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毛主席曾亲口评价他“一个人能顶好几个师”。

这个人从清华学生一路潜入国民党内部，在胡宗南身边做了十二年秘书，连蒋介石的密电都要经过他的手。

后来他去了外交部，成了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骨干。

可就是这么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在1960年写一篇新闻稿的时候，竟然被毛主席批评了一顿。

究竟是什么样的稿子，让主席如此不满意呢？

在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结束了十几年的地下工作，转到了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60年5月，北京来了60多个国家的外宾，足足有700多人，全是来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的。

节后，毛主席乘专列去南方视察，途中在河南郑州停留，专门接见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

熊向晖跟随在一旁，负责记录谈话内容。

接见那天，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这些外宾一见到毛主席，激动得跟见到亲人似的，嘴里全是夸赞的话，反复说新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话里话外全是崇拜。

毛主席坐在藤椅上，手里夹着烟，听完后不仅没有流露出半分得意，反而皱起了眉头。

他把烟灰一弹，反过来跟客人们说：中国还有很多缺点，别光说好话，你们倒是给挑挑刺，提点批评意见。

外宾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好意思开口批评，于是接见就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散场后，毛主席专门把熊向晖叫了过来，让他把当天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一篇新闻通稿，准备发出去。

熊向晖接下任务后，心里已经有了谱。

在外交部干了这么多年新闻工作，写这种外事接见的稿子，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那个年代有个不成文的“套路”：写这种稿子，一定要突出领袖的威望，强调成就的非凡，展示必胜的信心。

说白了，这就是当时的“标准模板”，是政治正确。

熊向晖回到办公室，铺开稿纸，一番挥毫泼墨。

洋洋洒洒几百字，他自己读了一遍，觉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既有国际友人的热情赞美，又有领袖的高瞻远瞩，这稿子拿去发表应该没问题。

稿子写好后，他没有直接送报社，而是按照规矩先送到刘宁一和杨尚昆那，请两位领导帮忙过了一遍，然后才毕恭毕敬地递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主席看完稿子后，眉头拧得越来越紧。

老人家提起笔，在稿纸上一连画了好几道红杠杠。

熊向晖凑过去一看，发现主席主要动了三个地方：第一处，把“代表团名单可增补”的内容删掉了，说排名顺序很重要，弄不好会引起外宾误会。

第二处，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直接划掉了。

第三处，也是让他最不能理解的，是把原文中“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句话，硬生生改成了“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把“伟大”两个字也给去掉了。

熊向晖站在一旁看着那些红杠杠，整个人都懵了。

他心想，这些都是外宾亲口说的原话，又不是我瞎编的，写的也全是事实，主席为什么非要删掉呢？他心里憋着一肚子疑问，忍不住开了口。

毛主席看他一脸想不通的样子，就把他叫到了跟前。

熊向晖说，昨天写的非洲朋友“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人家的原话，主席您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删掉了，说是“要不得”。

今天又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人家的原话，完全符合事实，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改。

毛主席听了，把烟叼在嘴里，很认真地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不能说一点成就没有，但要说‘伟大成就’，那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熊向晖还是不甘心，追问道：“成就确实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这句话总符合事实吧？”

毛主席听到这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语气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没有我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

他吸了口烟，接着说：“向晖同志，你这个提法，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曾经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搞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同意这个说法吗？”

熊向晖赶忙辩解：“我同意。但唯物史观也不否定杰出领导人的作用啊。”

毛主席听了，不紧不慢地说道：“你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

老人家顿了顿，接着讲：“我今天跟拉丁美洲的朋友讲了，你在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能站在人民之上，也不能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这里面既包括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哪天我脱离了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在内了。总而言之，要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能去刻意突出个人。”

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一字一句砸在熊向晖心上，他站在那里，听得浑身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那套自以为“四平八稳”的写法，恰恰犯了毛主席最忌讳的错误：把“领袖”和“人民”对立了起来，把“个人的作用”放在了“群众的作用”之上。

毛主席最后叮嘱他：不管写文章还是干工作，都要时刻记住，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某个人创造的。

熊向晖老老实实地按照主席的意思，把稿子改了过来。

1960年5月9日，这篇经过毛主席亲手修改的新闻稿，在《人民日报》头版和其他各大报纸上刊发出来。

多年以后，熊向晖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把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从那天晚上走出毛主席办公室的那一刻起，他就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心里都要装着人民，笔头上也要写着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