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96）——羊城:劫财广交会（一）

本文摘自《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系列。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解放军继续南下深圳，兵至深圳河畔。

历史档案显示，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的地位，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

1952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物资，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因帝国主义的封锁很难获得。

为此，广东省于1955年开始在广州市举办名谓“华南物资交流大会”的内陆土特产展销活动，吸引香港、澳门的华侨商人前来采购内陆的农产品、药材和工艺品，连续两年活动举办下来，每届的成交额均达到数百万美元。

这个情况引起了国家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兼广东省外贸局局长严亦峻的注意:

既然这种小型展销活动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效应，赚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1956年6月上旬，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长陶铸同意，严亦峻以个人名义通过电报向国家外贸部请示，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随后，电报送至周总理案头。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一建议，同时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随即发出动员迅速组建筹备委员会，省委书记兼省长、广州市市长分别出任正副主任，严亦峻理所当然担任秘书长。

广东方面按照周总理关于“此事请直接向我通报进度”的指示，将一应情况报予总理办公室。考虑到外商对于该交易会名称的好记易读，周总理提议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

在紧锣密鼓筹备过程中，陶铸以老革命家的高度政治敏感认为:

广交会的举办，势必成为新中国冲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大门重要窗口的一个重大经济举措，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

因此，他指令筹委会必须把首届广交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到政治高度，不但要防止刑事犯罪分子作案捣乱，更要严防台湾美蒋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

为此，广东省公安厅专门组建了一个临时专班——“101专班”，旨在全方位保证广交会业务活动的展开以及所有参展中外客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专班下设三个组:

第一组是安保组，负责核实报名参展的境外客商身份、发放证件以及会场日常安全保卫工作;

第二组是治安组，负责处理交易会期间发生的各种纠纷以及治安案件;

第三组是专案侦查组，负责调查并处置交易会期间场内外发生的所有以境外客商为受害主体的刑事案件。

所谓“场外”，是指客商下榻的宾馆以及宾馆所在地。

“101专班”总指挥由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当时，省厅主要领导正副厅长各一人)李志杰担任，省厅政保处分管经济文化保卫工作的副处长龙显然为副总指挥，主持广交会期间专班的日常工作。

(自1957年1月开始，有一段时间，全国所有公安机关的经济文化保卫工作均隶属于本机关政保部门)

1957年4月1日，“101专班”正式组建，当天所有成员开会，就如何开展广交会期间的安保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若干条暂行规定，其中有一条:

广交会期间，如若发生案件——广交会会场所在地、参会中外客商下榻点和活动地点的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出警勘查现场的同时即报省厅“101专班”，由专班统一调派警力进行处置。

1957年4月25日，首届广交会在越秀区中苏友好大厦正式开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采购商参加。

广交会开幕式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1957年的广州市区内，可供境外客商作为下榻处的宾馆饭店实在有限，不能把这些客商全部安顿在市区下榻。

为此，广州市政府只好调拨车辆，将客人送到邻近几十公里的佛山、番禺、从化等地过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方才得到解决。

陈鸿时来自香港，系九龙“大吉利商行”老板，他决定赴会的时间比较晚，又不熟悉报名流程，等其履行一应手续顺利入境，于昨天抵达广州时，被告知广州市内能够接待境外客商的宾馆饭店均已满员，连距离广州比较近的佛山也没空房，结果被安排到番禺的“首都饭店”下榻，免费提供车辆接送。

和他一起坐大巴来番禺“首都饭店”住宿的还有二十多位参会客商，有大半还是持有英国、印尼、星加坡(即新加坡)等国护照的正宗外商。

广东番禺是蜚声海内外的侨乡，在行政隶属上跟广州市没有一点关系，属于佛山地区专员公署下辖的一个县。

当时，县政府设在市桥镇，坊间所谓“番禺”这个地名，狭义上指的就是市桥镇，也就是现今的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道。

起初，县政府驻地位于先锋巷谢氏祠堂，1949年初，迁移到海傍路(解放后改称“红星路”，1980年又恢复“海傍路”旧称)西段。

海傍路东西走向，西起西堤路，东至东涌路，原是一条石板街，1940年扩建成一条长约四百米、宽七米的马路。

这条马路上，有一家曾被称为“番禺第一”的“首都饭店”，原为私企，1956年公私合营，1957年1月转为国营。

港商陈鸿时昨日入住后，25日一早即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越秀区参加广交会开幕式，下午5时许返回。

