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乱世之中，渺小个体的艰难抉择

历史认知，并不保证个体选择的安全有效。

各位好，昨天我写了《我玩了那款被FBI警告的游戏，明白了美国为什么怕它》一文，文中讲到的那个抉择我觉得蛮有讨论价值的——在你人生中的某些时刻，你的信仰和你的实际利益，是会发生严重冲突的。比如《使命召唤·高级战争》中的那个主角，当然是一个信仰美式民主自由的正能量美国大兵，但是现实给他的嘲讽是残酷的——他在为国服役中失去了一只手，美国军方立刻跟他说“国家不需要你再服役了”，等于抛弃了他。危难时刻，反而是反派的boss说你来我们公司吧，我用最先进的科技给你把手接上。

这时候，你若是他，你怎么选？

再后来，当主角得知他那“恩同再造”的“赛博义父”要挑战民主制度，国家要求他忠诚于自己曾经的信仰，“义父”却说你跟我混吧，我带你干一番大事业。

这个时候，你若是他，你又怎么选？

在这一点上，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确实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比拟优越性，它用第一人称视角让受众身临其境的选择。这个时候你“第三人称”视角下的那种“他者轻易”就没有了。

所以我昨天看到不少玩过那个游戏的读者说自己当时恨不能游戏给安排个选择，让自己跟着“义父”打天下算了。

想想也是，你看韩信樊哙跟刘邦、关羽张飞跟刘备、秦琼尉迟敬德跟李世民、李逵戴宗跟宋江、乃至吕布跟董卓，那不就是这个关系吗？你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我就不问是非不计生死的跟着你打天下，让你当这江山之主，别说民主制度了，杀人放火也为你干……这才是咱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逻辑。

开始《高级战争》里呢？哦，大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拉了你一把，到头来大哥就因为搞狄克推多制，美国政府一召唤，你立马捅大哥一刀，还说你这是为了保卫什么民主自由——这个脑回路咱们是很难认同的。虽然美国历史上 ，这样的人其实挺不少的。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好像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使命召唤》系列热衷于在作品中给玩家自由选择系统并安排多结局。不知道如果没有美国官方是施压，制作组是不是真的会“整个大活儿”，给玩家“选择的自由”，让他们当一把“篡夺民主”的美利坚小吕布。

由此我又想到，其实这个游戏思考到这一层，意味还蛮深刻的——口号谁都会喊，纸面推演，大家都知道民主是好的，自由是棒的。但真把你抛到具体环境当中，让你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选择，未必有多少人能选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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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想起大学时候读过的一本书，叫《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写这本书的作者，名叫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当然这一看就是个化名，名字的前一半用的是大音乐家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名字，后一半则取自莫扎特的交响乐套曲《哈夫纳》。

从这个选择中你就可以看出来，作者是一个深爱德奥古典音乐、深爱自己国家文化的人。

是的，这个人本名叫莱蒙德·普利策，他出生在德国一个富裕的中产家庭，纯种雅利安人，而且在德国大学一口气读到法学博士，在德国社会里是绝对的精英阶层，但是1933年纳粹掌权之后，他选择了“润”，跑到英国去当难民。

这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选择，最终让他迈出这一步的，其实是因为他深爱的未婚妻有犹太血统，而纳粹是从来不掩饰自己仇恨犹太人的。两个人在纳粹上台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担心有一天两人结婚了，纳粹会不会找上门，迫害妻子，担心两个人未来生下来孩子，会不会也被歧视甚至被清算。

这在当时是一个挺玄学的事儿——大家都知道纳粹反犹，但又不知道最终会反到什么地步？像他未婚妻这种有点犹太血统、但没有犹太民族认同的人是不是也要赶尽杀绝？大部分人当时还都觉得：不会吧？

而正在两口子纠结这个的时候，哈夫纳接到通知，作为一名候补法官，他必须前往纳粹建立的“文官训练营”接受思想改造。

训练营里没有拷打、没有虐待，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行军、合唱、整理内务和体育锻炼。当然还有对纳粹思想的学习，要求哈夫纳这样的法官今后都必须按照严重践踏德意志法学传统的《纽伦堡法案》去判案子。

