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回归前，香港究竟有多乱？是时候告诉大家真相了！

1973年6月8日上午，启德机场。一个51岁的英国人亮出警队的机场禁区通行证，绕开出境检查，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打算从那里再转回伦敦。

他叫葛柏，香港警队总警司。就在几天前，有关部门要他在一星期内说清楚，自己那四百多万港元的家产是哪来的。期限是6月11日。

他没等到那天。一提回归前的香港，很多人先想到港片里的砍刀和霓虹灯。这些都是浮在面上的。

真正压得普通人喘不过气的，是底下的一本本账：谁收钱，谁记账，谁替谁兜底，谁又早早给自己留好了退路。这次不按年份一年年讲，换个讲法：一块地图上没人管的地方，加上三个人的三本账。

看完就知道，那个年代的乱，"治安不好"四个字根本说不全。

城寨的乱，打一开始就是笔糊涂账。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清政府保留了在城里驻官的权利。

可第二年英方就把清朝官员赶走了，这块地到底归谁管，一扯就是几十年。地方不大，两万多平方米，也就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到八十年代末，里面挤了三万多人。楼挨着楼往上加，巷子里大白天也要开灯，头顶的电线和水管缠成一团。

很多人以为城寨里住的全是坏人，这是最大的误会。住在里面的多半是穷人和小手艺人，开鱼蛋作坊、做塑胶花、当无牌牙医，图的就是租金便宜。

城寨的问题不在人坏，而在管事的人长年装看不见。哪里没有规矩，黑暗就往哪里钻，跟水往低处流一样。

1987年清拆决定公布，1993年动工，1994年拆完，原址后来建成了九龙寨城公园。

2025年5月，"九龙城寨光影之旅"电影场景展在九龙寨城公园开幕，展览重构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多个经典场景，展期3年（由2025年5月24日至2028年5月23日），免费入场。

当年警察都不愿意往里走的巷子，现在成了游客排队领号进去拍照的布景。这种反差，比什么解说词都有说服力。

葛柏1922年4月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2年8月加入香港警队。查案的人算过一笔账：葛柏由1952年8月10日至1973年5月30日的总薪金是89.19万港元，但他的总财产竟有437万港元。

也就是说，他在香港干了二十年，"副业"挣的钱差不多是工资的五倍。他一跑，香港炸开了锅。

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落。港督麦理浩只好委任百里渠爵士调查此事，1974年2月，廉政公署成立。

1975年1月7日他被引渡回港，同年2月因受贿罪及串谋受贿罪被判入狱四年。判得这么轻，问题出在证据上：葛柏案涉及金额高达430余万，而证人仅能证明葛柏收取了2.5万港元的贿赂。

四百多万的家底，到了法庭上只剩下两万五。1977年获释以后，他去了西班牙，从此没了音讯，到现在连卒年都没有确切记录。

在我看来，葛柏不是警队里偶然冒出来的一颗烂苹果，更像一支插进这套体系的温度计。一个外籍高官敢把贿款记成账本，还能拿警队证件大摇大摆出境，说明这套体系早就默认了这种玩法。

廉署也不是港英当局主动送给市民的礼物，是街头的怒火硬逼出来的。

如果说葛柏是这台机器上的英国齿轮，吕乐就是它最好用的华人总管。吕乐1920年生于广东海丰，1940年仅20岁加入警队任军装警员，1956年上位当上新界区总华探长，之后升任香港及九龙总华探长，统领全港刑事侦缉探员。

他在1959年至1968年将巨款以父母的名义，先后在香港各区以现金购入合共300多万港元(当时市值)物业。他最"高明"的地方，是把乱打理成一种有秩序的乱。

赌档、烟档、娼档按月交钱，一层层分下去，人人有份。黑帮照样开档，差人照样收钱，街面上看着反倒相安无事。

这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税单：老百姓多交了一份钱，买到的不是安全，只是"暂时没人来找你麻烦"。更值得琢磨的是他下车的时机。

