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9日，江苏无锡西漳乡陈家桥老陆巷一座砖瓦大宅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家族是无锡的名门望族，陆定一作为陆氏第八十世孙，从小便在书香气息中长大，能读能写，国文功课格外出色，是个不折不扣的“文秀才”。

可就是这样一个本可以靠笔墨安稳度日的无锡才子，硬是抛下了书桌，扛起了比笔杆沉万倍的革命重担。

他这辈子，上过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工科，用电气知识去投笔从戎；在长征路上编《红星报》，战士们靠他这张报纸保持心气；坐上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子，是党内在宣传思想战线独当一面的“一支笔”。可他也蹲过秦城监狱，更在69岁时被自己的队伍“永远开除党籍”。

从副国级干部到阶下囚，再到恢复名誉、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用一生诠释了一个老共产党人挺直的脊梁。

从南洋高材生到革命“宣传员”

1925年的上海，正处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正在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科读书的陆定一亲眼目睹了英帝国主义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五卅惨案”。这场屠杀彻底震碎了这位富家公子的实业救国梦，他明白在刺刀之下，再精密的机床也救不了中国。

当年秋天，陆定一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火线入党。从此，交大校园里少了一个未来会搞建设的工程师，多了一个在弄堂里油印传单、大声宣讲真理的革命者。1926年毕业后，他干脆放弃所有好前程，在上海、在苏区，一心扑在宣传战线上，开启了为党“摇旗呐喊”的一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陆定一戴上八角帽，踏上了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后，他担起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红星报》主编的重任。

长征路上哪有印刷厂，更不缺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就是在雪山脚下的破烂茅屋或草地上露天的马背上，陆定一和战友们用手刻蜡纸、用油墨滚筒，硬是把最新的战斗捷报和党的指示送到了饥寒交迫的战士手中。

建国初期的辉煌岁月与新中国的“舆论定盘星”

历经烽火岁月，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被推到了国家治理的最前沿。从1945年中共七大起，他就是党内宣传思想阵地的“定海神针”。1956年中共八大上，陆定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高层决策圈。

1959年，陆定一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了副国级干部。在百废待兴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身兼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时的北京文艺界异常活跃，学术气氛宽松包容，这与陆定一务实、包容的领导风格密切相关。

人生的悬崖与秦城监狱中的13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劈头盖脸砸来。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陆定一因参与起草了反对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二月提纲》，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并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到了1968年，他被转押进秦城监狱，囚号“68164”。在那间逼仄的牢房里，审讯人员日夜轮番轰炸，要他承认莫须有的“特务”和“叛徒”罪名。可陆定一保持着文人的坚韧与乐观，为防神经错乱，他在狱中高唱京剧，以洪亮的嗓音对抗囚室的死寂，硬是扛过了无数次非人折磨。

1975年深秋，中央专案组给还在狱中的他开出了一个条件：只要签下认罪书，承认是“反党分子”，就可以立马释放，每月拿着200元生活费回老家安享晚年。

摆在陆定一面前的是一条捷径，只要投笔，就能换得自由。但他没做这笔交易。他在纸条上写下了掷地有声的誓言：“宁可把牢底坐穿，不向诬告者低头。”

他当然清楚狱外的好日子有多诱人。毕竟监狱的铁门没有上锁，踏出去一步就能获得自由。但陆定一知道他身后退不得，签字不是对自己的解放，而是对黑暗的归顺。

他在给中央的信里坚称：“如果我承认这些罪名，那就等于证明党过去的决策错了，证明我几十年对党的忠诚是假的。我要用这一身老骨头，为维护党的历史作最后的斗争！”由于他拒绝认罪，中央政治局甚至在1975年11月作出了永远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并作为25号文件下发全国。

守得云开见月明

1978年12月，在黑暗的隧道里爬行了13年的陆定一，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的大门。当他踏出高墙的那一刻，虽然已年过七旬，但他的眼神反而比入狱前更加锐利了。

迟来的正义终究没有缺席。1979年6月8日，中央正式为陆定一平反，恢复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一切名誉和党籍。在随后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重新回到了副国级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建言献策。

他曾经因为被“永远开除党籍”沦为了党内公敌，如今又因为彻底的平反而重新掌舵。这不仅是陆定一个人的政治重生，更标志着那个动荡年代的结束。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无锡西漳的书香童年，到上海滩的风起云涌；从长征路上的《红星报》，到中南海的副总理办公室；从秦城监狱冰冷的铁窗，到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比任何一部影视剧都要精彩。

他用对真理的绝对忠诚，去迎击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他用在特殊年代少有的冷静，守住了那个时代的底线。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陆定一深情回忆这段坎坷历程，他说他最深的感悟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都可以牺牲，包括名声和地位；唯一不能牺牲的，就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对人民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