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1912年求娶陈佩瑜被拒 隐忍十四年酿成血案 恩怨纠缠惊动世人

一

烟台山靠海那一面，半山腰上有一栋洋楼，本地人管它叫白玉别墅。楼是白墙红瓦，院子里种着两棵老石榴树，秋天果子熟透了也没人摘，落一地，踩上去黏鞋底。到了晚上，楼里灯亮得比山下码头还早，烟台的体面人往那儿去，穿绸的、穿呢的、穿军装的，都有。

陈佩瑜住在二楼东头那间。房里一架钢琴，漆面磨得发亮，琴盖上常年搁着一把檀香扇。她不接客过夜，这是白玉别墅的规矩，也是她自己的规矩。来的人坐在楼下客厅里听琴，喝茉莉花茶，说话压着嗓子，好像声音大一点就会把琴声碰碎。陈佩瑜弹完一曲，起身点个头，转身上楼，楼梯木板在脚底下吱呀一声，楼下的人就都知道：今晚到这儿为止。

1912年秋天，张宗昌第一次来。

他那时候是个团长，跟着山东民军到了烟台。副官张少俊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张请帖，说烟台山上有好地方，团座去坐坐。张宗昌进客厅的时候，琴已经弹到一半。他个子高，往角落里一坐，沙发陷下去一大块。他不喝茶，也不跟旁边的人搭话，眼睛直直地跟着弹琴的人走。

陈佩瑜穿一条白裙子，手指头在琴键上跑，弹的什么曲子张宗昌说不上来。他后来跟张少俊说，那调子软得跟面条似的，听着心里发痒。

曲子完了，底下人鼓掌。张宗昌也拍了两下巴掌，声音比别人都响。陈佩瑜起身，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去，在他那儿停了不到半秒，点了下头，上楼了。

张宗昌扭头问张少俊：“这娘们儿，睡一晚上多少钱？”

张少俊把嘴凑到他耳朵边上：“团座，这位不卖。想单独见她，最低得师长。”

张宗昌没吭声，端起桌上凉了的茶灌了一口。茶太淡，他喝不惯，把杯子往桌上一墩，起身走了。

过了几天，他自己又去了一趟。这回没带请帖，怀里揣着一对金镯子，是刚从当铺里兑出来的，成色不算顶好，但分量足。开门的佣人姓吴，四十来岁，围裙上沾着面粉，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陈小姐好像没请您。”

“你进去说一声，有个团长找她。”

吴妈没动，手扶着门框：“小姐说了，她客人里最低也是师长。”

张宗昌脸上挂不住，嗓门往上提了一截：“你告诉她，老子有钱，金镯子都带来了。”

楼上的窗户推开了。陈佩瑜探出半个身子，头发散着，像是刚睡醒，身上裹一件粉色绸衫。她往楼下看了一眼，目光在张宗昌脸上没停留，转头对吴妈说：“让他走。”

三个字，声音不大，楼下听得清清楚楚。

张宗昌仰着头，嘴张着，话堵在喉咙口。他把金镯子从怀里掏出来，举了举，想说点什么。陈佩瑜已经转身离开窗口，绸衫角在窗框边闪了一下就没了。

吴妈把门关上了，关得不重，但很干脆。

张宗昌站在门外，攥着那对金镯子，手背上的筋鼓起来。张少俊在巷子口等着，看见他出来，没敢问。两人一前一后往山下走，走了半条街，张宗昌突然停下来，把金镯子往路边水沟里一摔，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

张少俊赶紧跳下去捡。镯子沾了泥，他用袖子擦了擦，揣回兜里，没再提。

那天晚上张宗昌喝了不少酒，在营房里拍着桌子说，迟早有一天让那个娘们儿跪着求他。底下人跟着起哄，没人当真。一个团长，在1912年的烟台，跟一个红得发紫的名媛较劲，听着就像醉话。

二

张宗昌这个人，记性分两半。一半很差，欠了谁的饷、答应了谁的事，转头就忘。另一半又好得吓人，谁在哪年哪月哪天给过他脸色，他能在脑子里存十几年，连当时自己站的是什么姿势都记得。

