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比非洲还穷、靠国民剪头发换外汇：韩国是怎么杀成工业巨头的

1960年，韩国的人均 GDP 只有159美元，比非洲的加纳还穷；今年9月5日，韩国海关宣布，今年的出口只用了248天，就超过了去年一整年。

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么爬上来的？其实，韩国经历了三次大转型，每一回都是旧饭碗还热乎着，就伸手去端一只更烫手的。这次带大家了解韩国这六十多年的经济和生意是怎么做起来的。它端起的第一只饭碗，说出来很多人不信：从人头上剪下来的头发。

那时候的韩国有多穷？一个后来去西德挖煤的韩国人回忆，六十年代初的首尔，到处是棚户区、临时搭的房子、乞丐和孤儿。

三年战争打完，韩国过日子靠美国接济，美援替它付了大约七成的进口账，自己能卖出去的东西少得可怜。这份接济还在缩，到了五十年代末，两年就砍掉了四成多。

没有外汇，就先卖手边有的。那些年撑起出口的，是胶合板、衣服、鞋，还有假发。不少韩国人专门把头发留长，剪下来卖给假发厂换钱。

头发在首尔的工厂里做成假发，再装船卖到国外。出口正旺的那几年，假发一度是韩国第二大出口货。

卖头发还不够，人也送了出去。1963年底，第一批韩国矿工落在西德边境的亚琛，下到地下一千米的煤层，里面四十多度，漆黑一片，一天三班倒。

后来跟过去的还有护士。一位护士回忆，她一个月的工资，自己只留个零头，剩下的全寄回国内。她说，这份钱抵得上当时韩国一个部长的收入。前后十几年，去西德的矿工和护士有两万来人，寄回国的钱加起来一亿多美元。

这些人里，三分之一左右后来回了韩国，其余的留在德国，或者又去了美国、加拿大。有个矿工干满三年回国，读完书当了中学老师。怕人看不起挖煤的，他很长时间没跟同事、家里人提过这段经历。

那位护士说，留在德国的老矿工，不少人晚年过得紧巴：当年把钱全寄回了家，家里买了房，弟弟妹妹上了学，过上了中产的日子，自己却没给养老留下什么。

国内这头，出口是一笔一笔盯出来的。1964年，政府给全年出口定的目标是1亿美元，职员们拿着算盘，核对刚报上来的出口数，看能不能够得着。11月30日，数字过了1亿美元。第二天，商工部长把消息报给总统朴正熙，朴正熙当场掉了眼泪。

这一天后来被定成了韩国的「出口日」。第一只饭碗，就这么端起来了。

朴正熙从此认准了出口。第二年2月起，他每个月亲自在青瓦台主持一次出口会议，一开就是两个钟头：经济部门、央行和大企业的人坐在一屋，企业报出口卡在哪儿，官员领回去解决，出口指标完成没有，一项项当面过。这个会一直开到1979年。出口做得好的，总统亲手给发奖。

光开会不够，还得给真金白银。那时候一般贷款年利率16.5%，做出口的有专项贷款，利率只要6.5%。同样借一百万，一年的利息差出十万。

按说，这只碗正端得热乎。到1970年，韩国出口单子上排在前头的，还是纺织品、胶合板和假发。可就在这几年，韩国已经伸手去够第二只碗了，一个穷国想都不太敢想的行当：炼钢。

外人看来，它不该碰。韩国政府去找世界银行借钱，想建一座从铁矿石一路炼到钢的大钢厂，世界银行的结论是，在韩国干这个为时过早，算不过账。

理由一条比一条硬：这种钢厂要砸大钱，韩国没钱；要规模大才划算，韩国自家市场小，隔壁的日本又有全世界最会炼钢的厂子；韩国没有铁矿，原料得从老远运来；会炼钢的人，韩国也没有。韩国之前一座现代钢厂都没有，国内国外很多企业也不看好。

1968年，浦项制铁成立，全公司39个人。浦项那会儿是个渔港，城里的正经营生是加工鱼和海货。

工地铺在一大片沙地上，建厂的人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夜里蜷着睡，吃的饭里掺着沙子。

建厂的钱主要从日本来，前后一亿两千多万美元。技术由新日铁等公司帮着出，浦项的工程师和班组长，一批批被派去日本、澳大利亚的钢厂跟班学。

1973年6月9日早上7点半，浦项1号高炉第一次淌出了铁水。那一年，浦项在国内一共产了45万吨钢。

我敢说，韩国后来造船、造车这一路，就是踩着这一炉铁水走出来的。浦项的钢先卖给国内用钢的厂，价钱比出口的还低，让它们拿着便宜的钢，去国外跟人比价。

事后看，这一步迈得正是时候。浦项出铁的前两年，美国派人到首尔谈判，要韩国自己把卖到美国的纺织品限一限，后来连卖到美国的一类鞋子，都被定了配额。便宜货卖得再好，能卖多少，是买家说了算。