他住在饭店一楼西侧尽头的1025客房，打开门锁推门而入，意外发现房间里竟然有一位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金发男子，高鼻深目，一看就知道是个“鬼佬”，这是旧时粤语对西方白人的一种称谓。

此人坐在单人沙发上，手持当天的《羊城晚报》，沙发一侧的茶几上放着一杯热气氤氲的茶水。

陈鸿时年过五十，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医生叮嘱他“遇事不可激动”，这些年来，他一向谨遵医嘱，不敢有违，亲朋好友都说他的自律令人钦佩。

可眼下，他觉得自己的血压似乎控制不住，耳中嗡嗡鸣响，下意识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框眼镜，一双小眼睛透过镜片定定地盯着对方，一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

难道我走错房间了?

对方看见他有点迟疑，显然是读懂了陈鸿时的眼神，略一转动，手上像魔术师那样，凭空多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接着，就朝陈鸿时点了点头，持刀的右手一抬，匕首脱手向上方飞出，马上将要扎入木质天花板时突然转向，刀尖朝下掉落下来。

陈鸿时还来不及出声惊叫，男子倏地从沙发上起身，仿佛屁股底下坐着弹簧，同时身体来了个九十度转向，面对房门站着，一双眼睛依旧盯着那把下落的匕首。

说时迟，那时快，待到匕首下落到与其肩膀平齐时，对方探手朝刀身轻轻一拨，匕首听话地改变了下落方向，无声无息地扎进了皮沙发的扶手!

这番肢体语言的意思很明确:

先生，没有走错房间，不要有大声呼救或转身拔身逃走之类的动作，否则，只怕这把匕首扎入的不是沙发扶手，而是你的要害!

陈鸿时强迫自己稳住情绪，冲对方拱手：

“这位先生不请自来，不知有何见教?”

那人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洋文，陈鸿时年轻时曾在英国生活过数年，通晓英语，当然听得懂，对方说:

“阁下说什么我不明白，你会说英语吗?”

说罢，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他自己则在靠门一侧的沙发上落座。门口的位置被对方坐了，陈鸿时只能过去坐在里侧的沙发。

经过对方跟前，他难免有些提心吊胆:

生怕就此挨上一刀！

好在，这一幕没有发生。他在沙发上坐下后，斜侧身体，用英语询问对方:

“有何见教？”

这下子，那人听懂了，翘起大拇指表示对陈鸿时英语口语水平的赞赏，然后也用英语说:

“我最近手头有点儿紧，希望阁下帮个忙，我想，阁下是不会拒绝的吧！”

陈鸿时听后心想，这不是废话吗?我敢拒绝?只有自认倒霉，破财消灾吧!于是，他用英语表示:

想要什么只管拿走，一定配合。

对方又说:

“我就喜欢跟阁下这种爽快人打交道。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会有一个相比其他不幸来说好得多的结果。

阁下既然选择'首都饭店’作为下榻处，想必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这样吧，你把随身的钞票，不论人民币还是外币，以及手表、戒指统统拿出来……

哦，如果您使用的是名牌金笔，也请一并放在茶几上。”

陈鸿时暗暗叫苦，这家伙从看外表好像懂点儿江湖，可行事一点儿也不江湖，打劫竟然不给苦主留下回家的路费!

见陈鸿时稍有犹豫，对方马上催问:

“阁下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要不要再说一遍?”

陈鸿时一听，赶紧点头:

“不用!不用!”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经把一直拿在手里的深咖啡色鲨鱼皮公文包打开，把里面的九百多元人民币、三千多元港币全部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公文包的内贴袋里，放有空白支票本，对方没有提及，他也就没掏。

然后，又把手表、戒指和“犀飞利”大号侧吸金笔取下，心里有点儿庆幸，上月过生日时，女儿送给他一副18K金框眼镜，亏得此次回国没戴，否则肯定也被这家伙看上。

那人扫了一眼茶几上的财物，点点头说:

“很好？现在，请阁下站起来，往前挪几步。”