他老家掖县祝家庄，爹是剃头匠，农闲吹喇叭，娘跳大神。家里穷得就一床被，冬天四个人扯着盖。他十六岁闯关东，在俄国人的工地上扛钢轨，学会了俄语，也学会了另一套活法：谁的拳头硬，谁说的话就算数。辛亥年他带一百多号人投了革命军，混上团长，头一回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就在这时候，陈佩瑜三个字把他打回了原形。

从烟台走之后，张宗昌的官越做越大，路越走越杂。1913年投了冯国璋，1916年派人暗杀了陈其美，后来兵败，跑到奉天投张作霖，从宪兵营长重新干起。他招白俄兵，收土匪，打仗的时候自己冲在最前头，分钱的时候也不小气，身边慢慢聚起一帮死心塌地的人。到1925年春天，张作霖让他督办山东，他坐进了济南的督办公署，山东的军政大权一把抓。

这时候张宗昌手底下有多少兵，他自己说不清；有多少钱，也说不清；有多少姨太太，更说不清。外头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三不知将军”，他听见了也不恼，嘿嘿一笑，说知道了又能咋的。

可他心里有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1912年，烟台，白玉别墅，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让佣人传了三个字下来。

他到济南之后，头一件事是拜客，第二件事是安插亲信，第三件事就是把张少俊叫到跟前。张少俊跟了他十几年，从副官升到少将参议，当年那对沾泥的金镯子，就是他捡回来的。

“你去一趟，把那个姓陈的找着。”张宗昌坐在太师椅上，手里转着一枚袁大头，“烟台白玉别墅那个，弹钢琴的。”

张少俊没多问，当天就带人去了烟台。白玉别墅早就换了主人，陈佩瑜三个字在烟台的交际场上也淡了好几年。他一路打听，从烟台问到青岛，又从青岛问到济南，最后在济南城东一所小学里找到了人。陈佩瑜在那里教音乐，一个月拿十二块大洋的薪水，嫁给了一个姓周的教书先生，有一儿一女，住在学校后头两间平房里，院子里晒着孩子的尿布和干辣椒。

张少俊回来报告的时候，张宗昌正跟几个姨太太打牌。他把牌扣在桌上，听张少俊说完，脸上没什么表情，过了一会儿才说：“明儿个，请过来。”

张少俊站着没动：“大帅，她嫁人了，有孩子。”

张宗昌把牌翻过来，打出一张幺鸡：“我让你请，你就去请。”

三

陈佩瑜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但踏实。姓周的丈夫在另一所小学教国文，人瘦，戴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三十块钱，要养两个孩子，还要寄几块给陈佩瑜在乡下的老母亲。房子是学校拨的，两间，一间睡觉，一间做饭加吃饭。墙上糊着旧报纸，报上登着张宗昌督鲁的消息，周先生拿浆糊贴的时候特意把有字的那面朝里，说省得孩子认了字瞎念。

陈佩瑜已经不弹钢琴了。学校里有一架风琴，踏板踩起来咯吱响，她教孩子们唱《送别》，唱到“长亭外，古道边”的时候，底下有小孩笑，她就拿教鞭在风琴盖上敲两下。下了课回家做饭，白菜炖豆腐，偶尔割半斤肉，肥的多瘦的少，炼出油来炒菜，油渣撒点盐给孩子当零嘴。

她已经很久没想起烟台的事了。白玉别墅那几年像一场做得太长的梦，梦醒了就醒了。那个送金镯子的团长，她只记得个子很高，手很大，站在门口像一堵墙。她让他走，他就走了。后来听说他发了，当了督办，她也没往心里去——当督办的人多了，跟她一个教音乐的有什么关系。

1926年秋天，那天下午陈佩瑜正在家里补一件孩子的褂子。院门被踹开的时候，她针还捏在手里。进来的是几个穿灰军装的兵，领头的是个瘦高个，脸上有疤。她还没来得及问，嘴就被捂上了，针扎进自己手心，血珠冒出来。

邻居后来跟周先生说，看见几个兵把人架上一辆黑汽车，往督办公署方向开。

周先生当天晚上就去了督办公署。门口卫兵拿枪托把他挡在台阶下面，说大帅不见客。他在台阶底下站了一夜，第二天又去，第三天还去。第四天，张少俊从里头出来，递给他一张纸，上头写着离婚文书，底下已经按了陈佩瑜的手印。

“签了吧。”张少俊说，“大帅说了，签了给你五十块大洋，不签你连老婆的尸首都见不着。”

