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7岁的老人，刚刚经历手术，麻醉褪去，剧痛如潮水般涌来。那是癌细胞啃噬骨骼的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

可他始终紧咬牙关，一声不吭，直到实在撑不住了，才把医生叫到床边，用尽全身力气，只轻轻问了一句：“我太疼了，能不能哼几声？”

这个连“喊痛”都要先征得允许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病床上的办公室

要读懂周总理这份克制，还要从3年前说起了。

1972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在给周总理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几天后，北京医院病理科在尿标本里找到了高度可疑的癌细胞。

经京津沪三地专家会诊，结论基本一致：膀胱癌。这一年，周总理74岁。

但这个诊断，最初并没有传到他本人耳朵里。根据中央的指示，病情要对周总理保密。

他只察觉到自己尿里有红血球，曾忍不住问张佐良：“张大夫，如果把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好下决心嘛！”可大夫只能按纪律含糊过去。

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外交上刚刚打开局面：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内政上更是千头万绪，哪一样都离不开他。

1973年1月，周总理突然出现大量血尿，病情急转直下。

3月2日，叶剑英元帅等人终于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和邓颖超。周总理听完，没有多问，更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

3月10日，他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按医嘱，术后要卧床休养，可他在临时治疗点只住了两周就急着回了西花厅。

回去之后，积压的文件堆得像小山。周总理的作息几乎没变，常常一忙就忙到后半夜。

就算进了卧室他也不直接躺下，而是半靠在床头，在腿上垫一块小三合板，把床当成办公桌继续批阅。

邓颖超看他窝着难受，就让人专门做了个放在床上的小桌子，原本是为了方便办公时能多少舒服些，结果他办公的时间反而更长了。

医生和卫士只能轮流守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盼着他能早点睡个安稳觉。

1974年上半年，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工作量丝毫没减。那段时间的他甚至要靠输血和各种治疗硬撑着，就是不肯停下来。

对周总理来说，生病不是让他休息的理由，反而像一根鞭子，催着他跑得更快。他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越虚弱，越想把手头的事一件件办完。

1974年6月1日，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他住进了医院。从这天起，医院就成了他最后的“家”。此后两年多，他虽然因公务短暂外出过，但再也没能康复出院。

一直到1976年1月8日生命走到尽头。

剧痛下的请求

到了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的身体就彻底垮了。这位执掌大国政务20多年的总理，连从病床上坐起来都变得异常艰难。

9月20日，他做了住院后的第4次大手术。

被推进手术室前，他特意让人找来1972年自己在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亲手签上名交给邓颖超，又大声说了一句：“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然而手术却没能阻止病情恶化。

到了秋天，癌细胞从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恶性程度更高的鳞状细胞癌，很快扩散到盆腔、腹腔，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

10月24日，周总理又做了第5次大手术。这一次，他再也没能下床。邓公守在医院，指示医疗组要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可癌症的痛苦哪里是减少得了的？那间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时间被剧痛切成了碎片。

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那时候止痛针的药效越来越短，起初打一针能管4、5个小时，后来2、3个小时一过，剧痛就卷土重来。

癌细胞在吞噬他的五脏六腑、骨骼和肌肉，那种痛，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有一天，病房里静得吓人。周总理疼得浑身发抖，冷汗都把床单浸透了。他实在撑不住，把张佐良叫到床边。

这个在外交场上声音洪亮、从容不迫的人，此刻声音细得像一根游丝，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问了一句让张佐良当场落泪的话：“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张佐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握着总理枯瘦的手，哽咽着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一个大国的总理，疼到了极点，想呻吟一声，居然还要先问医生同不同意。护士许奉生也记得，即便得到了“许可”，总理还是很少出声。

有一回他在睡梦中被剧痛惊醒，第一反应不是喊疼，而是急切地问：“我喊了没有？”许奉生赶紧说：“您叫叫没关系的，疼就哼哼，没关系。”

他听了，也只是摇摇头，继续咬牙忍着。

为什么就连喊声疼都要这么克制呢？因为在周总理心中，自己首先是总理，然后才是病人。他怕自己的呻吟让医护人员分心，怕增加大家的心理负担。

他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把安宁和体面留给了身边每一个人。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12月20日，周总理的体温烧到了38.7℃，还特意约来罗青长谈对台工作。

不到15分钟的谈话，他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最后陷入昏迷。

而周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在劝医护人员：“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人民的好总理

周总理一生都严格要求自己，这并不是做给谁看得，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这也是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的一大原因。

周总理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多元，妻子邓颖超的工资则是300多。两人的钱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邓颖超的钱他一点不碰，他总说：“那是她的劳动所得。”

就靠这点收入，他把一个大国总理的日子，过得比普通干部还紧巴。

先说住，周总理和邓颖超住中南海西花厅，那是清末留下来的老院子，阴暗潮湿，梁柱都朽了。工作人员多次提出修缮，他都不同意。

1960年周总理去广东从化出差，大家趁机把地板换了、窗帘换了，还添了两张沙发。

谁知他一进门就火了：“我那里不是不能住，搞这些干什么？”

最后他硬是让把这些新东西全撤走，只留下一副旧窗帘。

再说穿，周总理有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领口、袖口、肘部全是补丁，有的地方补丁摞着补丁。

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他摆摆手：“能穿就行，老百姓不都这样吗？”衬衫也是，领口袖口磨破了，让人换个领子、接个袖口继续穿。

吃的更是简单，家里一直都是些普通家常菜。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主动要求降薪，还带头不吃肉、不吃蛋。去外地视察一律吃机关食堂，谁偷偷加菜，他当场就退回去。

行也有死规矩，只要是私事用车，他就一律自己掏钱，去医院、接送客人、陪邓颖超外出，都让司机杨金明一笔一笔记下，月底从工资里扣。

周总理外出视察也从不让警车开道、更不许封路，说“不要影响群众”。

不收礼更是他一直坚守的原则，老家淮安送来莲藕、茶馓，他就让人按市价寄钱回去，还附了封信：“以后不要再送了，我是国家的总理，不能收礼。”

请客吃饭的时候，不管请的是民主人士、归国华侨还是身边工作人员，周总理一律自己掏钱，从不走公款。

他最常说的话就是：“我是人民的总服务员。”

对待家里人，周总理的要求更严。他给晚辈定下“家规”：来京一律住招待所、吃食堂，不许用招待券看戏，不许动用公家汽车，不许在任何场合提自己的名字。

侄子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本来可以留京，他亲自找侄子谈话：“你是我侄子，不能在北京搞特殊，回淮安去吧。”周尔辉二话没说，回淮安中学当了普通教师。

养女孙维世、侄女周秉德也全靠自己打拼，没沾过他一点光。

工作上，周总理对自己比对别人还狠。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连轴转20多个小时也不稀奇。

秘书纪东说，在他身边8年，没见他歇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就连大年初一还在批文件。看文件细到一个标点、一个错别字都不放过。

有回报告里把“伊犁”写成“伊梨”，他当场圈出来改了，还把起草人叫来说了一顿。

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也都24小时揣在身上，睡觉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才交给工作人员，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去。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工作人员清点他和邓颖超的积蓄，一共5000多块钱，全部交了党费。

按周总理生前交代，他的骨灰撒进了密云水库、海河、黄河。正如他常说的“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