陈鸿时不知这家伙要怎样对付自己，一颗心在胸腔里又加速“怦怦”起来，但他只有服从的份儿，往前一步步走到墙壁前。

“行了！就这样站着，不准动弹！不准回头！”

陈鸿时遵命照办，寻思对方若是要捅刀的话，自己这副姿势，应该是最理想的下手机会。想到这儿，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上下牙也不住地打架。

就在这时，那人再次开口，语气里带着笑意:

“不必紧张。常言道:破财消灾。你已经'出血’了，只要你听话，不会动你一根汗毛。”

陈鸿时一听这话，心下稍安，这时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想是“g对方正在敛走财物，但他觉得这动静持续的时间有点儿长。

凭其身手，应该颇为利索才对，茶几上也就现金、手表、戒指、金笔几样东西，按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

不过，事后想来，也许这段时间并不长，只是陈鸿时的错觉，毕竟其处于生命危在旦夕的当口儿，所谓度日如年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陈鸿时感觉，这段时间至少十来分钟。他不知对方在搞什么名堂，又不敢回头去看，只能老老实实面壁静候下文。

此刻，两条腿筛糠般的颤抖停止，取而代之的是脚软，眼看就要站不住，忽听房门“咯哒”一声轻响，他知道大盗总算走了!

不过，陈鸿时兀自仍不敢回头，连唤三声“哈喽”没有动静，方才转身一看没有人，又去卫生间看了看，确认盗贼果真离开，立刻抄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摇柄就是一通紧摇。

那时，通信设施比较落后，即便是“首都饭店”这种整个番禺县唯一的高级宾馆，内部也没有总机，客房电话都由县邮电局总机房接转。

广州番禺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邮电局总机话务员把报案电话转到了县公安局值班室，值班民警闻听下榻于“首都饭店”的旅客遭遇抢劫，而且强盗还是个外国人，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案情，同时叮嘱陈鸿时待在现场不要离开，也不要让其他人入内，公安局马上派人过来。

可惜的是，陈鸿时此时已经六神无主，放下电话，又慌慌张张前往服务台说明情况，引着几个饭店工作人员到他的房间里，现场痕迹全都破坏，稍后赶到的饭店保卫干部老朱见状立刻阻止，还是晚了一步。

番禺县警方反应很快，不过十几分钟，就来了十多个刑警，县局局长和分管治安、刑侦的副局长带队，市桥镇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自然少不了，但他们只是奉命担任外围警戒，连进入现场的资格都没有。

此等阵容，令苦主陈鸿时大大意外——发生一个凶杀案，也不至于来这么多人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技术跟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勘查器材还是解放前旧警局留下的，至于手段，仅仅是获取案犯在现场遗留的足迹、指纹等等，然后分析其作案过程和特点，结合苦主的描述，勾画出案犯的形貌然后开展侦查工作。

番禺县警方也不能例外，很快就对此人描摹如下：

男性，三十五六岁，身高约在一米七以上偏瘦，体态精悍，脸部轮廓分明，脖颈有明显的肌肉线条；

脸型偏长，五官无甚特点，唯嘴巴略显平直，下巴稍向前凸出，一头浓密金发。

根据案犯体貌以及跟苦主的“交流”情形推断——无疑是一名外籍强盗。

不仅如此，这主儿不是寻常小毛贼，而是作案经验丰富的惯犯。

事先进入苦主的房间，自己动手沏了一杯饭店特地为接待首届广交会客商采购的顶级茶叶，一边品尝一边浏览报纸。

陈鸿时进入房间后稳坐不动，掏出匕首飞过去威胁，抢劫得手后，不慌不忙，消除自已留下的所有痕迹，出门时甚至没忘记把那份《羊城晚报》也一并带走，因为上面有他的指纹。

县局一干刑警一番辛劳下来，未能获取案犯留下的任何痕迹，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对手。

一般来说，往下就是组建专案组，进行案情分析，四处走访调查并布控赃物。

但是，此次并非“一般”情况。当时，公安部规定的涉财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如下:

“城市25元，农村15元即可立案;案值超过1000元属重大案件，超过3000元属特别重大案件。”