周先生没签。他跑到法院，法院的人听完，把茶碗端起来送客。他去求学校的校长，校长叹口气，说周老师你莫要闹了，督办公署的事，谁沾手谁倒霉。他又去求几个跟官府有来往的乡绅，头一个听完就推说有病，第二个见了他就关门，第三个倒是见了他，留他吃了顿饭，席间一句话没提帮忙的事。

周先生回到空了一半的屋子，两个孩子问他娘呢。他说娘出远门了，过几天回来。那天夜里他没睡，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第二天早上，有人在城南护城河里发现了他，眼镜还卡在桥墩缝里，人已经硬了。

四

陈佩瑜被带进督办公署后院那间屋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屋子正中间一铺土炕，炕面扫得干干净净，底下的灶膛里柴火烧得噼啪响，炕上铺着一领新席子，席子被烤得发烫，手按上去要马上缩回来。

张宗昌坐在炕对面的椅子上，脱了军帽，露出剃得发青的头皮。十四年过去，他胖了一圈，下巴叠成两层，但个子还是那么高，坐在那儿把椅子撑得满满当当。

陈佩瑜站在门口，军装袖子把她胳膊反绑着，头发散在脸上。她没哭，眼睛直直地看着炕，又看看张宗昌，好像还没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张宗昌开口了：“还认得我不？”

陈佩瑜没说话。

“1912年，烟台，白玉别墅。你让人传了三个字，记得不？”

陈佩瑜嘴唇动了动，声音很干：“记不清了。”

张宗昌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完了突然收住：“你记不清，我替你记着。你让吴妈跟我说——让他走。”

他站起来，走到炕边，手掌在席子上按了一下，烫得他甩了甩手。“这炕我让人烧了两个钟头。当年你让我滚，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滚。”

他朝旁边站着的两个勤务兵抬了抬下巴。勤务兵上去扯陈佩瑜的衣裳。陈佩瑜这时候才叫起来，声音尖得刺耳朵，但后院离前院远，中间隔着两道墙，墙外是督办公署的操场，天黑了没人。

衣裳扯干净之后，张宗昌亲手把她拎起来，往炕上一掼。炕面是夯实的土坯，烧到那个程度，贴上去跟贴烙铁差不多。陈佩瑜整个人弹起来，后背和大腿根上立刻起了水泡，她往炕沿爬，张宗昌伸一只胳膊把她挡回去，又推到炕中间。

她在炕上翻过来滚过去，嗓子叫哑了，到最后只剩下抽气的声音。张宗昌站在炕边，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看了一会儿，转头跟勤务兵说：“行了，拉下来吧，别真弄死了。”

勤务兵把陈佩瑜从炕上拖下来，放在地上。她蜷成一团，身上好几处皮已经粘在席子上了，往下撕的时候带出血丝。张宗昌蹲下去，看着她：“这会儿知道什么叫滚了？”

陈佩瑜没答话，嘴唇咬出了血。

张宗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给她找个屋子住着，别让她出门。”又补了一句，“她男人呢？”

张少俊在旁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张宗昌听完，脸上没什么变化，只说了句：“省事了。”

五

陈佩瑜在督办公署后院的厢房里躺了十几天。烫伤的地方化脓，勤务兵找了个军医来，军医给涂了点黄药膏，拿纱布一裹就走了。两个孩子被周先生的同事接去暂时看着，陈佩瑜连问都没法问，她出不去，也没人肯替她传话。

张宗昌偶尔过来，站在门口看一眼，也不进去，跟旁边人说一句“别让她死喽”，就走了。他姨太太多，后院住着好几房，有人过来看热闹，在窗户底下嘀嘀咕咕，陈佩瑜拿枕头砸窗户，外头就笑。

十月底的一天，张少俊来传话，说大帅讲了，等她伤好了，就在后院里给她安排个名分，算是第十六房。陈佩瑜听完，问了一句：“我男人呢？”

张少俊没答。

她追问了三遍，张少俊才说：“没了。”

陈佩瑜没再说话。那天夜里她把饭碗摔了，捡了一块最尖的瓷片。第二天早上勤务兵进去送水，看见她靠在床腿上，手腕搭在膝盖上，血从床腿流到地上，已经凝成暗红色的一摊。瓷片掉在手边，上头沾着头发丝。

