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我们如何理解权力与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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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翻译：薛翠 校译：许兆麟

2012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Zagreb）的著名左翼思想、社会运动学术盛会“颠覆者节”（Subversive Festival）发表演讲。

图源：Wikimedia Commons；Subversive Festival media

【编者按：2001年9月11日，多架民航客机被劫持，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世贸大楼随后坍塌。事件造成近三千人遇难，大量建筑损毁。9·11事件震惊全球，此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对全球安全格局、国际关系与反恐政策都产生深远影响。

2026年，9·11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事件早已进入历史，可留下的问题却没有随废墟一同消失。战争、安全、“恐怖主义”、国家暴力与平民处境，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当日的废墟早已清理，今天的世界却仍在学习如何面对恐惧。

2004年，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发表《恐怖: 9.11之后的演讲》，载于《边界 2》（boundary 2），第31卷第2期，是后9·11时代西方批判理论界反思“恐怖（terror）”议题的经典政治哲学文本。斯皮瓦克乃印裔美籍后殖民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庶民能发声吗？》闻名，深耕庶民教育，融合欧美哲学、解构理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她长期关心的不只是“谁能够发声”，也包括我们究竟能否真正听见与自己经验相距甚远的人。

在这篇演讲中，斯皮瓦克批判了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建构的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恐怖”话语，揭示国家暴力与非国家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后殖民、性别、庶民研究与世俗主义等角度，重新思考恐怖、暴力、战争与伦理的界限。斯皮瓦克强调，人文学科的使命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通过“非威逼地重新调整欲望”，训练对她者的想象能力，从而在认知暴力之外打开伦理空间。

本文对反思全球反恐话语、暴力、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值9·11二十五周年，我们将分六次刊出《恐怖：9·11之后的演讲》，本文为第2部分。

本文围绕 9・11 事件解读展开，对比不同左派立场：乔姆斯基认为实施者并不关心全球化与经济帝国主义，普拉沙德则强调青年异化的社会根源，作者折中二者，指出事件不能单纯归为宗教问题。作者借助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视角，结合古代亚洲毁坏帝王庙宇的史实，提出 9・11 事件可类比为对权力象征建筑的打击，是特定文化想象驱动下的行动，并非纯粹理性抉择。文章拆解与 “恐怖“有关的概念，批判这套二元话语，它将非国家暴力贴上恐怖标签，合理化战争，还借解放妇女之名扩张军事行动，制造双重道德标准，同时也反思反恐带来的公民权利受损等现实后果。】

在“9·11”事件中，两架波音767客机分别撞击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双塔，随后浓烟从塔楼滚滚升腾。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的来说，欧美传统左派大致理解9·11是原教旨主义与失败的民主之争。身为印度人，我比较多看印度的报纸，印度左派比较少排外的语调。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写道：“19位阿拉伯男人……带着种种失望踏进4架商业飞机”，“社会抗争的语言变得贫乏，导致许多青年采取伊斯兰教的装扮，表达他们的异化。”普拉沙德的语调挺有代表性。[1]

诺姆·乔姆斯基：《9-11》 图片来源：Seven Stories Press；图中书籍初版于2001年11月出版。

相对来说，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代表着美国左派的主流，他说：“‘全球化’、‘经济帝国主义’或者‘文化价值’等事情，对本．拉登（Bin Laden）及其伙伴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亦不关心。”[2]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为参与其事的行动者－－政治化的大学生，确实与乔姆斯基的典型人物不相同，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不去看他们怀着的愤恨。他们面对的是在大赌局中的利害关系的转变，俄罗斯和美国连手绕过塔利班夺取里海（Caspian）的黑金。塔利班到2001年9·11那天仍在壮大之中，但美俄这次连手却把塔利班控制的城市挤到局外。但根据众多的世界银行之政策与研究快讯（World Bank Policy and Research Bulletins）其中一则，题为《创造在新型全球经济中运作的城市》──“那些转变〔1998年世界贸易额超过13兆美元〕，被形容为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结果是使其中某些国家面对着更大的风险。”[3]为甚么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不能够成为中产阶级精英的、左派人士的解放神学。作为一个文化，伊斯兰教仍能在追求现代性的主流外保持不同的取向。我不支持解放神学。的确，当年那把性别问题置于不利位置的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兴盛之时，我常常诘问：“为甚么解放非得要神学呢？”若要尝试想象有些东西与使人遗憾的典型不一样，那么就必须允许这样的可能。

