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置琅琊郡”是震慑地方，也是安抚民心

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更早之前的2025年3月至5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西海岸新区博物馆联，合对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营前村北800米处的墓地（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51处，包括墓葬13座、水井6口、灰沟9条等，出土铜印章、玉具剑、陶罐等各类珍贵文物112件（套）。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1号井底发现的“琅县”铭泥质灰陶罐与2号井底出土的“琅县”铭泥质灰陶片。这是我国首次通过考古实物直接证实秦代琅琊郡县建制的官方印信类遗存，为两千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琅县”二字，虽仅寥寥，却金石掷地，回响千年。它不仅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遥相呼应，更以确凿无疑的实物证据，印证了秦始皇在山东半岛设立琅琊郡的历史事实。秦并六国后，设三十六郡，“琅琊郡”赫然在列，其郡治即为琅琊县。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吕雅婷介绍，在遗址的发掘中，古井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这类遗迹常因特殊的使用与废弃过程，成为古代文物的“天然保存库”。“水井作为古代先民取水、洗涤的核心生活设施，在使用阶段，取水时失手掉落的陶罐、随身工具等物品，会沉入井底淤泥，得益于淤泥的缺氧环境，这些物品能避开氧化侵蚀得以留存。”吕雅婷进一步解释，当井因干涸、淤塞等原因废弃后，又常被居民当作“生活垃圾坑”，破损的陶碗、瓷器及各类旧物被倒入其中，逐渐形成“生活垃圾层”，无意中封存了不同时代的生活遗存，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素材。

在1号井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首先清理出大量建筑用瓦片堆积，包含素面、绳纹板瓦与筒瓦等品类。待瓦片清理完毕后，一件泥质灰陶罐得以显露。考古队员在后续观察中发现，该陶罐外壁近底处印有“琅县”铭文，这一发现立即引发重点关注。随后，队员在2号井底又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经比对，其铭文位置、字形与1号井出土陶罐的铭文基本一致。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很多陶片、瓦片，大约有一百余箱，带有'琅县'铭文的只有这两件。”吕雅婷说。值得注意的是，考古队员在水井旁还发现一处手工作坊遗迹。结合“琅县”铭文的官方属性，考古队员推测两件带有“琅县”铭文的陶器可能与该手工作坊相关，且该作坊或为官营。

而从现场发掘情况看，结合发掘区所在位置，考古队推测发掘区位于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城东南部。发掘区东侧，地势较高，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区；发掘区西侧，因地势低矮，长期有流水或积水，故被辟为手工业生产区。发掘区位置特殊，年代跨战国——秦汉这一剧烈转变的历史时期，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琅琊邑的更迭延续、文化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吕雅婷介绍，在陶器上发现的“琅县”铭为半通印戳印而成，未发现边框和界栏，字体为小篆，字形特征与已知秦玺印文字一致。半通印为秦汉时期官署印之一种，印章形制亦见于以往发现的秦玺印。见于著录而与琅琊有关的玺印类文物，秦玺印有“琅左盐丞”，秦汉封泥有“琅琊司马”“琅琊司空”“琅琊司丞”“琅琊左盐”“琅琊都水”“琅琊水丞”“琅琊侯印”“琅琊县丞”等。据《汉书·地理志》和《汉书补注》等记载，考古队员认为，此次发现的“琅县”戳印铭，应为“琅琊县”的省称。

吕雅婷表示，“琅县”铭文的发现，是首次考古出土直接证实秦琅琊郡县建制的官方玺印类文物，印证了文献记载，并与琅琊台遗址发现的秦代高等级建筑群、窑址等遗存共同见证了秦王朝在琅琊地区设置郡县，巡狩东方，进而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全面大力推行郡县制改革，置琅琊郡为三十六郡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面临着巩固政权的严峻挑战。虽然秦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原六国地区的旧贵族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对秦朝的统治心怀不满，伺机而动。特别是在齐地，由于不战而降，虽然灭国，却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军事与社会结构。原齐国贵族和百姓起初虽对秦朝的统一未流血感到庆幸，但很快就发现自身利益受损。被许诺受赐五百里封邑的齐王建最终被活活饿死在边远荒野，新法令的推行也让原来的富豪、贵族失去了早先的特权。这些不满情绪在民间逐渐积累，成为秦朝统治的不稳定因素，为了加强对齐地的治理，设立郡县势在必行。

秦始皇通过多次巡游，尤其是对齐鲁地区的频繁巡视，来展示秦朝的强大国力和皇帝的威严，以此达到震慑地方、安抚民心的目的。他在巡游过程中，带领大批官员和随从，声势浩大，所到之处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和政治活动。他在琅琊台留下的刻石，由大臣李斯书写，记录了统一全国的丰功伟绩。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向天下人宣示皇权，表明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天下若是一盘棋，秦始皇落子琅琊，折射出他对海洋的深层理解。尽管当时的海洋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的盗匪和一些未被完全征服的沿海势力，但秦始皇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海洋防御的重要性。琅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秦朝东部海防的重要据点，设立郡县可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军事管控，防范海上威胁。

从更宏观的战略布局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越国便对琅琊苦心经营。这里是联系海岱地区与三江五湖的重要港口，琅琊虽近齐地，但水、旱两路四通八达，南通海道可达吴、越，西可到莒，西北可以很方便地到达齐、晋等国，还可以向南取道莒直达鲁、宋、陈、郑等中小国家。取道沂水、泗水，再经过邗沟可至吴越故地，当时为全国五大海港之一。除东临海外，琅琊西、西南及北均是群山环绕，大珠山、小珠山、铁橛山、马耳山、五莲山等成一天然屏障，南通北达，易守难攻。

琅琊作为秦朝向东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前沿，秦始皇希望通过控制此地，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亚地区的联系和掌控。到汉武帝时，汉朝已降服朝鲜，东北亚列岛已有几十个小国归附于汉，华夏文化由此被带入东北亚许多地方。这种战略成果或许在秦始皇三巡琅琊时就已在他的谋划之中。

“琅县”铭文陶器的出土，不仅是《史记》中“秦置琅琊郡”的实物注脚，更藏着秦始皇要在这片黄海之滨设郡立县的深层考量，为研究秦代郡县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鲍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