张宗昌得到信儿的时候正在前厅跟人打牌。他把牌一推，骂了句粗话，说：“扫兴。”然后叫人拿五十块大洋出来，让张少俊去处理，别声张。两个孩子后来被周先生那边一个远房亲戚接走了，去了哪儿，没人知道。

张宗昌没过多久就把这事撂开了。1926年冬天他忙着跟北伐军打仗，1927年又跟冯玉祥打，1928年兵败，跑去了大连，后来又去日本。他在日本住着的时候，有人提起山东的事，他说山东那几年，痛快。

1932年9月，他回济南，在火车站月台上被一个叫郑继成的年轻人开枪打死了。郑继成的父亲郑金声，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的军长，被张宗昌俘虏后杀了。郑继成开了三枪，张宗昌倒在地上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半截雪茄。

围观的人拍巴掌。有人后来在报纸上写文章，说张宗昌一生杀人无数，最后死于仇家之手，算是因果。也有人在茶馆里聊起陈佩瑜的事，说那个教音乐的女先生要是当年没说那三个字，兴许还能活到老。

说这话的人多半叹口气，把茶碗往桌上一搁，像把什么东西放下了。

烟台山上的白玉别墅后来改成了货栈，石榴树砍了，院子里堆着麻袋和煤油桶。偶尔有老烟台人路过，会指一下二楼东头的窗户，说从前有个弹钢琴的，穿白裙子，后来没了。

再往后，连指的人也没了。

六

张少俊替张宗昌收完尸，在济南又待了不到半个月就走了。临走前他去了一趟城东那所小学，打听周先生那两个孩子的下落。学校看门的老头翻了半天本子，说男孩让周先生老家一个堂叔接走了，去了潍县乡下；女孩当时才四岁，没人要，让校长太太送给了教堂里一个洋尼姑，后来听说那尼姑调去了青岛，孩子也跟着走了。

张少俊听完，在传达室坐了一会儿，掏出两块大洋搁在桌上。老头追出来喊他，他摆摆手，头也没回。

他坐火车去了青岛，在教堂门口转了两圈，没好意思进去问。一个穿灰布褂子的中年女人出来倒水，问他找谁。他说找一个四岁的小闺女，烟台送来的，姓周。那女人想了想，说去年是有个孩子送来，瘦得跟猫似的，身上还有虱子，洋姑子给剪了头发洗了澡，现在在育婴堂那边住着，还没人领。

张少俊问能不能见见。女人说今儿不行，得礼拜天做完礼拜。他等到礼拜天，在教堂后排坐着，看一帮孩子穿着统一的小蓝褂子唱歌。他认不出哪个是周家的闺女，四岁的孩子一年一个样，何况他本来也没见过。散场之后他找管事的嬷嬷问，嬷嬷说那孩子姓周，叫周小满，刚过了五岁生日，说话带烟台口音，挺爱笑。

张少俊掏了五块大洋，说给这孩子加床被子。嬷嬷收了钱，给他开了张收条。他揣着收条出了教堂，在门口台阶上蹲着抽完一根烟，把收条撕碎了扔海里。

回济南的火车上，他想起当年从水沟里捡金镯子的事，觉得那会儿自己真年轻。

七

张宗昌死后第三年，济南城里来了个唱大鼓的艺人，在趵突泉边上的茶馆里说书。他说到张宗昌督办山东那一段，把陈佩瑜的事也编进去了，名字改了，叫“白小姐”，还添了些才子佳人的酸词。底下听众嗑着瓜子听得来劲，有人问后来呢，艺人醒木一拍，说后来白小姐被神仙度走了，张大帅挨了枪子儿，这叫现世报。

台下哄笑，铜板扔了一桌子。

茶馆角落里坐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在脑后绾了个髻，用一根黑铁丝别着。她听完这段，站起来往外走。门口伙计喊她：“吴妈，不听了？”她摆摆手，说家里还有衣服没收，天阴了。

吴妈从烟台跟到济南，还是在陈佩瑜嫁的那个教书先生家帮佣。周先生死了之后，她带过两个孩子一阵，后来男孩被亲戚接走，女孩被送进教堂，她就搬出来自己过，在城北租了间半地下的小屋，给人洗衣裳、缝缝补补。督办公署的人来问过她话，问一句她答一句，不多说半个字。问完了，她回家把陈佩瑜留下的那把檀香扇塞进灶膛烧了，扇骨是象牙的，烧起来一股焦臭，好几天屋里散不掉。