我同意乔姆斯基教授说的劫机者不能完全用全球化去解释，但是，我也同意普拉沙德说的现时被命名9·11事件并不纯粹是宗教问题。悼念或处决不能缺少对先验的想象（the transcendental），而对先验的想象又离不开文化上的命名。但这是另一回事，我会在文章最后的部份论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匆忙冠上“宗教”的名义。当然这也是实情，即在伊斯兰教一旦脱离部落的生活状态，千禧之冲突便记录在案，我是欧洲学家，所以对欧洲方面知道多一些。如果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识字的话，便可以问教于古法语史诗《罗兰勇士之歌》（Chanson de Roland），是否曾经如此？我不能知道。文化是自我阐释的。埃及伊斯兰原教旨学者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和哈马斯精神领袖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也从这处入手去思考。

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1936—2004）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这个直觉──文化就是自我阐释──言之成理，那么，人类学对文化的见解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见解就可以一同使用了。这样“穆斯林”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看东西，而“美国人”则从“自由”的角度看东西的说法便会有所转化。两种解释在压力之下都显得薄弱，但也许藉此互相了解。对全球化的不具人格的叙述：资本－形成（capital-formation）既生产又管理它的危机，这被解释为演变过程：独裁政府→殖民地→帝国主义→帝国，但这种解释不及9·11的理性的解释那么有说服力。[4] 要理解9.11更应该从以下的角度着手，即把自己从历史及当代的意义上看成是来自先验的正统的投影的意识形态──因而是“全球”的代表。13世纪，巴黎大学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从伊本．鲁世德（Ibn Rushd）处抽取出来就是这样的例子。这种投影的自我概念，无视于历史，却敏感于可见的不公正──军事、政治与经济──而互联网为其提供表面上通行无阻、迅速无间、刻不容缓的方便，从而生产一种集体，通过生活在一块的学生那种浓郁的男性情谊焊接起来，这是所有高等学校教育者非常熟悉的政治现象。当然，其他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也是如此－－可我比较熟悉外国学生的现象。透过这种现象，我尝试走向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年青男性。如MSNBC新闻报导属实的话，那位实际驾驶飞机撞向双子塔楼的人才18岁！特里．卡斯尔（Terry Castle）颇为尴尬地写出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青士兵的依恋，我在这里也尝试冒着这种真正的回应的危险。[5]

毫无疑问，那想象的千禧年的冲突是那些直接执行9·11任务的年青人之间的话题，他们现在已卧于黄土底下，正如那些被大肆纪念的2800的死难者一样，不过他们却被忘却了。尽管常识会这样告诉我们，但在行动当中是梦想本身在牵引着他们，千禧年冲突的想象变成深刻背景中最深藏的部分。

被忘却了，是的。但是，2002年5月，纽约举行纪念会，在欧洲与军事传统形成的奇观与视觉的悼念文化中，对那7个直接参与事件、也葬身其中的人，纪念会不可能不把他们也列入大自然的交替中。在那先验的界度里没有种族隔离。

以下我会引述理查德·伊顿（Richard M. Eaton）最近刊登在《前线》Frontline的文章 ＜前现代印度的庙宇亵渎＞（Temple Desecration in Pre-Modern India）一段颇长的段落。[6] 但首先，我想提及赛义德·穆杰塔巴·阿里（Sayad Mujtaba Ali）在尚未出版的作品中提的一处微小却重要的细节，他说几个世纪以来，巴尔希时期的阿富汗人（Balkhi Afghans）宁可留学印度学习法尔西语／伊朗语（Farsi），也不去伊朗，而《欧洲之前的亚洲》（Asia Before Europe）的主要前题，是印度洋一带曾是文化交流的枢纽，比今天以“国家或宗教身份”为基础的思想更加重要。[7] 确实，历史上，南亚伊斯兰教、伊朗与中亚之间关系很密切。即使我们接受乔姆斯基的否定──“他们对全球化毫不知情”──也可以引证另一种文化想象。伊顿讨论了旧有政治合法性如何被重塑的问题，他道：“当这样的政治权威是附于某一统治者，而其合法性是与某帝王庙宇是相连的话……庙宇通常会被掠夺、改造或破坏，任何这等举措都会产生一种效应，就是将被打败的帝王跟彰显其先前合法性最重要的东西分割开来。那些不怎么被帝王认同而放弃的庙宇，在政治上不重要，一般都不会遭受劫难。”

