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只招24个进士：唐朝科举的“地狱级”内卷，为王朝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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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给我们留下的是富庶开放的印象。

唐太宗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让人误以为唐朝科举人才辈出。《范进中举》也让人以为，清朝的科举才是最严苛、最摧残人的。

事实是，唐朝科举的残酷程度，也远超大众认知。唐朝持续了近300年，每年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平均仅约24人。每年才24个名额，却要消化数千考生，以及背后庞大的士子群体。

但唐朝的“地狱级”科举，不止体现在最后一关的严苛。即使通过了县试和府试，也只是“乡贡”：虽然拥有进京赶考参加省试的资格，但它本身不授予任何官职，也不等于任何的功名。每年几千人的乡贡，只是拥有了考进士的资格。

那些被淘汰的99%乡贡里，有写下“我未成名君未嫁”的罗隐，有被迫出家的贾岛，有揭竿而起的黄巢。原来《太平年》里的分崩离析，在科举数据里早有预兆。

五十少进士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唐代士人间流传的一句话。

意思是，30岁考上明经科算年纪大，但50岁能中进士，在别人眼里都还算是“少年得志”。

除了进士科，唐朝还有明经科，它的录取名额和录取率都比进士科更高。但考中进士，依然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毕生追求的最高荣耀，也是最拥挤的赛道。

一是因为它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考察更有说服力，二是因为明经科的升迁天花板有限：考中进士意味着进入仕途快车道，而明经出身者往往只能担任中低级官职。

对渴望改变命运的唐朝士人来说，选哪条路，答案不言而喻。

参加省试的考生分为生徒和乡贡两类。

生徒来自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这两类官学都属于等级森严的贵族学校，入学资格仅限于特定品级的官员子弟或经过选拔的平民精英。

乡贡可以理解为唐朝的社会考生。《唐摭言》记载，唐睿宗景云年间（公元710年）前，每年通过地方选拔的乡贡人数多达两三千人。

据《文献通考》统计，唐朝存续289年，共开科273次，录取进士总数约6600人，平均每年仅24.2人。

也就是，两类考生加起来，每年约有五六千人争夺这约24人的进士名额。

同时，乡贡在参加省试前，已经通过了县试和乡试，如果算上这些在前两轮就淘汰的考生，录取率无疑更是跌穿地板。

无形的门

赢得准考证，只是考生们面对的第一关。

对于乡贡而言，本来录取名额就少，录取率也长期向生徒倾斜。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生徒虽然在总考生中人数较少，但在进士及第的名单中，却长期占据多数。

据学者毛汉光统计，有史可考的830名唐代进士中，出身寒微者仅占约16%。其余基本来自士族、官僚或地方豪强家庭。

科举在唐朝并没有真正打破阶层固化，只是把原来的“门阀垄断”变成了“权贵+考试垄断”。

更别说唐代科举还有两个核心潜规则：通榜和行卷，让生徒和乡贡无法站在同一条起跑线。

所谓通榜，是考卷不糊名，考官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和籍贯。考前，考官会根据社会名流、权贵的推荐意见，提前拟定一个“预录取名单”。

行卷则是，考生把自己的作品编成卷轴，找有名望的人举荐，送到主考官手中。没有门路、没钱送礼的寒士，基本等于自动出局。

更残酷的是：考中进士，不等于能做官。

唐代进士只是获得了“出身”和“释褐”的资格，之后还要参加吏部的“关试”和“铨选”，通过后才能真正授官。

很多人及第后依然在家待业数年，甚至终老无官。

孟郊46岁中进士后，兴奋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但他等了四五年，才被授予一个溧阳县尉的小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神话，只是唐朝科举人自我催眠的美梦。对于绝大多数唐朝读书人来说，科举之路是一条希望渺茫、回报极低、极度内耗的死胡同。

落第者：战乱、离别、功名不得

成功了不美妙，那失败呢？每年99%的落第者，去了哪里？

绝大多数人，耗费了青春和家财，最终没能越过那道无形的门：他们成了乡野塾师，或卖卜算命，甚至沦为盗匪。

如果他依然醉心科举想走仕途，却屡考不中，可退而求其次，转考明经。另外，在晚唐特殊的战乱背景下，藩镇崛起，还可以投奔节度使担任幕僚。

但更多人选择暂时或永久放弃仕途希望。

回归田园、耕读传家，是常见出路。回乡务农，在耕种之余读书，或者开办私塾、担当塾师。

这也是我们读的很多古代小说中不少塾师的由来：比如《红楼梦》里，贾雨村就在林如海邀请下担任林黛玉的开蒙塾师，后重返仕途。

另外，还有出家、隐居和经商这些永别官场的选择。唐代佛教盛行，不少落第者选择遁入空门，从此青灯伴黄卷。

贾岛迫于生计与仕途坎坷，早年曾出家为僧。寒山子在落第后因遭人冷落，选择隐居佛道。

稍微有财力的士子，可以选择隐居林下。他们或因厌恶腐败，或因时局动荡，主动或被迫避祸，也有人借此隐居读书、专注著书来提升名望，如诗人罗隐。

最后一条路就跨界了：少数士子会选择经商。但在”重农抑商”的传统影响，以及“士农工商”的排序下，这是士大夫难以拉下身份的选择。

当然，放弃仕途对这些终身赶考的士子来说，是相当绝望的选择。

在这条道路上，他们蹉跎了岁月，放弃了安稳，体验着孤独、贫穷与痛苦，还夹杂着家族的寄托与世俗的期待，自我怀疑又难以放手。

晚唐诗人刘得仁的《省试日上崔侍郎》中，就有诗句，“如病如痴二十秋，求名难得又难休。”可谓是诗人求取功名内心煎熬的写照。

刘得仁不是个例。为了赶考，士子常年漂泊长安与家乡之间，很多人父母去世都不能奔丧，妻离子散是常态，而且常常考到两鬓斑白仍是布衣。

对于晚唐的士子与百姓来说，战乱是另一重痛苦。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巢起义、宦官专权，民不聊生。

征兵、赋税、杀人、流离失所，对于唐末及以后的百姓，是常态。年初上映的《太平年》，可能是很多内娱观众第一次直视古代史的残酷与血腥。

这是唐朝的宿命，也是这个王朝失去流动性后的真实写照。如果说藩镇割据是唐朝衰亡的明面推手，科举这个“人才分配器”的失灵，就是唐朝衰亡藏在暗处的一把刀。

罗隐的“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除了自嘲，还有一种被功名体系碾压过的荒凉。唐朝的富庶与包容是真的，但它的繁荣建立在极为严苛的筛选上。

每年24个进士，听起来像是对才华的极致尊重，但实际上是向那99%的落第者关上了大门。当体系已经不愿意接纳大多数士子的梦想，唐王朝已经不可逆地走向崩塌。

参考资料：本文唐代科举数据及史实，综合参考自《新唐书·选举志》《通典·选举三》《唐摭言》《文献通考》《登科记考》《佛教与晚唐诗》《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等。

注：配图来自影视作品《国色芳华》《唐朝诡事录》《太平年》，仅用于评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