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讲述：狼牙山壮烈跳崖记

1941年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吃过晚饭，我刚想出去溜达溜达，班长马保林走过来，用大拇指在我腰上用劲戳了一下。我向他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出村子。原来，当时党还不公开，这样戳一下就算作开党的会议的通知。

党的支部大会是在村外一个莹林里开的。党支部书记﹣﹣连的蔡指导员讲了讲当前的局势：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秋季大"扫荡"已经开始了。敌人想寻找我们的主力作战，而我们为了保存力量，主力要进行游击转移，瞅机会消灭敌人。

为了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还决定留我们连（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坚持在狠牙山区。讲到这里，指导员说："今年是我们每个党员经受残酷斗争锻炼的一年。坚持狠牙山这个任务就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在战斗中要受得住考验！"他没有明讲，只是把"受得住考验"几个字说了两遍，但我心里明白：一场大战斗就要来了。

散会以后，我和马保林边走边嘀咕，我说："班长，要打仗了。"他瞪了我一眼，"嗯"了声，为了保密，没有说什么。不过我看见他抿着嘴笑，大概心里也挺痛快。马保林的脾气我知道，他是山西过来的，脾气儿暴、性子刚，我们给他起个绰号，管他叫"毛高"。他是这样一种人：平时有点吊儿郎当，一到整训就发愁，一听说打仗就来劲了。

开会以后的第二天就听见了炮声﹣﹣易县、满城、大王店的鬼子出动了。当天晚上部队就开始转移。也不多走，每天十里、二十里，围着狼牙山转。最后转到狼牙山根底下，在原来国民党七路军孟可钦部的旧兵营里住下来。

在这里一住就是半个月，情况倒好像不怎么紧了。从山上边扯下了一条电话线，山顶上还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天线杆子，大概是领导机关住在那儿。只有在放警戒哨的时候，才感到情况紧张。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可以看见远处村村着火，到处冒烟，老百姓牵着牛驴，背着干粮，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一群一群拖拖不断地拥到山里来逃难。

看着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都急得不得了。当我站哨的时候，看到他们从哨位旁边走过，就赶快找片树丛躲开他们。我感到又生气，又发急，又难过，又不好意思。我是土生土长的人，是人民的子弟兵呵，现在看着鬼子兵这样糟蹋自己的亲人，我却只好拿着枪站在这里……。

几乎每个同志下哨以后都有一段嘀咕："去向上要求要求：快下命令打吧！"但是一天、两天，还没有命令。

这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下哨回来，远远看见从山上那个老道士庙里下来一些人，穿得很干净，看样子是首长。接着全连集合，跟着那几个首长转移了。这一路净是走山沟。山沟里到处是人，有政府机关人员，有逃难的群众，他们一堆堆地坐在树底下、草丛里，老头子肩上背着铺盖，妇女们怀里搂着孩子。树棵上拴着小牛，小锅支在石头上……。这种逃难的景象，再加上秋风吹落树叶子，山沟里的哗哗的流水声，叫人心里十分难受。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就放轻了脚步，快快地从他们身边跨过去，连看也不敢看他们一眼。

走到牛夜十二点钟左右，翻过了狠牙山，来到山背后一个小村子。连里把一、三排派出去放警戒去了，我们二排就集中在山脚上的几间草房子里待命。一直待到夜里三四点钟，任务还没有来，我们私下里说：大概今天不会有情况了。就弄了点草一铺，有的同志还打开了背包，躺下来。

我一歪身，拉过胡德林的被角盖在身上，刚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枪声、手榴弹声震醒了。这时指导员跑得汗淋淋地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下命令：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

我们刚爬起来要走，指导员又喊了声："六班长！"

"有！"我们班长马保林应声站出来。

"你们班带一个机枪组，顺这条岭占领西边小山头，把敌人火力引过去，掩护一、三排撤！"