在那先验的界度里没有种族隔离。

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左）。 图片来源于网络

赛义德·穆塔巴·阿里（Sayad Mujtaba Ali，1904-1974）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伊顿继续写道：“因此，若果解释这种现象是依据被视为伊斯兰教核心的、本质化的‘破坏宗教偶像的神学’，那是错的……攻击敌对帝王维护的图像的做法，从大约公元6世纪以来，便完全溶入…….政治行为〔在特定地域〕…….简言之，从6世纪以来，与皇朝权威相关的图像与庙宇都被认为在政治上容易受袭击。”[8]

我并不是指有意的理性选择，我说的是一种产生“理性”的文化想象，有点像“共和国之战役赞歌”（the Battle Hymn of Republic）那重复编曲的进行曲，以及在这场强调宣称“战争”宣言的开场白中大量挪用“非洲裔美国人”。同样的，在美国社会脉络中，把皇朝的概念错置为阶级流动的联机，可以增添另一这样的例子。现在我只限于把9月之冲突描绘为庙宇之炸毁──世界贸易与军事力量的代表──一个与国家扣连在一起的建筑。这也许不是关于贸易与武器之意识形态不公正的信息；也不是一个有意的理性选择。那些建筑物耸立高大，自是攻击的好目标，更何况正好是权力的象征。这肯定反映在另一边的巨石群类型的计划。当中一个项目，反映照出一双束的光芒，犹如往昔的塔楼既耸立又弱不禁风，“灯塔之光犹如力量之象征”，或者在第一塔楼的、精确的复制品后面建立一座世界艺术塔楼（World Art Tower），一座空心的四方形拱门傍着另一道填满了拱门。

如果那一边需要一座庙宇，那么这一边需要至少一个词儿“恐怖”。一旦某些行动被冠以“恐怖”之名，从削弱公民自由到越来越强硬的措施，都可以被一次次合理化，尺度无限下探，几乎看不到边界。

若果没有“恐怖”这个字，以上假藉女性之名义的事情，都不能够合法化。

我一直在尝试打开这个抽象的词儿──“恐怖”，寻找一些可能性。在努力寻求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明白，当社会运动〔超越国家的集体行动〕使用肢体暴力，“恐怖”被含糊地命名为社会运动的反面。（若果国家被称为“恐怖主义国家”，这个称呼的目的明显地是要拒绝对方的国家地位，所以技术上，它成为“超越国家的集体行动”的范畴。）[9] 当然，“恐怖”也是一种感情（affect）的名字。在制定政策的范围里，“恐怖”作为社会运动与“恐怖”作为感情结合在一起，为集体心理提供看似有道理的场域。社会运动宣称具有心理上的身份认同，换言之，把恐怖视为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存在，都为心理诊断的实习提供理据，这是种族主义最有害的成份。我没这方面的训练，对此也没有兴趣。但是，我仍然认为，在“恐怖”（稍稍转移到“恐怖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例子中，“恐怖”这个词可能只不过是“战争”即命名为合法的暴力的反义词，但矛盾的是，“恐怖”也作为“和平”的反义词。在这里，我们徘徊于战争与和平变成可转换的名词的迷宫中，尽管战争作为行动主体与和平作为对象，两者的地位从未动摇。我们径自接受了矛盾的措辞（oxymoron）：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和英国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UK），在2002年2月的报告中，共同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停止拐卖妇女与女童的勾当。女性主义者发起行动反对那些淫乱的“维持和平的军人”[10]。美军中发生的强奸丑闻现在已是熟为人知了。同时，巴巴拉．克罗西特（Barbara Crossette）则在一篇题为＜如何使国家恢复过来＞的文章，重申了传统的智慧：“更迅速行军的军队是必需的”[11]。多种范畴的话语在各自表达，却都在相同的文化想象中运作，这几乎是全球的共识：妇女成为部分维和人员实施性侵害与性剥削的对象。