造船那一注，押得更险。郑周永要造船，先撞上一个死结：银行要先看见订单，才肯谈贷款；船东要先看见像样的船厂，才肯下订单。他手里两样都没有。

1971年，他出去找钱，身上揣着一张海滩照片，那是他打算建船厂的地方，还有一张印着龟船的500韩元纸币。

日本方面不肯给新技术，说超大型油轮太复杂，韩国的新船厂造不了。韩国人上门揽活，船东常常一句话就顶回来：给你订单，我们怎么跟经验多得多的本国船厂交代？

钱最后是从英国巴克莱银行借来的。订单，是他拿着那张照片和一张油轮图纸，在希腊签下的，两艘超大型油轮。签合同那会儿，船厂还只是一片海滩。

第二年春天，蔚山的船厂动工，船坞和头两艘船一起造。两年多以后，一期工程完工，两艘油轮也办了命名礼，头一艘叫「大西洋男爵号」。头一艘船原本预计要五年，郑周永的现代只用了三年。

船厂刚站起来，就赶上了石油危机，造船生意跟着冷下去，有客户单方面撤了合同。郑周永照样接着造船，干脆自己办起了航运。

这一注押对了。1977年，韩国一年的出口第一次过了100亿美元；到1980年，钢铁和船已经挤进出口前五名，排第一的还是纺织。旧碗没扔，新碗已经上了桌。

到八十年代末，浦项一年产钢近1200万吨，是出第一炉铁水那年的二十多倍。倒是假发，到了八十年代，韩国的工钱涨得厉害，这门生意就做不动了。头发生意做不动，说明做工的人，已经挣得多了。

第三只碗，是从一家快倒闭的小厂开始的。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把韩国头一家半导体公司拖垮了。三星集团当时手头也紧，李秉喆的儿子李健熙自己掏钱，买下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三年后又把另一半买了过来。

这摊生意一直不招人待见。在三星集团里，谁被调去做半导体，就被当成打了败仗的人。

1979年，它并进了三星电子。账报到李秉喆面前：一个月做1亿只晶体管，一只卖一两美分。李秉喆直摇头，说扔了吧，在他看来这是利薄没前途的买卖。儿子和三星电子的管理层硬是没扔。

让李秉喆回心转意的，是两趟出门。1980年在东京，一位日本老朋友告诉他，日本要活下去，得靠半导体。

又过了两年，他去美国，IBM 领他看芯片生产线。他纳闷人家怎么舍得给外人看，对方说，光看是抄不走的。据说，就是这句话让他下了决心。

1983年初，三星宣布大举投资内存芯片，这一注押得比前两回更悬。冷言冷语跟着就来：英特尔说他是自大狂，还有人放话，三星三年之内就得败下阵来。

日本的三菱综合研究所专门出了份报告，题目就叫《三星在半导体上成功不了的五个理由》：韩国自家市场太小，配套的行业跟不上，三星技术差，个头也小。

就在那年年底，三星做出了64K 的内存芯片，韩国成了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做出这种芯片的国家。韩国的芯片技术本来落后人家十几年，这一下追到只差四年。在京畿道器兴破土的芯片厂，施工只用了六个月，第二年就投了产。

这只碗一端上来就烫手。三星的64K 芯片卖到美国和欧洲，一开始一片3美元；才过一年，一片只剩20美分，价钱掉了九成多。

亏损一直拖到八十年代末。集团的钱成百万美元地往芯片里填，好几家兄弟公司的现金流都绷得很紧，别的部门除了能马上回钱的买卖，花钱都被卡得很严。说白了，是让集团里别的买卖勒紧裤腰带，去喂一个天天贴钱的新行当。

熬到1992年，三星的内存芯片做到了全世界市场份额第一。离那份「五个理由」的报告，不到十年。

爬坡的路上，韩国也重重摔过一跤。1997年，金融危机从泰国烧到了韩国，外国机构纷纷催它还外币贷款。

第二年年初，韩国人把家里的金子拿到银行，由银行按固定价格收下，再卖到国外换钱还外债。新婚夫妻拿出了结婚戒指，当爹妈的拿出了孩子周岁时收的金戒指。

前后三个多月，全国约350万人参加，一共凑出227吨黄金。这一跤摔得很疼，可钢厂、船厂、芯片厂都还站着。

今天回头看248天这个纪录，大头是芯片挣的。今年前八个月，芯片一项就占了韩国全部出口的四成。平摊下来，韩国如今一天卖到国外的货，照1960年的卖法，得卖将近九十年。四十多年前那只烫手的碗，如今成了韩国最大的饭碗。

今年7月，三星管芯片的一位总裁在公司里估计，四十年做芯片攒下的利润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如今年一年挣得多。当年一片跌到20美分的东西，熬成了这个样子。

韩国货最大的买家是中国，今年前八个月，卖到中国的货又涨了76%。

前两只碗也没扔。2025年11月，现代在蔚山办了个仪式：从第一艘油轮交出去算起，它造好交出去的船满了5000艘，买家遍布68个国家。当年郑周永揣在兜里的，只是那片海滩的一张照片。

1960年比加纳还穷的韩国，换了三只碗，最值钱的家当，是那股碗还热着、就敢去端下一只的劲。

这也是我写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我们去看看各个国家在产业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我们自己的产业。

我是马力，资深产品经理，产业经济研究者，致力于讲好中国产业发展的故事，把热门的产业、高深的技术拉近到普通人眼前，把深奥的经济写出民间烟火。欢迎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