"是！"班长爽快地答应。我走出门，还听见连长在向班长交代："要多坚持一会，让后面和上面（指团的机关）撤走。……

我们爬上西边山头，天已亮了，这山那山都可以看清楚。伸头往前面看去，只见下面各个山头上到处是敌人，东一堆，西一簇，象狼群似的，满山嚎嚎叫。

这时前面的一、三排正在与先头的敌人顶着。马保林喊了声"开火！"我们的机枪一叫，一、三排连忙撤下来，顺着山沟里的羊肠小道，直奔首长在的那个方向去了。敌人拚命追，我们迎头拦住，敌人就调头对付我们了。

我们所在的一段小横岭，正卡在一条山道中间，是到山顶的必经之路。这时山上的机关已经在转移了，我影影绰绰还可以看到有马匹在活动。这些，大概敌人也看见了。为了追击机关，就拼命地压我们。这时机枪组不知道哪里去了（那时班长无权指挥机枪，他们大概在转移时走散了），留下来坚持的只有我们班五个人﹣-马保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和我。

敌人的火力很猛，班长说："我们的任务是掩护首长，拼命也要掩护住！"他指挥我们打一阵，就扭头往山上看一眼。一直顶了一个多钟头，直到看不见山上的动静了﹣﹣首长都安全转移到山背后去了，他才下命令："我们完成任务了，赶快钻山！"班长在前，我在后，我们一个劲地顺着小道往山里爬。

跑了一阵，我们看看把敌人撇远了，才找了个小山头歇下来。班长把胡德林派到正面一个石缝子里放哨，又招呼我绕山走了一转，看了看地形；这地方离主峰棋盘陀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脚，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立陡的悬崖。山上有草有树，隐蔽个百把人是看不见的。

刚才忙着打仗倒不觉得，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就着手检查武器。

休息了一个多钟头，已经约摸九点来钟了。忽然胡德林喊起来："班长，班长，敌人上来了。"班长从容地咬了口萝卜，对我说："老葛，你去看看。"我把块萝卜屁股一扔，三脚两步跑到胡德林放哨的石缝里，往外一瞅，敌人正顺着我们来的山脚往上爬呢，前面是一群伪军，头里几个还化了装，穿着我们的衣服。后面是一大队鬼子，黄蜡蜡的衣服，明晃晃的刺刀，手里还摇着小太阳旗子。

鬼子兵哇啦哇啦直叫："优待优待的！……"伪军们边爬边喳呼："八路缴枪！"我连忙跑回去对班长说："上来了，不少，就是打不打的问题。"班长眼皮眨巴了一阵，忽地站起来，手榴弹往手心里一攥："打，不打咱来干什么！"我很同意他这决心，又佩服他这股果断劲。

按说，敌人这么多，我们才五个人，是打不了的；这会要顺小山腿转移也还来得及，但革命军人怎么能看着敌人不打？我们这里一打，杀伤敌人不说，还可以迟滞敌人搜山的活动，使首长们走得更远些，使老百姓少受些糟蹋。

我们把手榴弹准备好，班长说："老葛，你负责正面，我到那边！"说着他三脚两步跑到左边去了。

我刚走到胡德林身边，敌人已经"哇哇"地叫着上来了。我对小胡看了一眼："打！"一伸手甩出了两个手榴弹，他也扔出两个。手榴弹在山沟里炸开，声响特别大，震得耳朵嗡嗡响。头里敌人随着炸开的石头嗷嗷叫着，叽里咕噜滚下去，连后面的也撞翻了好几个。

敌人往后一撤，后面的炮火就往我们小山头上砸过来，迫击炮、掷弹筒，打得分不清点儿。我和小胡一闪身躲进一个山缝子。我放开嗓子喊了声："班长！""哎！在呢！"班长回答，接着他们三人也都应声了，大概他们也都钻了山缝子，没伤着。这些山缝子真好，口小底大，比挖的工事还管用。

一阵炮火过后，敌人就冲一下，有时是右边，有时是正面，有时是几下里一齐来。但山上有我们这几个活人，要上来是怪难的。我经这样的战斗还是第一次，在山腰打的那阵，心还有点慌，这会却倒不怕了，只顾打，打一阵子枪，扔一阵手榴弹，敌人扔过来的冒着烟的手榴弹一伸手就扔回去，还好，连打下敌人四次冲锋，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连个挂彩的也没有。