巴巴拉．克罗西特（Barbara Crossette,1939- ）。 照片来源于网络

在“恐怖”作为感情的一种，行动与对象的界线动摇了。一方面，恐怖份子恐怖地袭击社区，使社区每天弥漫着恐怖。这里同时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恐怖分子对恐怖麻木，不再感觉恐怖的恐怖，因为这种转变而变得和我们不一样。同样是不怕死，放在士兵身上会被称为勇敢，放在另一类行动者身上，却可能被称为懦弱。相似的行为，只是由于身份和命名的不同，得到的道德判断也完全不同。在“恐怖主义”作为社会运动与恐怖作为感情之间，我们能够宣布胜利。尽管公民自由(包含学术自由)被削弱和军事加剧，尽管种族的资料搜集扭曲政权，还有整个文化机制为预防而重新设计，尽管从2001年9月28日开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用各式各样的反恐措施，我们仍然能够转向表达感情的层面，并且高呼：“我们没有被恐怖击倒，我们胜利了。”还有，旧时借女人之名出征的伎俩继续上场，为了拯救活在恐怖中的阿富汗妇女，人们再次诉诸以“保护”为名的武装介入。我想做的，是把那些以生命为代价的极端行动者，例如自毁式行动者、敢死队式飞机师（kamikaze pilot)，从这些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辨别出来。

单独的、被威逼的、却又主动走向死亡的的“恐怖”，超过了把帝王庙宇摧毁与糟蹋妇女的行径而产生了顽强有力的遗留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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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Notes：

1. 维贾伊．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 《攻打行星：第五次阿富汗战争，帝国主义及各式各样原教旨主义者》War Against the Planet: the Fifth Afghan War, Imperialism, and Other Assorted Fundamentalists (New Delhi: Left Word, 2002), 7, 27. ↑
2.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善恶之舞台＞“The Theatre of Good and Evil”，http://www.zmag.org/chomskygsf.htm. ↑
3. ＜创造在新型全球经济中运作的城市＞“Creating Cities that Work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世界银行政策与研究快讯》World Bank Policy and Research Bulletin 10.4 (Oct-Dec 1999), 1. ↑
4. 这是哈尔特(Michael Hardt) 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在其著作《帝国》（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提出的一般的论证。 ↑
5. Terry Castle, “Courage, mon ami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4, 2002, 3-12. ↑
6. 理查德．伊顿（Richard M. Eaton）, ＜前现代印度的庙宇亵渎＞“Temple Desecration in Pre-Modern India,” 《前线》Frontline 17.25 (Dec. 9-22, 2000), 62-70. ↑
7. 赛义德．穆杰塔巴．阿里（Sayad Mujtaba Ali）, 《作品集．第七卷》Works vol. 7 (Kolkata: Mitra & Ghosh Publishers, 1974-- ). Kirti N. 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理查德．伊斯顿（Richard M. Eaton）, ＜前现代印度的庙宇亵渎＞“Temple Desecration in Pre-Modern India,” 《前线》Frontline 17.25 (Dec. 9-22, 2000), 64-65. 想理解为甚么“印度”和“阿富汗”的分别在这个脉络中是谬误的，请参阅Martin W. Lewis,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13, 13, 14. 刊登在Centennial Review 的文章（快将出版）会分析这个论题。 ↑
9. 前美国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 (Lawrence Eagleburger）不知道甚么叫做新社会运动，见于1998年3月19－21日University of Virginia 举行的会议＜美国有民主的使命吗？＞没有用处的恐怖的定义，见于乔姆斯基《九一一》（9-11）(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54. 德里达最近写了一本关于暴戾国家的可能性的专著Voyous (Paris: Galilée), 2003）。 ↑
10.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及英国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UK），《对付性暴力与剥削问题之执行与操作伙伴的注意事项：几内亚、比里亚塞和拉利昂难民儿童之经验》 “Note for Implementing and Operational Partners on Sexual Violence and Exploitation: The Experience of Refugee Children in Guinea,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 February 2002. ↑
11. 巴巴拉．克罗西特（Barbara Crossette）, ＜如何使国家恢复过来＞“How to Put a Nation Back Together Again”, 《纽约时代报》之一周回顾 (New York Times Week in Review Section), November 25, 2001,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