她后来听人说张宗昌在火车站被打死了，那天晚上她多炒了一个鸡蛋，还打了二两酒。酒没喝完，搁在窗台上，第二天早上让猫碰翻了。

八

1952年，青岛教堂办了个识字班，招附近没上过学的孩子来念书。周小满十六岁，在那儿帮忙烧水扫地，顺便跟着认了几个字。她个子不高，圆脸，笑起来左边有个酒窝，头发还是短，齐耳根，她习惯拿发卡别上去。

管事的嬷嬷姓方，中国人，五十多岁，看她手脚勤快，就让她管厨房的账。周小满算盘打得好，谁欠了米钱、谁多领了一斤面，都记在小本子上，月底跟方嬷嬷对一遍，从来没差过。

有一天方嬷嬷翻旧箱子，翻出一张泛黄的收条，上头写着“今收到张少俊先生捐助大洋五元，为周小满添置棉被一床”，底下是当年那个洋嬷嬷的花体英文签名。方嬷嬷不认得英文，但认得周小满三个字，把她叫过来问：“你小时候有人给你捐过钱，知道不？”

周小满摇头。方嬷嬷把收条给她看，说这是1932年的事了，那会儿她才五岁。周小满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半天，问张少俊是谁。方嬷嬷说不知道，只听说是个当兵的，后来再没来过。

周小满把收条折好，夹在自己的账本里。晚上躺在铺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模模糊糊的一些事：一间黑屋子、有人拿热毛巾给她擦脸、一个瘦高个男人往她手里塞过一块糖。再往前的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只知道自己是从烟台来的，爹姓周，娘没了。

第二天她问方嬷嬷，能不能帮她打听一下烟台姓周的人家。方嬷嬷说上哪儿打听去，烟台那么大，姓周的遍地都是。周小满就没再提。

九

1957年秋天，吴妈病重，住在济南城北一家小诊所里。她没儿没女，居委会找了周小满——当年周先生家帮过的一个街坊后来调到青岛工作，知道周小满的下落，写信告诉了济南这边。周小满请了假坐火车赶过去，吴妈已经不太认人了，拉着她的手叫“佩瑜”，说你回来了。

周小满在床边守了三天。第三天夜里吴妈清醒了一阵，看见她，愣了愣，说你不是佩瑜，你是小满。周小满说我是。吴妈就笑，说佩瑜要是活到现在，看见你长这么大，不定多高兴。

周小满问她，我娘到底怎么没的。吴妈不笑了，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说：“病死的，别问了。”

周小满没再追问。她给吴妈擦了身子换了衣裳，第二天早上吴妈就没气了。收拾遗物的时候，她在一个铁盒子里找到一张照片，是烟台白玉别墅的合影，前排坐着几个穿长衫的男人，后排站着几个女的，中间一个穿白裙子的看不清脸，照片太旧了。背面用钢笔写了三个字：陈佩瑜。

周小满不知道这人是谁。她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几遍，最后揣进兜里。铁盒子里还有一根黑铁丝发卡，一个铜板，半块肥皂，别的什么都没有。

吴妈的后事是周小满办的，济南那边来了两个街道干部，念了篇悼词，说吴妈勤劳一生、劳动人民本色。周小满站在旁边听着，觉得这词儿跟铁盒子里的东西对不上，但也说不出哪儿不对。

十

方嬷嬷后来给周小满介绍了个对象，是青岛港务局的会计，姓孙，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跟她爹周先生有点像。结婚那天周小满穿一件红底碎花袄，是方嬷嬷找裁缝做的，胸口别了朵绢花。客人不多，摆了三桌，都是教堂和识字班的人。

晚上回了新房，孙会计问她有没有家里人。周小满说有个爹，没了，有个娘，也没了。孙会计说那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周小满从柜子里拿出那张照片，指着中间穿白裙子的说，这是吴妈留的，好像跟我娘认识。孙会计看了看，说照片上这些人穿得都挺讲究，不像一般人家。

周小满没接话。她把照片压在箱子最底下，跟那张张少俊的收条放在一起。这两样东西她一直留着，后来搬家搬了好几回也没丢。

再后来她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上小学那年，学校组织去烟台春游，回来说烟台海边有个老房子叫白玉别墅，现在改成了小卖部，卖冰棍和汽水。周小满问那房子什么样子，女儿说就一栋旧楼，白墙红瓦，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树干上刻了好些字，看不清楚。