这时太阳已经响午偏过，敌人第五次攻击开始了，这次敌人的炮火更猛，半人深的山草，被炮弹打着了，火苗冒老高，炮弹烟、草烟熏得眼睛直淌泪，象谁给按进了一把细沙子，离开几步就看不清了。我望望身边的胡德林、胡福才，他们脸黑得象个小鬼，只剩通红的两个眼和一排白牙，怪可笑的。要在平时看到这样，一定要彼此开开玩笑，但这回谁也顾不上了，胡德林向我看了一眼，忙推我一把："班副，着了！"我一看，才发的新棉袄，肩背上冒起了火苗，我连扣子也顾不得解，使劲一撕，脱下来扔了。扔在地上我还心疼地看了一眼，它一会儿就完了。可惜里面还有几毛钱的津贴。

正在这紧张的时候，胡德林叫起来："班副，还有手榴弹没有？"我一摸，没了；我忙问班长，他的回答也是一样："没有！"说也奇怪，就象谁喊了声口令似的，说没都没了。在进入战斗的时候，我们每人配备了二三十发子弹，五颗手榴弹，经过一上午的战斗，子弹早没了。手榴弹是守山头的宝贝，谁知正在这节骨眼上打光了。

没了手榴弹就象没了主心骨，我们都有些心慌，几个人急得拾着枪满山头上跑，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忽然，胡福才"哎"了一声，我们一看，他从地上拣起了一颗手榴弹。不知是什么时候掉下的。这时，班长忙一把抢到手，用牙把盖一咬，弦拉出了半截，却没有扔。他瞅瞅手榴弹，又瞅瞅我们，把拉出来的弹弦又捺进去了。

事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这颗手榴弹是留给我们自己用的。可就在这时，正面的敌人上来了。我看见，为头的一个鬼子，摇晃着小太阳旗，哇啦哇啦叫着，探出半个头，正往崖子上爬。后边的敌人也叫起来了："抓活的！抓活的！"

再没有犹豫的余地了，我看见班长跑前几步，一咬牙，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轰！"地一声，敌人又往后缩了一下。这时，班长喊了声"撤！"扭头就往后跑。其实，说撤不过是他涌到嘴边上的话，周围三面是悬崖，从前沿到后崖边不过五六十步，往哪里撒？

我走在最后面，等我赶上去，班长带着三个同志已经站在崖边上了。我走过去，看见大家的脸色都很紧张，六只眼睛直盯着班长，好像在说："班长，你快下决心吧！"班长见我走过去，伸手抓住我的肩膀，嘴巴张了张，说："老葛，我们牺牲了，有价值，……光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他激动得话也说不成句，嘴唇直哆嗦，说着眼泪顺着眼窝流下来了。

我觉得眼眶子一热，也流泪了，我一看他们也都流泪了。我知道班长这话对我说，也是对大家说的。还有一层，因为我是副班长，五个人中又只有我和他是共产党员。我本来想表示下态度，说一句："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但一看大家的神情，觉得没啥说了。我点了点头。这时班长咬咬牙，一顿枪托子，象要下决心了，忽然发现了手里的枪，他又说："人牺牲，枪不能叫敌人得……!"这句话没说完，前面石崖后面已经有敌人的钢盔在乱晃了。

班长随手把枪往大沟里一撇，真叫人心痛，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子"嗡"地声飞到山沟里去了。接着他看了我们一眼，扭身就往一块光崖上跑过去。他一这样做，我心里也明白了：我连忙捡起枪往石头上一摔，没摔烂，也随手甩下沟去。等我抬起头来，只看见班长的白衬衣在崖上一闪，他跳下去了。我只觉得心里象吃多了饭胀的慌似的，闷闷的。撒腿就往崖上跑，跑着，听到后边劈里啪啦响，大概他们几个也在摔家伙。我就近处跑到崖边，一纵身也跳下去。我是第二个跳的。