陈鸿时被劫的港币、人民币已经超过3000元，再加上戒指、手表、金笔，此案明显属于上述立案标准中的特别重大案件，必须上报。

所以，番禺县公安局应该立即上报至佛山地区专员公署公安局，由专署公安局决定是县局独立承办，还是组建两级公安局的联合专案组。

当然，专署公安局还应立即向广东省公安厅报告。

不过，因为这时是广交会期间，番禺县公安局不必上报专署公安局，只消往省城广州的“101专班”打个电话，完成报告程序，等候进一步指示。

陈鸿时回到广东不过一个昼夜，就遇到了这么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抢劫。

幸亏，他出发前听从妻子和女儿的劝告，购买了赴内陆旅行期间的财产险，多花了些钱选择了“全保”，被抢劫的财物可以得到赔偿。

随后，番禺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也都来到饭店，对其进行安抚，表示一定兑现事先对此次前来参会外商作出的承诺，赔偿他的损失。

陈鸿时深以为然，香港报纸的时评文章里说:

所谓的赔偿承诺，“不过是中共说说而已”，可没想到，共产党说到做到，真的要赔偿啊!

遂告知自己已经买了保险，赔偿就不必了，毕竟没有损失。县长听后说:

“既然如此，陈先生购买保险的费用由我们来出。另外，请先生不要因为这个意外影响正常的采购计划，我们可以给您换一个地方，费用概由我方承担。”

陈鸿时答道:

“感谢县长的美意，我还是住在这里吧，不给你们添麻烦。现在我身无分文，那个'鬼佬’大盗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

正聊着，已经离开的县局侦查员去而复归，为首被称为“刘队长”的那位把身后两个穿便衣的男子向三位领导和陈鸿时作了介绍:

“这是刚刚从省城驱车赶来主持办案的'101专班’的同志。”

来人随即取出公函交给县公安局局长，其实，公函的内容局长早就已经知道，两天前，县局接到指令:

广交会期间，与参会客商相关的案件均由“101专班”独立调查。

所谓“独立调查”，据说是由省委书记陶铸特别强调，不管哪里发生案件，只要跟广交会相关，均由“101专班”处置，本省各级公安机关只有配合的义务，未经省公安厅长特别授权，没有过问调查的权力。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来自各方面对办案侦查员的“掣肘”。这种“掣肘”指的是常规的办案制度。

平时，这些制度自然可以有效保证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可是，广交会会期只有半个月，一旦发生案件，如果还是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逐级请示、频频开会研究，有可能错失破案时机。

因此，陶铸认为，为保证首届广交会顺利进行，在安保方面应该采用“特事特办”的原则。

早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陶铸，履历中虽然没有担任过政保方面职务的记载，但他参与的一些重要工作，却与“政保”、“谍报”有紧密关系，诸如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打入敌军内部从事兵运，还在白色恐怖下秘密组织并指挥中共党史上赫赫有名的“厦门劫狱”。

作家高云览曾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部风靡全国、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并被拍摄为同名电影。

1933年5月，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领导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营救出狱后，陶铸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等职。1940年前往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平津战役期间，陶铸不顾个人安危，化装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谈判，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陶铸的上述革命经历可以知道，虽然他未曾直接从事政保、情报工作，但其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中的几个重要阶段，都与政保、情报两条战线紧密相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用于广交会的安保战略构想上，还不是易如反掌？

“101专班”的组建，就是广东省公安厅基于陶铸提出的“独立调查”思路研究制定出来的。

番禺客商被劫案的消息传到设在广州市人民北路“101专班”驻地，专班领导李志杰、龙显然迅即交换意见，令第三组副组长景声浩率侦查员辛震远、伍今胜，麦逾、喻小丰、蒋益天立即驱车前往。

同时，要求县局抽调五名精干侦查员，会同专班派出人员就地组建专案组进行侦查，务求快速侦破，抓获案犯，追回赃款赃物。

番禺方面接到命令，极为重视，按照预案，派刑队队长老刘带领四名精干侦查员立马报到，前往案发地点“首都饭店”展开独立调查。

“101专班”侦查员均为全省各地公安局挑选出来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拔尖人物。

前来番禺主持调查的第三组副组长景声浩是广州市公安局政保处的一名科长，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是中共广东省委情报部的专职情报员。

初解放时，他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社会部担任特别科副科长，主持侦破过多起敌特破坏案件。

