现实情况是，“满洲国”后来成为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后方基地、重要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地，以及731部队细菌战实验的所在地。

5）铁路修进了丛林，劳工留在了丛林

日本人的宣传，还有一个更迷惑人的面向，它要让人们相信，日本的扩张不只是军事行动，还是一项能够带来现代化和经济繁荣的事业。

这套说法尤其容易借助铁路、工厂、城市建设和经济规划来呈现。

在日本统治下的东北，确实出现了现代化的城市设施、铁路网络和工业建设。比如抚顺的煤矿、鞍山的钢铁、长春（当时叫“新京”）的城市规划、满铁经营的铁路网，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

但是，如果只看到了这些而不过问为谁服务，就很容易把殖民统治误读成单纯的发展工程。

铁路可以连接城市，也可以运送军队、矿产和战争物资；工厂可以生产民用产品，也可以服务军需；经济规划可以提高某些领域的产出，也可以把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纳入一个由占领者主导的战争体系。

国际劳工史学者唐纳德·史密斯在《国际劳工与工人阶级史》期刊上发表过《桂河大桥之外：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劳动动员》一文，给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数字。

在整个日本战时帝国范围内，至少有1500万亚洲人被强征劳动，其中大部分是违背本人意愿的。他们被强迫修建公路、桥梁、机场、矿山、船舶，因恶劣待遇、营养不良和医疗匮乏而死的人，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1942年至1943年间修建的泰缅铁路，约6万名盟军战俘和数十万亚洲强制劳工在泰缅之间的丛林中修筑这条415公里长的铁路。

根据战后统计，约有1.2万名盟军战俘和至少9万名亚洲劳工死于沿线的酷暑、疫病与虐待。这条铁路因此被称为“死亡铁路”。

在印尼，日本占领军推行的“劳动奉仕”制度造成了更严重的人道灾难。

印尼帕查查拉大学的赫斯蒂亚（Hestiya）等人2024年的研究指出，日本占领军通过“八纮一宇”（“四海一家”）的意识形态，在教育、媒体和社会动员层面合法化自己的统治；但实际政策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人道主义危机。

印尼塞玛朗国立大学的罗马迪（Romadi）等人2024年发表在剑桥大学期刊上的研究更直接地呈现了这种认知撕裂：

当地在校学生从官方教科书中接受的叙事，往往把日本描绘成“把印尼从荷兰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救星”；但是，他们家庭里的长辈却常常讲述“劳动奉仕”强制劳动带来的创伤。

救星与侵略者，在同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里并存。

随着1943年以后战争形势恶化，日本对占领区的人力和物资动员不断升级。宣传中的“共同建设”“共同牺牲”，在现实中变成了强制征收粮食、强制征发劳动力、强制为战争生产。

所以，建设可以是真实发生的，但建设所服务的权力关系，同样必须接受检验。

6）它要欺骗的不只是亚洲人，还有自己人

谈到战时宣传，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日本如何欺骗其他亚洲国家。但战争要持续下去，还必须说服日本国内的普通人。

所谓“圣战”“牺牲”“国家使命”“八纮一宇”这些词语，就是要把生产说成尽责、把服从说成忠诚、把死亡说成崇高。

这种宣传并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在内心深处完全相信官方说法。

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其专著《草之根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众的战争经历》中，通过大量普通人的日记、回忆录和访谈，呈现了这种态度的高度复杂性。

吉见义明发现，有的人真诚地认同“圣战”的使命；有的人受到学校教育、媒体审查和社会压力影响，被动接受了官方叙事；有的人出于经济机会、个人前途或群体归属而参与其中；还有人在战争不断恶化之后产生了恐惧、疲惫和怀疑。

有的人从一开始就质疑战争，有的人则在见证了日军暴行之后陷入深刻的道德冲突。

加州大学的本杰明·内山在《日本的嘉年华战争》中进一步指出，日本国内的战争动员并非铁板一块。战时东京的电影院、商场、公园和大众媒体中，同时存在着战争动员、消费娱乐和某种“嘉年华式”氛围。

把所有日本普通人都描述成毫无差别的狂热侵略者，固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这同样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忽视国家宣传、社会动员和战争制度所产生的集体责任。

吉见义明在书中反复强调：尽管每个人的动机千差万别，但这些动机最终汇成了一场足以支撑日本帝国在亚洲作战近15年的合力。

最有效的战争宣传，未必让每个人都相信全部谎言；它只需要让足够多的人认为，战争总体上是正当的，服从是必要的，怀疑是不合时宜的。

7）尾声：判断“解放”的警告

回到最初的问题，日本战时宣传为什么能够把侵略包装成“解放”？因为它完成了几次关键的转换。

它把扩张说成自卫，把争夺地区主导权说成反抗西方殖民，把日本主导的帝国秩序说成亚洲大家庭，把对资源和劳动力的动员说成共同建设，又把服从战争机器描述成一种值得赞美的牺牲。

这套叙事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恰恰因为它并非完全依赖毫无现实基础的口号。亚洲确实存在殖民压迫，亚洲民族确实有追求独立的愿望，现代化建设也确实在某些地区发生过。

日本宣传所做的，是把这些真实存在的诉求和事实重新组合，让它们服务于一个由日本主导的政治目标。

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不能简单地写成所有亚洲人都被日本欺骗，或者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完全识破了宣传。

一些亚洲政治人物和民族主义者，确实曾试图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为本国争取更大的政治空间；一些人也曾真诚地相信，日本的胜利可能改变旧有的殖民秩序。耶伦笔下缅甸和菲律宾的“爱国合作者”，正是这种复杂处境的产物。

但是，不同群体对日本的期待、合作和利用，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问题，日本的战争与占领究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

这种宣传在中国战场上遭遇的抵触最为强烈。

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日本自1931年以来的侵略扩张，1937年以后更承受着全面战争的巨大破坏，从南京大屠杀到三光作战，从重庆大轰炸到数百万军民的伤亡。

在这种切身体验面前，日本声称自己正在“解放亚洲”，与中国人真实经历的战争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冲突。

所以，宣传可以改变战争的解释，却不能永久消除人们对战争后果的感受。

当口号承诺独立，而实际权力仍由占领者掌握；当宣传承诺繁荣，而当地资源不断被战争动员；当语言强调平等，而不同群体的政治地位存在明显差异，宣传就会不断遭遇现实的反证。

因此，历史研究不能只问某个口号是真是假，还必须追问，口号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谁能够作出决定？谁得到了收益？谁承担了代价？被声称要解放的人，是否真正拥有拒绝、退出和自主选择的权利？

这些问题比口号本身更重要。

侵略者不一定会公开宣布自己想要征服别人，它也可能宣称自己会带来秩序、发展、安全、团结与解放。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某个国家宣称自己代表另一个民族的利益时，却不允许这个民族独立决定自己的未来。

解放的关键，不是一个强国声称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而是被解放者是否真正获得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