当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闭着眼，扎煞开手，左抓一把，脱了，右抓一把，脱了。手被树枝划了，不觉得，腰被石块碰了，不觉得，只是"蹬蹬"地往下滚。猛然身子一虚空，又"通"地声一撞，脸朝山、屁股朝沟，停住了。

这时，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又怕一动再摔下去。这时会不会摔死，也没去想它，倒是身旁的石头怪讨厌的。也不知是我和同志们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一会，"刷刷刷"下来几块，一会"刷刷刷"又下来几块，经过我的身旁，"通通通"摔下崖去了。幸好一块也没有砸到我的身上。

接着听到了敌人的声音。我闭着眼静听，那声普离我不过半里来路，很清楚。日本鬼子在哇啦哇啦地说什么，一个伪军在说："这些八路真有种，死也不缴枪！"不一会又向着山里打了一阵子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去。我心想：看样子你们还没有发现我，那我就在这里；要是你们发现了，我只要一挪动地方就下去了，反正你得不到活的。

敌人在我们阵地上打了一阵枪，在棋盘陀方向又响了几炮，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大概那些家伙走了吧！我试探着抬起头，从树杈里看出去，原来我正在大沟的半腰里，再往下不远，就是立陡的悬崖。我正被一块大石头和几棵小树拦住了。要是再偏左一公尺呀，别说活，哪怕是连骨头也剩不下啦。再往上看看，离跳崖的地方约有不到一里地；太阳已经平西了，再看看自己，衣服到处是豁口，血从破衣服缝里流出来，也说不清是伤着了哪里。最疼的是腰，麻辘辘的，一动就钻心地疼，大概伤得不轻。

我想，老呆在这里不行哪，就决定往山上爬。当时还有股急劲，咬咬牙，翻过身来，就往山上爬。别看滚下来时容易，再往上爬就困难多了，爬一步要停下来，揪上一棵小树或者一块石头，咬咬牙，攒攒劲，再爬上一步。爬了好大一会，还不到一半。

正爬着，忽然听到不远处草叶子、石块"哗啦"一响，我一楞，连忙靠上一块石头，往外一看，只见不远处一个人在动，好象是宋学义。我小声喊了声："宋学义！"

"哎，是班副幺？"

"是呀！你怎么样？"

"我动不了啦！"

我看看离他还有一段路，横着又走不过去，只好说："动不了也得爬。敌人可能走了，你自己设法往上爬，我在上边等你。"接着我又问他："他们几个呢？"我希望他能碰到过别人。

"一块下来的，没见到！"

这个回答本来是在人意中的。从那样的陡崖上跳下来，总是死多活少。可是这回自己活着，又见到了宋学义，再想起他们几个，就更觉得难过。下半段路，每到休息的时候，我就想他们。我想到班长马保林，这个又憨厚又直率的好同志，平时不爱说话，可说一句算一句。每次打仗他总是说一声"跟着我"，三脚雨步就走在头里。平时，打饭、提水，他从来不吩咐别人，总是闷声不响地干……

不知怎的，还想到这么个故事：那是头年这时候，我刚参加党。他跟我约好：一摸耳朵就是开党的会，就要马上跟他走。可是头一次，我忘了，他摸呀，摸呀，把耳朵都摸红了，我还笑他呢。事后把我好批评一顿……还有那个不笑不说话的老西子胡福才，那个年轻的胡德林几个钟头以前还一气吃了两个大萝卜……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我爬上原阵地的时候，太阳已经靠山了。我爬到班长跳下去的地方探头望望，这个地方特别陡，黑沉沉的，一眼望不到底，近处，光溜溜的石尖横点着，石缝里长着一簇簇酸枣棘子，被晚风吹得一摇一摆。我放开嗓子喊："班---长----""马---保---林---"回答我的只有空谷的回声，和那越旋越低的鹰。我沿着崖边转到前沿。我们战斗过的地方，到处是一片黑，真想不出当时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在我们阵地前面，敌人的尸体都被带走了，到处是一堆堆的血衣，看样子被我们打死了不少。