周小满哦了一声，给女儿递了根冰棍。

十一

1981年，济南那边重修地方志，有人翻到张宗昌督鲁时期的旧档案，里头夹着一份离婚文书，上头有陈佩瑜的手印。档案员姓郑，四十来岁，是个仔细人，顺着这条线查下去，从烟台查到青岛，最后在青岛港务局宿舍找到周小满。周小满那时候已经退休了，在家看孙子。

郑档案员说明来意，想核实一下陈佩瑜的情况。周小满把铁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照片、收条、还有那张离婚文书——吴妈当年从督办公署偷出来的，一直没扔。郑档案员拍了照，做了笔录，临走前问周小满要不要把照片和文书捐给档案馆。周小满想了想，说照片你翻拍一张给我留底，原件我留着，文书你拿走吧。

郑档案员后来写了一份材料，发表在《山东文史资料》上，标题叫《张宗昌督鲁期间迫害妇女一例》。材料里没提周小满的名字，只说她“后人现居青岛”。周小满看了杂志，觉得写得挺好，就是太短，好多事没说清楚。

孙会计问她要不要写个完整版的。周小满说算了，我连我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写啥。

十二

又过了些年，周小满的孙子考上大学，学历史，暑假回来问她：奶奶，听说咱家跟张宗昌还有点关系？周小满正择韭菜，头也没抬，说有个屁关系。孙子说档案馆里查到的，说张宗昌害过咱家人。周小满把韭菜往盆里一扔，说那都是多少辈子的事了，你好好念你的书。

孙子就没再问。

晚上周小满自己把铁盒子拿出来，坐在床头翻。照片上的人脸已经花得看不清了，收条上的字还认得出来。她想起吴妈临死前叫的那声“佩瑜”，忽然觉得胸口发闷。她把东西收好，盒子塞回柜子底下，关了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她跟孙会计说，今年清明想去济南给吴妈上上坟。孙会计说行，我陪你去。两人坐火车到了济南，找到城北那家小诊所旧址——早就拆了，盖成了居民楼。吴妈的坟在城郊公墓，碑是当年街道给立的，水泥的，字描过一回，又掉了色。

周小满蹲在坟前烧了把纸，嘴里念叨：“吴妈，我来看你了。我不知道你当年遭了多少难，你也不跟我说。我娘的事，你不讲就不讲吧，我都这么大了，知道不知道的，也没啥用了。”

纸灰飘起来，风一吹就散了。

十三

1988年青岛台东镇修路，推土机推倒一片老房子，其中有一间半地下的屋子，就是吴妈当年住过的那间。工人在床板底下扒出一个小铁匣，锈得打不开，拿锤子砸开一看，里头一块怀表、两根金条、还有一封信。信是陈佩瑜写的，落款日期是1926年10月，字迹潦草，写着：

“吴妈，我怕是出不去了。那姓张的不干人事，我男人也没了。孩子你帮我看一眼，大的叫周家宝，小的叫周小满。你告诉他们，娘没做丢人的事。这些东西你拿着，找机会给周先生家里送去。陈佩瑜绝笔。”

工人把东西交到派出所。派出所查了几天，查到周小满头上，把信和东西给她送去了。周小满看了信，拿手在信纸上按了按，纸已经脆了，不敢使劲。她把信读了三遍，第一遍没哭，第二遍也没哭，第三遍眼泪掉下来，砸在“绝笔”两个字上。

她问派出所的人，怀表和金条能不能不交公。人家说这属于无主物，你证明是亲属就能领。周小满说我是她闺女，这信上写着我名。派出所让她出了证明，东西就还给她了。

怀表早就不走了，表壳上刻着一个“周”字。金条两根，一根一两，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周小满把东西收好，回家跟孙会计说：“我娘给我留的东西，我得收着。”

孙会计说：“你娘给你留的，你收着就是了。”

周小满把信折好，跟照片、收条放在一起，铁盒子换了新的，锁上，塞进柜子最里头。那天晚上她给自己倒了杯酒，站在窗前喝完了。楼下马路上有小孩追着跑，笑声传上来，她听了听，觉得心里松快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