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前，杨度曾密告转移，却被李大钊拒绝

前言

1927年4月的北京，春寒还没有退去。东交民巷使馆区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这条巷子长约一公里半。李大钊已经在这片区域里秘密工作了将近一年。张作霖决定动手，他要把隐藏在这里的李大钊抓出来。

第一章 婚宴上的密语

1927年4月4日，北京太平湖饭店里张灯结彩。北洋政府前内阁总理熊希龄在这里为女儿办婚礼。到场的宾客当中，有一个人叫杨度。杨度那一年五十二岁，早年曾经力促袁世凯称帝，在政坛上几经起落，这时候已经转向同情革命。

席间杨度和汪大燮坐在一起。汪大燮当时在外交部任职，正帮着张作霖办理与各国公使的交涉。杨度从汪大燮口中听到一句话：张大帅已经派人和各国驻北京的公使打过招呼，奉军要进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汪大燮把杨度看作“反赤”的同道，才把这件事透露给他。

杨度听完，表面上表示赞成，说这样办很好。他找了个借口，中途退了席。回到家中，杨度看到客厅里还有不少客人，其中就有胡鄂公。胡鄂公几次想起身告辞，杨度都拦下来说，不急，再坐一会儿。

胡鄂公明白杨度是有话要单独跟他说。等到其他客人都走了，杨度才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胡鄂公，让他赶快通过内线转告李大钊。同时，杨度叫来长子杨公庶，让他立刻赶到章士钊的公馆去报信，因为章士钊和李大钊关系最密切。

章士钊接到消息后，把情况告诉了李大钊。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还亲自去了一趟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联使馆，当面劝李大钊去天津日租界的章宅暂避。

从4月4日到张作霖动手的4月6日，中间隔了将近两天。李大钊要转移，时间是够的。但李大钊没有走。他对手下人说，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负责人，我一走组织不就散了吗。

最后只有四个人离开了俄国兵营，李大钊和大部分人留了下来。后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一份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档案里留下一句话：“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度之力也”。

第二章 使馆区的“真空地带”

李大钊搬进东交民巷，是1926年3月底的事。

此前一个月，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开枪镇压请愿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亡。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紧接着，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北京，也发出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

李大钊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苏联同志建议他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李大钊接受了这个建议，带着两党机关工作人员和一家老小搬了进去。

东交民巷的法律地位来自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约第七条规定，东交民巷划为“使馆界”，由中国政府交给各国自行管理，中国军警不得进入。

但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一件事。沙俄政府倒台后，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特权，旧俄国兵营被废弃，苏联大使馆的人员也大为缩减。旧兵营与苏联大使馆之间有一条内部甬道相连，使这片区域处于一种管辖模糊的状态。

旧兵营废弃后成了使馆区的一个“真空地带”，丧失了治外法权给奉系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提供了可能。

第三章 叛徒与密探

京师警察厅早就盯上了东交民巷。

北洋时期的京师警察厅采用“警察厅—区署—派出所”三级架构。警察厅除了维持治安，还承担政治侦查任务。警察厅的密探化装成三轮车夫和小贩，长期在东交民巷周边蹲守。

李大钊身边的交通员阎振山外出送信时被特务抓走，厨师张全印出门买菜也被带走。京师警察厅还派出四名暗探借招工的机会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门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这些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1926年秋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警察抓到了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个人叫李渤海。李渤海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当时还兼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络工作。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李渤海招供了。他把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情报以及其他党员名单全部供出。

侦缉处长吴郁文拿到这份供词后，立刻报告了警察厅总监陈兴亚，陈兴亚又报告了张作霖。李渤海的叛变，让此前模糊的监视变成了精确的定点抓捕。

第四章 公使团的默许

张作霖要进东交民巷抓人，必须过公使团这一关。

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奉命出面。他坐车来到荷兰公使馆，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吴晋告诉欧登科，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款委员会等机构里藏有共产党人，他们正在策划暴动。张作霖方面对公使团说，苏联使馆里至少有四千多支枪械，一旦暴动，对各国在华利益都不利。

欧登科是荷兰公使，担任着公使团首席公使的职务。1927年4月4日，他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英国公使蓝普森起初表示担心。蓝普森认为，如果允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等于开了一个先例，以后列强的治外法权体系就可能被逐步蚕食。

但是经过几番博弈，公使团最终达成了一致。他们的理由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自行废除了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因此不在《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之列。搜查苏联的产业，不构成对使馆界制度的破坏。

欧登科在授权书上签了字。公使团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第五章 四月六日的突袭

1927年4月5日夜间，陈兴亚按照张作霖的密令，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了抓捕方案。吴郁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十二个小组，按照李渤海提供的名单分头行动。

4月6日清晨，大批军警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京师警察厅派出二百多人的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女儿李星华在外间看报。李星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

片刻之后，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此前被捕的工友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军警随后逮捕了李大钊，还抓走了他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加上在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庚款委员会等处的搜捕，当天被捕者共计六十余人。

第六章 伪证与审判

李大钊被捕之后，张作霖面临一个难题。他需要向列强交代，也需要向舆论交代。但是警察厅拿不出苏联“赤化”中国的确凿证据。

4月6日当天，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奉命从察哈尔赶到北京见张作霖。

张作霖对张国忱说，苏联大使馆武官室叫他给抄了，档案文件不少，各部院的洋文人才找来五六十人，组成一个编译会，由张国忱当会长，译出来的东西每天油印出来送十份。

十几天后，张作霖又把张国忱找去，说这几天的东西他都看了，在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没有，找不出来可交不了差。张国忱后来在晚年口述中说，听张这么说，没有也得造出来，非伪造不可了。

张国忱找来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让他伪造一份文件。他们搞到一台与搜查出的文件所用同型号的打字机，用新纸仿制，尽量做旧。伪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译。

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其中指责苏联要求“为引起外国干涉”而“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

1927年4月28日上午，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四个机关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开庭。法庭经过仅七十余分钟的审理，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

第七章 二十二天的狱中岁月

从4月6日被捕到4月28日就义，李大钊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二天。

敌人对他多次施用酷刑，但李大钊没有吐露共产党方面的任何信息。

在审讯中，李大钊采取了一种有策略的应对方式。对于国民党方面的问题，他如实讲出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设立的情况，因为张作霖即便知道这些情况也无可奈何。对于张作霖控制区域内国民党的具体活动，他以“说不清”来应对。

对于共产党方面的信息，他在供词中只字未提。据当时报纸报道，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后来，他对审讯者说，拿纸笔来，他自己写好了。这就是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全文共计二千八百一十八个字，用毛笔小楷书写。

李大钊在这份自述中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救国志向，坦然承认自己反对现政府、拥护农工利益的政治立场。但对于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计划和具体任务，他坚称“概不知之”。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他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这份自述是一份精心设计的法庭申辩文本。李大钊用它为自己公开的政治身份做了辩护，同时没有暴露党组织的秘密。

第八章 绞刑架下的告别

1927年4月28日下午二时，李大钊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决李大钊，决定使用从欧洲进口的绞刑架，在看守所内秘密行刑。

同案就义的十九人中，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民党员邓文辉、中共妇女部长张挹兰等人。

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穿着灰布棉袍，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行刑前，指挥行刑官询问他对家属有何遗嘱。李大钊答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憾为？”他没有留下遗书。

李大钊牺牲时，他三十八岁。

李大钊牺牲后，遗体被装入一口薄皮棺材，暂时寄放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内，由警察看守。

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当晚获释，回到灰厂豁子内朝阳里的家中，她们当时并不知道李大钊已经遇害。直到1933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牺牲六年后，他才终于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