我转了一圈，实在有些累，这时宋学义还没有上来，我砍了两根棍子，又拔了两个萝卜，擦净了泥，等着他。

又过了一大会，听到宋学义的喊声。我连忙过去帮他攀上崖头。他的腰骨摔断了，一上来就大口吐血。好不容易把血止住了吃了块萝卜压了压。我说："老宋，呆在这里不行，咱得走。"

"奔哪里？"他有些发愁。

我说："上棋盘陀。现在敌人走了，那里可能有自己人，先弄点吃的再说。"

我们两个拄着棍子，边爬边走，直奔棋盘陀那座庙。走到离棋盘陀不远，天也就黑了。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象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话还没了，地雷响了。我把宋学义一拉，就地一滚，又滚了一次山坡，幸而没有伤着。等我俩再爬上来，刚才说话的那人不知哪里去了。

又爬了一段路，见路旁有个小草庵子，我俩决定进去休息一下。我们一面休息一面判断大庙是否有敌人，商量上去的办法。正商量着，忽听得房后崖头下面有人说话了："你不是六班副幺？"

我一听就听出是我们连的小司号员李焕奎同志（现在解放军 x 军当通信科长），就连忙答应："是呀，你快上来吧！"他不放心，又连问了几声，才爬上来。原来他腿上挂了花，找不到部队了。过了不久，又进来一个人，是穿便衣的，一见我们就掉泪了，他说："四个人里面就我一个健康人，可我又背不了你们！"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个办法吧！"

我们商量了一阵，决定奔棋盘陀。但是最困难的是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宋学义说："反正我的伤重，我先爬过去，没有敌人我就喊一声；要有敌人，能回来就回来，不能回来拼了算！"我们阻止不了，他去了。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过了好大一会，才听见他的喊声，我们走上去，那便衣同志携着宋学义，我们来到了大庙。

大庙空空的，旁边的房子烧光了。里面乱堆着敌人丢下的罐头盒子，当院一个大土坑，周圉尽是敌人的血衣，看样子敌人踏响了我们埋的地雷。那同志帮着找来口破锅，烧点开水，我又从烧过的米囤里搞点糊焦米，吹了吹，熬了点稀粥，分着喝了点。

半夜，那个便衣同志走了，庙里老道士回来了。他和我们部队很熟，一见面就拉起来。他问我："今天鬼子打的是你们吧？"

我说："是。"

他说："你们可真艰苦。你们团长不是姓丘幺？他一直看着你们，直掉泪，以为你们都牺牲了。"我听了，很为首长们这样关心我们而感动，不由得又想起那三个牺牲的同志。

老道士告诉了我们部队去的方向，我看李焕奎同志伤势轻些，让他头里走，去找部队取联络。我和宋学义互相接搀扶着继续往前走。

我们一路走，一路打听，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才碰到一个在山上打柴的战士。他说："我们是二十团的，一团可能还在下边。"我们赶到下边，刚巧是我们连队。

指导员几乎是抱着我们回到连部的小土房里。听说我们回来了，全连同志都跑来看我们，屋里屋外全是人。我躺在床上，指导员把手搭在我肩上，什么话也不说。眼泪扑落扑落地直掉，我们高兴得眼泪也止不住了。

当天，我俩被送到团的卫生队去休养。宋学义的伤重些，我的伤比他轻，只是脊骨摔坏了。等反扫蔼结束以后，我也就好了。

“反扫荡”结束以后，分区召开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嘉奖，分区杨成武司令员代表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手把军区发的奖章和分区的青年奖和一些物质奖品发给我和宋学义同志。从此，也就传出了"狠牙山五壮士"的名字。

现在，事情已经过了整整十五年。和宋学义同志1942年在抗大学习时分手，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以后，我从延安到东北，从关外到关内，狠牙山也再没有机会去过。不过，这件事情，特别是牺牲的战友们，我却没有一天忘记过。

马保林同志，胡福才同志，胡德林同志，你们安息吧！我永远记着咱们班长的话："我们牺牲是有价值的！"现在，我们不但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把国民党也打倒了，我们胜利了。你们死了，为人民而死！我们活着，一定把你们没有完成的任务继续完成！（愿坚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