景声浩率领的五名侦查员都不是凡人，其中，伍今胜是广东警界的刑侦高手，放在现在就是“刑侦专家”。组建“101专班”，省公安厅王宁厅长首批点将就有他。

伍今胜是韶关市公安局的留用老刑警，祖上三代均是缉盗捕快，可以说是“代代祖传”，对于侦缉盗窃案件有三十来年的实践经验，刑警生涯可以写成一部探案故事集。

一行人抵达“首都饭店”后，景声浩叫上伍今胜说:

“咱俩先转一转，其余同志听县局刘队长他们介绍情况。”

景、伍两个果然出手不凡，只在饭店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悄声嘀咕了寥寥数语，立马点破了先前县局刘队长一干警员尚未解决的一个疑团:

案犯这样一个“鬼佬”，为什么会选择陈鸿时作为作案对象，他怎么知道单独下榻饭店一楼西侧尽头1025号客房的客人是一个理想的作案目标?

起初，刘队长怀疑可能是“首都饭店”的内部员工提供的信息。如果这个案子不属于“独立调查”范围，县局一干刑警只怕已在查阅饭店内部员工的档案。

广州街景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此刻，景声浩、伍今胜上下里外一转悠，果断指出:

案犯从饭店大堂服务台的水牌上，获取目标信息。

“首都饭店”作为番禺唯一一家有能力接待外宾的宾馆，必须达到服务行业软硬“件”的标准。

不过，民国时期侨商投资建造该饭店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发挥番禺作为侨乡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设计者估计到，饭店落成开业后预计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接待的旅客大部分是早年下南洋创业有成归国省亲的粤籍华侨，他们记忆中对这座小城的印象还是幼年时期。

所以，“首都饭店”既要提供国际大型酒店优越舒适的下榻条件，同时又要满足海外游子们怀旧情绪价值，建筑风格保持旧时的特色，让他们看到曾经十分熟悉的故乡的“旧景老物”，这样才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同时，对于随同他们回来的那些出生在海外的子孙辈来说，也能激发他们对故土的热爱，算是一种乡土文化教育。

基于上述考虑，设计者把饭店大堂的服务台打造成旧时客栈的模样。

清末民初粤地的旅馆客栈，在服务台(旧时称“柜上”)后的墙壁上钉有一块水牌，像“首都饭店”这类较高规格的宾馆，水牌制作特别考究:

在擦拭得一尘不染、闪着岁月幽光的长方形红木板上，写着每间客房的房号，上方有一枚经年楠竹削制的竹钉。

旅客登记入住后，账房先生会据其姓氏加以“先生、太太、少爷、小姐”等身份称呼，写在一块上端有一小孔的狭长红木筹牌上面，挂在竹钉之上。直到相应旅客退房离店，这块牌子方才取下。

有的华侨旅客估计此生可能不会再回故乡了，临行时要求把这块背面刻着“番禺首都饭店”，正面写着自己姓氏的竹牌带走作为留念，店方必定应允，并由账房先生当场操刀，将正面的“某先生”等文字改为此公大名，雕刻后涂抹金漆，作为一件工艺品赠送旅客留念。

韶关老警伍今胜经验丰富，观察力强，进门时注意到了柜台后那块长方形红木水牌，上面显示1025客房仅住一位姓陈的男性旅客，就把这个细节记在心里。

稍后，他得知县局侦查员一直没能解决的疑惑--“鬼佬”大盗为什么会选择陈鸿时作为日标，遂和景声浩说了说水牌的细节。

两人认为:

案犯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水牌了解到相关信息，把住在一楼西侧走廊尽头1025客房的陈鸿时作为下手对象。

这种选择对于案犯来说具有三个优势:

一是目标单独下榻，孤身一人，容易控制，且房间的位置非常理想，从这里经过的旅客或者饭店员工极少，在作案时间段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即使作案时弄出点儿动静，也不易被人察觉;

二是该旅客既然住在“首都饭店”这种档次的宾馆，大概率是一个华侨商人，选择其为下手对象，相比抢劫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公安机关的重视程度会稍低一些;

三是该旅客多半是来参加广交会，身上一定有些财物，但也不至于把全部家当带在身边，因而遭遇抢劫时不至于拼死反抗。生命和钱财哪个重要，相信他心中自有衡量。

在专案组举行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上，伍今胜把上述判断说了一下，在座侦查员包括县局刘队长等一致赞同。

