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年，北京紫禁城左顺门外，嘉靖皇帝遇上了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两百多名文官跪在门前哭成一片，逼他收回成命，其中还有51名御史和给事中。皇帝震怒，直接抓人、廷杖，有人因此送命。

嘉靖（明世宗朱厚熜）

奇怪的是，这些人官职并不高，有的不过七品，却敢把矛头直接对准皇帝。难道明朝当官还有一个特殊工种，专门负责给皇帝添堵？

左顺门外，五十多个言官把嘉靖皇帝逼急了

嘉靖三年，也就是1524年七月，北京紫禁城左顺门外，突然聚起了两百多名文官。

这些人不是来庆贺，也不是来迎驾，而是来“哭”的。

他们伏在门外，要求嘉靖皇帝收回关于生父、生母尊号的成命。事情看起来像一场礼仪争论，实际上已经发展成皇帝与文官集团正面碰撞的政治事件。史称“大礼议”。

嘉靖当然火了。

表面上他想解决自己亲生父母在宗法体系中的名分问题，可实际上他要解决的是皇帝与首辅的权力之争。

嘉靖影视形象

而在大量文官眼里，这牵涉的是皇统、礼法与祖制，根本不是皇帝一句话就能随意更改的。

于是，左顺门外哭声震天。

参与其中的，不只是杨慎、丰熙等名臣，还有一批专门负责监督、进言的御史和给事中。参与伏阙的言官有51人。

这群人的官职其实并不算高。

很多监察御史不过七品，给事中有的品级还要更低。可偏偏就是这些小官，敢站出来和皇帝唱反调。

嘉靖很快采取强硬手段。

官员被逮捕、下狱、廷杖，一些人在重打之后伤重而死。其中就包括给事中张原、毛玉、裴绍宗，以及御史张曰韬、胡琼等人。

问题也就来了。

他们不知道廷杖会死人吗？

当然知道。

明朝的廷杖并不是象征性处罚，真打起来可以要命。尤其在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公开挑战皇帝意志，本来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可他们为什么还是敢去？

因为在明朝政治体系里，这恰恰就是言官的一部分职责。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他们负责监察官员、纠察弊政，也负责对皇帝进行规谏。

也就是说，别的大臣遇见皇帝做得不妥，也许还能装没看见；言官如果一直装没看见，反而可能被认为失职。

所以，左顺门这场冲突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明朝官员胆子真大”。

真正奇怪的是：

这些连皇帝都敢顶撞的人，并不是朝廷制度之外的反对者。

恰恰相反，他们本来就是朝廷自己设置出来的一群找问题的人。

而最早把这套制度真正做大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出了名不好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

朱元璋为何养出一群“找茬的人”？七品小官凭什么监察大臣

明朝言官最特别的地方，不是胆子大，而是四个字：位卑权重。

这套制度的形成，与朱元璋强化皇权密切相关。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官员结党、贪腐和上下勾连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朱元璋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此后中书省和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与此同时，监察体系也不断调整，御史台后来改为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则分别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朱元璋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皇权设置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制衡力量。

恰恰相反。

丞相没有了，大量政务直接汇集到皇帝手里，皇帝就更需要知道下面的官员到底在干什么。地方有没有贪官，六部有没有拖延，朝廷命令有没有执行，仅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

言官因此成了皇权伸出去的耳目。

但朱元璋的设计很有意思：监察官的官阶并不高。

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约110人，多为正七品；六科给事中的品级甚至更低。可他们面对的，却可能是尚书、侍郎乃至地方高级官员。

这就形成了明代监察制度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官阶可以比你低，监察你的资格却不会因此打折。