1967年，警队为了压制猖獗的贪污活动，对调了吕乐与蓝刚的辖区，以避免他们"在地生根"。第二年，48岁的吕乐提前退休。

1973年，他又赶在廉署成立前，带着妻子和八个子女移民加拿大。后来怕被引渡，他和妻子又辗转去了台湾地区。

1976年11月4日，廉署发出通缉令追缉吕乐。风还没刮起来，他已经把伞收好了。2010年5月，吕乐患胃癌病逝，终年89岁。

即使廉政公署早在1974年已成立并通缉吕乐，但始终无法将他引渡回港。后葬于加拿大温哥华。

很多人说这是"坏人没遭报应"，我倒不这么看。一个人背着通缉令过了三十多年，名下的楼都在香港，自己却一步也回不去，最后埋在了异国。

钱带得走，根带不走。这种惩罚不声不响，却拖了半辈子。

廉署成立以后，警队里那套"规矩"被一点点拆掉了。可香港的乱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样子，从"收钱"变成了"拿命去赌"。

张子强生于1955年。1991年，他因启德机场附近的解款车劫案被判有罪，上诉后定罪被撤销，还拿到了一笔赔偿。

这次翻盘对他来说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他觉得法律原来有缝，而且缝还不小。1996年，他绑架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最后拿了10.38亿才放人。

1997年9月，回归才两个多月，他又绑了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郭家付了6亿港元赎金。两单加起来，超过16亿。

他打的算盘是：在香港作案，到内地藏身，两地司法之间的那道缝，就是他的保险箱。他算错了。

1998年1月25日，张子强与同伙胡济舒在广东江门外海大桥检查站被内地公安机关拘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走私武器弹药罪等数罪并罚判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621亿元。

1998年12月5日，他被执行死刑，年仅43岁。两个被绑的人，后来走了不同的路。

郭炳湘2018年10月去世；李泽钜也是在2018年接过了长和集团主席的位子。张子强这一生，最大的错觉就是把制度的漏洞当成了自己的本事。

漏洞迟早会被堵上，只是他没等到那天，就先输光了。

把三本账摊开放在一起，能看出一条很清楚的线。六十年代，乱在警队内部，差人和古惑仔是一伙的，市民投诉都没地方投。

七十年代，廉署撕开了一道口子，可1977年警廉冲突之后，港英当局宣布局部特赦，1977年以前的大部分旧账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贪腐收敛了，悍匪又冒了出来。

所以回归前的香港乱，不是哪一个坏人、哪一个帮派的问题。根子在于，殖民体系从来没把这里当成要长久经营的家。

它在乎的是港口、贸易和税收。街坊被收了多少"陀地费"，城寨里有多少孩子上不了学，从来排不进它的优先清单。

只要面上的繁荣不出事，底下的烂账就能一直拖着。成立廉署也好，局部特赦也好，都是事情闹大了才动手收拾。

葛柏敢从机场溜走，吕乐能提前好几年铺好退路，原因就在这儿：他们比谁都清楚这套体系的脾气。再看今天。

廉署2026年10月公布调查结果：99.2%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内没有亲身遇过贪污，是有相关调查纪录以来的最高百分比；按0到10分打分，受访市民对贪污容忍度的平均分为0.3分。当年那句"差人是有牌烂仔"，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只在老电影里听过。

回头看这三个人的下场：葛柏躲进西班牙，生死不明；吕乐背着通缉令死在异国；张子强43岁伏法，一场豪赌满盘皆输。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会钻空子的人。

葛柏钻的是殖民官僚体系的空子，吕乐钻的是人情和潜规则的空子，张子强钻的是两地司法的空子。可空子总有被补上的一天，而且补得比他们想的要快。

一座城市给人的安全感，不在于有没有坏人，而在于坏人能不能算准自己的退路。回归前的香港乱，就乱在坏人的退路太多，好人的退路太少。

城寨成了公园，通缉令上的名字成了旧报纸上的标题。今天的人尽可以把那段历史当故事听，但最好记住一点：秩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每一条后巷能亮起灯，都是有人花了真金白银、熬了很长时间才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