那么，此人是如何预先进人1025客房的呢?这个问题，之前刘队长他们已经弄清楚了。

陈鸿时与一干客商乘坐广交会主办方安排的大巴抵达番禺，在海傍路“首都饭店”门前下车，早已等候多时的饭店服务员纷纷上前，为这些客商提供拎包提箱的服务。

客商们一个个从大巴上下来，需要耗费一些时间，进店的次序就有先有后。

案犯事先等在饭店门口，佯装浏览特为庆祝首届广交会举办的宣传画，大巴抵达后，利用这个时机，冒充第一个下车的外商旅客走进饭店大门。

继而，案犯拐入走廊，来到他事先选中的1025客房门前，遇到推着小板车往每间客房送开水的女服务员。

饭店方面事先开过会，强调过接待外商礼仪，此刻不用“外商”自己掏钥匙开房门，小许主动拿出钥匙串，为案犯打开房门。

据案犯落网后交代，他原本是打算在客房门口等候苦主，凭其那副相貌和一口流利的洋文，对方多半以为是跟自己一样的参会客商，在对方掏钥匙开门的空当儿，他可以彬彬有礼地上前自我介绍，相信对方会发出“进去坐一会儿”的邀请。

然而，此刻专案组认为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细节上，而是着眼于另一个问题:

作案后，此人是怎样离开饭店的?

之前，县局刘队长因省公安厅的特别规定----广交会期间所有涉外商的案件一律上报“101专班”，等待后续指令，没有自作主张进行调查。

“101专班”指派的景声浩、伍今胜一行赶到后，侦查员分头跟饭店的门童、大堂服务员进行谈话，据他们回忆:

那一车外商抵达饭店，大部分只是稍作歇息，有的甚至刚刚放下行李，就出去逛街了。

由此，侦查员推测:

这个大盗很可能混迹其中，从容离开现场。

这里需要稍稍解释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市区郊区交界处，都竖立着醒目的中英文告示牌:

“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

因此，所有来华的外国人，均须严守此项规定(这项规定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方才取消)。

此番来广州参会的客商，大部分没来过广州，有的虽然来过，但限于当时的规定，只能在指定区域内活动。

那些因广州市涉外宾馆容纳不下不得已来到番禺住宿的外商“因祸得福”，可以在番禺县逛逛，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入住饭店后，他们大多只在房间里蜻蜓点水似的停留片刻，马上纷纷带上照相机出门而去。

那个时间段，饭店工作人员不知道1025客房已经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更不会留意那些兴冲冲外出的客商中，是否混进了一个西洋人长相的案犯。

接着，专案组就如何查摸大盗下落进行讨论研究:

其一，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到番禺县城的?

市桥镇华侨居民颇多，却无这等西洋人长相的居留人员，这么一个特征明显的外国人，只要在镇上出现，肯定逃不过老百姓的眼睛。

因此，专案组侦查员应会同市桥镇派出所民警进行全镇走访。

其二，广州市周边诸县没有这样相貌的角色定居，这一点干公安的都知道。

但在广州市区，由于历史原因，有大约1300多名(包括混血儿)，这些人中有小部分持有外国国籍，属于外国人侨居广州;大部分则是中国国籍，但其中部分人的配偶、父母是外国人。

专案组分析:

涉案人员有可能是这1300多人中的某个男性居民，大概率是持有中国国籍的混血儿。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这个案犯就是从广州市区潜赴番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只有乘坐公交车、内河航运客轮，或者搭乘运货卡车、船只抵达。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使用摩托车或者自行车解决这几十公里路程的可能。

可是，不管案犯选择哪一种方式，都做不到不被别人看见，而一旦看见，就会留下深刻印象。

专案组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排查首先走访公交和内河航运相关单位。

其三，进行赃物布控。

这个比较简单，只须以省公安厅名义向广州市以及周边诸县的公安局发布协查通知即可。

时间紧迫，主持该案调查的景声浩随即作了分工，要求侦查员连夜开展工作。

那么，这些措施有效与否？从大面上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但世事难预料，计划赶不上变化，专案组这次恰恰遇到了意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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