监察御史能够纠察百官，也能奉命巡按地方。地方官是否贪腐、司法是否存在冤滥、政务有没有弊端，都可能进入他们的监察范围。

给事中的权力则更贴近中央政务。

六科分别盯着六部。皇帝交办的事情有没有落实，各部有没有敷衍拖延，他们都可以检查。更特殊的是“封驳”：对于存在问题的诏令，六科可以驳正缴回，请求重新裁定。

所以，言官绝不是朝堂上专门负责发表意见的人。

他们手里有真正能够影响官员仕途和行政运行的制度工具。

就连官员考核也绕不开他们。京察期间，给事中和御史可以参与考察；一些官员即使通过正常程序，仍可能因为言官拾遗弹劾而受到追究。

而这些七品小官，也不是随便挑出来的。

明代选拔言官重视学识、品行和办事能力。相关统计显示，九成以上言官拥有进士出身。

他们官阶低，却往往是科举体系筛选出来的一批精英，又因为职位特殊，很早便能接触朝廷核心事务。

更重要的是，言官官阶虽然低，却接近政治核心，而且仕途空间相当可观。有研究统计，超过七成言官在升迁以后能够进入四品以上官职。

于是，一套很特殊的政治逻辑形成了：

皇帝需要他们盯住官僚，他们也通过弹劾、进言建立自己的政治声望。

朱元璋原本是想给皇权增加一双眼睛。

可既然朝廷要求这些眼睛专门寻找问题，一个无法回避的麻烦也随之出现，如果真正出问题的不是六部尚书，也不是地方大员，而恰恰是皇帝自己，他们到底敢不敢说？

真正难惹的，是连皇帝也敢盯着的言官

明朝言官最棘手的一面，是他们盯完百官，还会把目光转向皇帝。

当然，这里所谓连皇帝都敢盯着，并不是说御史拥有弹劾、审判皇帝的权力。

皇帝依然掌握最高裁决权。言官能够做的，是规谏、上疏、封驳，甚至在重大问题上集体抗争。

但仅仅做到这一步，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朝已经相当不容易。

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武宗朱厚照想从居庸关出关巡游。

守关的巡关御史张钦不答应。

皇帝要出去，一个御史竟敢挡驾。张钦不仅拒绝开关，还持剑守在关前。

朱厚照一时拿他没有办法，后来竟趁张钦离开巡查的机会，连夜微服出关。途中还不断打听御史在哪里，生怕张钦回来阻拦。

明武宗朱厚照

堂堂皇帝，被一个御史逼得找机会溜出去，听起来有些荒唐，却恰好说明言官身份的特殊。

他们阻止不了皇帝拥有最高权力，却能够公开指出皇帝哪里做得不合规矩。

到了嘉靖朝，这种冲突更加激烈。

1524年左顺门事件中，五十多名御史、给事中参与伏阙抗争。嘉靖没有像武宗那样绕着走，而是直接抓人、廷杖。有人被打得伤重而死。

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明朝言官敢说，并不意味着皇帝必须听，更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免死金牌。

言官的权力终究来自皇权体系，最后怎么处理，也由皇帝决定。

可嘉靖的廷杖并没有让这种犯颜直谏彻底消失。

到了万历朝，类似的政治拉锯再次出现。

万历迟迟不肯确定皇太子，“争国本”由此持续多年。

1586年，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结果遭到贬谪。

此后胡时麟、孙维城、李献可、孟养浩、王德完等给事中、御史仍不断加入进言，有人被贬，有人被罚，有人受到重刑。

前一个被处理，后一个继续上。

这才是明代言官真正让皇帝头疼的地方。

处理一个人并不困难，可言官是一个制度化群体。只要“规谏皇帝、纠察朝政”仍然属于他们的职责，就可能不断有人站出来。

甚至万历本人也对御史颇为忌惮。他有一次在宫中看戏娱乐，听见外面传来巡城御史的声音，马上命人停止，后来还说自己畏御史。

不过，不能因此把明朝言官理解成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力量。

他们没有这种能力。

皇帝可以不接受奏疏，可以贬官，可以廷杖，严重时甚至可能让进言者付出生命。最高监察权和最终裁决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

所以明代言官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种极有张力的关系：

皇帝需要他们监督百官，却又未必愿意自己被监督；言官依附于皇权，却又必须在皇帝越过某些政治和礼法边界时站出来说话。

当然，明朝也知道这群监督别人的人不能没人管。

正统初年考察御史，15名不称职者全部被降黜。朝廷还通过《责任条例》《出巡事宜》《巡按六察》《监纪九款》等规定约束监察官。

泄露机密、擅离职守、出巡铺张甚至携带家属，都受到限制；言官失职，处罚还可能比普通官员更重。

当弹劾变成党争武器，言官也开始“变味”

到了明朝中后期，言官依然敢说话。

问题是，敢说什么、替谁说、攻击谁，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

言官制度原本有一套相当明确的逻辑：皇帝需要他们监察百官，朝廷又通过考核和法规约束言官本人。只要这套机制正常运行，一个七品御史即使面对尚书、封疆大吏，也可以按照职责纠察。

可到了明朝中后期，明朝统治日趋腐败，言官也不能避免发生蜕变，深陷门户，党争之中。

隆庆年间徐阶与高拱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是典型。

两位都是当时的重要阁臣，矛盾激化以后，言官也逐渐分成不同阵营。有人弹劾徐阶，支持徐阶的言官随即反击高拱。

结果高拱先离开朝廷，后来徐阶也退下，高拱又重新入阁。

高拱

言官不再只是站在外面监督权臣，而是直接卷进权力较量，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攻击的重要手段。

比党争更危险的，是监察权本身也可能被拿来谋利。

御史巡按地方，本来是朝廷派出去监督地方官的。可地方官的考核、升降与言官评价关系密切，一些官员为了得到好评，便开始主动巴结监察官。到了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言官收受财物甚至借巡视索取利益的情况。

到了晚明，门户越来越明显，党争越来越激烈，一些言官沦为党争骨干。

原本应该用来发现弊政的监察系统，却反而加剧朋党斗争的残酷。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重要的制度也逐渐失去实际作用。六科给事中曾经拥有的封驳职责，到明中后期已经明显废弛。

这时再回头看1524年的左顺门，就会发现一种很强烈的反差。

那一年，五十多名言官跟着群臣伏阙哭谏，明知道廷杖可能要命，仍然不肯退开。

两百余年后的明末，朝堂上依然不缺奏疏，也不缺弹劾。

只是那支原本负责纠错的笔，究竟是在监督朝政，还是在替某个阵营攻击对手，有时候已经很难分清了。

参考信源：

明代言官反腐沉浮警示 人民论坛 2014-04-02

明朝言官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领导文萃 2023-11-15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