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地下情人施旦，他投敌后与其公开同居，后来逃往香港隐居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在日本名古屋。

消息传回南京，伪政府大员们忙着争权夺位，陈璧君忙着清算丈夫身边的女人。

可就在汪精卫咽气前三天，他口中反复念叨的，既不是发妻陈璧君，也不是什么政治大事，而是一个几乎没人听过的名字——施旦。

这个施旦，在汪伪政权的所有正式档案里，查不到任何职务。

汪精卫的贴身副官晚年爆料：南京颐和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汪精卫每周至少去三次，不带警卫，只带一个司机。

陈璧君为此事与汪精卫闹过，甚至动过76号去查施旦的底，汪精卫在这件事上罕见地强硬，只对陈璧君说了一句：“你管了我三十年，这件事，你别管。”

汪精卫死后，施旦消失得干干净净。

几十年后，有人在香港铜锣湾一间裁缝铺里找到了她。

施旦，浙江诸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诸暨自古文风昌盛，施氏家族在当地亦属殷实人家。

她早年曾留学欧洲，通晓英语与法语，平日里喜好读书、写诗，亦擅书法，谈吐举止间带有那个时代新女性少有的西式教养。

归国后，她嫁给了汪精卫亲信曾仲鸣部下的一位凌姓师长，由此进入了汪精卫的政治圈子。

汪精卫与施旦的相识，源于一次在曾醒家的偶然见面，曾醒是同盟会早期女会员，与汪精卫一家交谊深厚。

在那次会面中，汪精卫发现施旦的容貌酷似自己早年的一位恋人——方君瑛。

方君瑛，字润如，福建侯官人，是同盟会早期女会员中的佼佼者，她曾主持会内专司暗杀的部门，与曾醒、汪精卫、喻培伦等人组成暗杀团，参与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后来事败未成。

辛亥革命后，方君瑛赴法国留学，回国后受汪精卫邀请，拟前往主持广州执信学校校务，不幸于民国11年12月回国后不久去世。

关于她与汪精卫之间的情感纠葛，史料语焉不详，但汪精卫此后多年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却是身边人都知道的事实。

施旦的出现，在汪精卫心中激起的波澜可想而知。

两人起初以“精神恋爱”相处，施旦曾对汪精卫坦言，双方都有家室，只能限于精神层面的交流，这种克制的姿态，反而加深了汪精卫对她的依恋。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从重庆出走，经河内辗转抵达南京。

1940年，他在日本卵翼下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此期间，施旦与丈夫离婚，从后方赶到南京。

由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对丈夫的私生活管的很严，这让施旦的处境也十分尴尬。

施旦只能选择在陈璧君不在南京的时机出现在汪精卫官邸，表示自己已经“摆脱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自由地去爱”。

汪精卫随即安排她担任自己的女秘书。

陈璧君得知后赶回南京，这位汪伪“第一夫人”素以强悍著称，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早年追随汪精卫投身反清革命，到后来夫唱妇随沦为汉奸，两人几乎是命运共同体。

然而这一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地强硬，表示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

施旦主动面见陈璧君，以一番话化解了这场冲突。

施旦对陈璧君说：自己长得像方君瑛，只是让汪精卫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对陈璧君的地位并无妨碍。

陈璧君最终默认了她的存在，此后，施旦在汪精卫身边身兼情人、秘书与管家三职，成为汪精卫晚年生活中一个特殊的存在。

1944年，汪精卫因旧伤复发，赴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疗，临行前，他对施旦留下遗言：如果能够康复生还，当然重聚，否则，等棺木运回，可即离京，隐姓埋名。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名古屋病亡，棺木运回南京。

施旦穿着白色衣裳随众人迎接棺木，但不敢与汪精卫的家属一同致祭，只悄悄在灵前上了一炷香。

丧事结束后，她带着汪精卫留给她的财物前往香港，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施旦在香港深居简出，吃斋念佛，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直到香港回归后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她的身份才被发现，当时已九十多岁高龄。

由于年岁已高，政府调查后未予追究，她得以在香港平静度过余生。

施旦死的时候，香港跑马地的天主教坟场多了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上面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照片，没有“汪”字，也没有任何人陪葬。

她这一生，没有名分，没有子女，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汪精卫的文字。

历史给汪精卫定了性，却给不了施旦一个位置。她不在任何一方的叙事里，重庆方面不会提她，南京伪政府不会提她，连陈璧君的回忆录里都没有她的名字。

她就这么悬在历史的缝隙中，像那栋颐和路的小楼，地图上找不到，可她确实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