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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Z

十月二十二日，中国恒大（清盘中）清盘人发布了第二份进展报告，覆盖2025年8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

报告里有一组数字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人停下来多看两眼：清盘人从恒大资产中累计变现约34.22亿港元，而同期收到的债权申索总额约3600亿港元，追偿比例，不足百分之一。

另一条信息更具体：前总裁夏海钧，没有被起诉，仍然在逃，已于2022年迁往美国。

许家印的判决已经落定，2026年8月20日，深圳法院一审宣判，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包括许家印两名成年儿子在内的56名恒大管理团队成员，同一天被判刑，夏海钧不在这份名单里。

那个藏身加州尔湾的人，和一份被隐瞒的资产清单

夏海钧去了哪里，香港法院的判词已经给出了答案。

2025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的一份判词披露，夏海钧长期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的尔湾市，住在名为“62 Como”的社区。

他和12岁的儿子同住，孩子在当地一所私立学校读书，他的妻子何女士名下持有三处房产和四辆汽车，包括三辆特斯拉和一辆梅赛德斯SUV，总价值约2400万美元。

法院认定，何女士只是夏海钧资产的代理人，这些财产的实际控制人是他本人。

清盘人报告里的措辞更直接：夏海钧最初拒绝披露资产，初步披露时还主动隐瞒了美国居所及资产，香港法院因此剔除其抗辩，禁止他抗辩。

我认为，这个“隐瞒”的动作，比“在逃”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回来面对诉讼，但他选择的是藏。

把资产挂在妻子名下，把住址从披露清单里抹掉，把生活安顿在加州尔湾的私立学校旁边，他不是在“消失”，他是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安顿了一套日子。

在商业世界里，规避风险是本能，但在法律面前，刻意隐瞒资产和行踪，往往会被视为对司法程序的藐视。

香港法院“剔除抗辩”的裁决，实际上是在法律层面上剥夺了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因为在一个需要双方坦诚相待的司法程序里，如果你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撒谎和隐瞒，那么你后续所有的辩解都将失去信用基础。

夏海钧或许以为，大洋彼岸的距离能让他安全着陆，但在全球化的司法协作网络面前，这种“藏身”更像是一种掩耳盗铃。

那600亿的冻结令，和一条跨不过去的国境线

法院的冻结令已经生效很久了。

2024年6月，清盘人发现夏海钧拟出售香港柏傲山的一处顶层复式豪宅，随即向法院申请全球玛瑞瓦禁令。

禁令限制他将香港司法管辖区内价值高达600亿港元的任何资产转移出香港，并禁止处置柏傲山物业的出售收益。

夏海钧提出上诉，2026年1月，香港上诉法庭驳回了他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禁令，并禁止再以口头聆讯方式重提复议。

到了2026年10月，清盘人报告确认，对许家印和夏海钧各600亿港元的全球冻结令仍然有效，法院已分别就两人的全部资产委任接管人。

夏海钧的资产接管人由Teneo的陈美兰女士及刘素琴女士担任。

接管人与夏海钧沟通，但夏海钧持续不合作，接管人需要在中国香港、英国、美国、加拿大、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多个司法辖区开展资产调查。

话说回来，冻结令锁住了资产，但没有让资产回到债权人手中， 清盘人报告里那34.22亿港元的变现，主力来自几笔大额应收款和解，两项合计约23.1亿港元。

毕加索、莫奈等艺术品在折价出售，私人飞机在寻找买家，但这些“非典型资产”的回收规模远不及应收款。

冻结夏海钧那600亿，和把那600亿变成可以分给债权人的钱，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的法律程序。

在普通法系中，玛瑞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被称为“司法核武器”，它能跨越国界冻结资产，但它本身并不创设新的所有权。

它只是维持现状，防止资产被转移。真正的难题在于“执行”：美国的法院是否承认并执行香港法院的判决？加拿大的银行是否会配合冻结账户？这需要一场又一场的跨国诉讼。

夏海钧雇佣了顶级的律师团队，目的只有一个：利用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无限期拖延资产的清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600亿的冻结令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在实际回款上却举步维艰。

那场缺席的刑事审判，和一条走不通的通道

许家印被判了无期，夏海钧没有被起诉。

清盘人报告写得很清楚：夏海钧“并未被起诉，目前仍然在逃”，原因不复杂。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确实存在，但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贪污贿赂、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几类特定案件。

恒大体系内涉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欺诈发行证券等，不属于缺席审判的常规适用对象，人不到案，审判就无法推进。

民事追偿还在走，2024年3月，清盘人以恒大名义对许家印、夏海钧、丁玉梅及相关实体提起诉讼，追索与2017至2020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有关的损失，申索金额超过65亿美元。

香港的冻结令和接管令都在，但要把这些法律文书变成夏海钧在美国资产上的实际控制，清盘人需要在当地另行提起诉讼、逐案确权，时间以年计。

中国与美国、加拿大之间都没有双边引渡条约。

我认为，这里的法律困境，反映了跨国金融犯罪追责的一个普遍痛点，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流动是光速的，但法律的管辖边界却依然停留在物理国界之上。

一个高管可以在几天内将数百亿资产转移、变现，并在大洋彼岸安家，但受害人想要追回这些资产，却需要跨越重重法律壁垒，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

这种时间上的极度不对称，实质上是对违法者的一种变相纵容，夏海钧的“安然无恙”，并不是因为他无罪，而是因为证明他有罪的程序被国界卡住了。

我想说几句

我认为，夏海钧这件事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地方，不是“他跑了”， 是那组数字的对照：34.22亿变现，3600亿申索，追偿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一个曾经年薪2.7亿港元、被称作“打工皇帝”的人，在恒大爆雷之前套现离场，把资产放在妻子名下，住进加州的房子，孩子上着私立学校。

法院的冻结令锁住了他名义上的600亿，但锁不住他在尔湾的日常生活。

话说回来，清盘人没有停，接管人在多个司法辖区调查，清盘人在追索财报错报的损失，香港法院的禁令还在，禁止夏海钧处置香港的资产。

这些动作不会因为他人不在就自动失效，但“有效”和“有结果”之间，隔着跨境法律协作的现实门槛。

许家印的判决落定了，夏海钧的民事追偿还在走程序，人没有回来，资产被锁在境外，刑事追责暂时看不到时间表。

那34亿港元和3600亿港元之间的差距，是恒大债权人接下来要面对的现实，而夏海钧在加州尔湾的那栋房子，和香港法院那份600亿的冻结令，同时存在于这个案子里。

一个在纸面上，一个在现实中，法律的长臂或许终将落下，但在此之前，无数普通家庭因为烂尾楼和理财产品爆雷而承受的痛苦，是对这种跨国追责迟滞最沉重的注脚。

我们期待跨境司法协作能够更加高效，让那些试图通过“跑路”来逃避责任的人明白，无论躲到世界的哪个角落，欠下的债，终究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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