对未婚妻未来的担心，和对自己正在经受洗脑的绝望，最后让哈夫纳心一横——算了，舍弃一切，跑了吧。

如前所述，这不是一个容易做的抉择。

首先对哈夫纳这样的中产来说，移民本身就是一次财产的洗劫——早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纳粹就推出了《帝国逃税法》，任何想要移民的人，只要资产超过一定数额，必须向纳粹政府缴纳高达25% 的惩罚性资产税。剩下的75% 资产，也绝不允许你兑换成英镑带走。它们被强制存入一种特殊的“外汇冻结账户”。如果流亡者想在海外提取这笔钱，必须通过极其高昂的官方汇率折算，通常折算下来，原本的资产会缩水90% 以上，这就意味着你出来前是个中产，出去后可能就是个穷光蛋了。

所以哈夫纳两口子到了伦敦时，在物质上几乎可以说是净身出户。

你说你有才学，在英国白手起家重新干起吧？不好意思，英国也不是什么天堂。恰恰相反，对当时的德国移民来说，简直是地狱难度。

比如，哈夫纳虽然在德国是法学博士、社会精英、知名高端杂志社的专栏撰稿人。但一出国，他的德国法律博士学位和法官资历都作废。法律具有极强的地域性，英国是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德国完全不同，所以他不可能在英国直接执业。这相当于哈夫纳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上，放弃了高薪、体面的精英阶层生活，到英国沦为了“无技能无职业”难民。

哈夫纳不得不一边苦学英语，一边尝试用英文写作，写好了以后马上投稿给英国报刊，换取稿费以让自己和已经怀孕的妻子糊口。

但刚刚站稳了脚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德开战了。这个时候“民主自由”的英国做了一件虽然必须、但是其实特别不地道的事儿——他们把所有流亡过来的非犹太裔德国人都划成了“敌国侨民”，不仅不能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还要进入集中营接受看管。

于是尴尬又来了，哈夫纳的妻子是犹太裔，少受一点怀疑，但是他自己可是纯种雅利安人，是最可怀疑的对象——你不是在德国是人上人吗？跑这儿来干嘛了？你是不是间谍？

这在一个平时的民主国家里是极不理智的，但此刻是战时，希特勒在伦敦丢炸弹，英国人自己都排队凭票领战时补给呢，谁顾得上跟你一个英语都说不溜的德国人讲什么人权民主？

于是彼此“不抛弃、不放弃”的夫妻俩又一起被丢进了位于马恩岛的集中营。

是的，二战期间，英美也都有自己的集中营，马恩岛关德国侨民，加利福尼亚关日本侨民，虽然没有毒气室，但也无端而不公的掠夺了他们的自由。

在营里，哈夫纳彻底断了任何收入，完全靠着知识分子的清苦和尊严在苦苦支撑，并凭着信念和惊人的才华坚持写作。直到他那本反纳粹名著《德国：杰基尔与海德》在伦敦出版并轰动政界，被丘吉尔无意中看到，大加赞赏，才特批出了集中营。

当然，二战结束后，哈夫纳苦尽甘来了，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故乡德国，凭借旅英期间积累下的技能、名气与人脉，在英语和德语世界两开花，成为了最顶尖的政论家，晚年他著作等身，《解读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等著作成为了德国反思二战、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标杆。

但是，有一本著作，他一直压着没有出版，一直到他死后他儿子才在他的遗稿中将其发现。

这就是这本自传《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为什么哈夫纳不出版这本自传呢？其实你读过该书你就能明白——命运给他，或者说他那一代德国人的选择题，实在是太险、太苦、太不公了。以至于哈夫纳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去总结自己的前半生。

在普通的政论或历史的讲述中，哈夫纳当然可以说：他信仰的民主和自由必胜！

但现实给具体德国人的选择恰恰不是这样的——你说宪政民主必胜吗？魏玛共和国时代，大量德国人的财产就是遭遇了萧条与洗劫，让大量底层民众对这套体制彻底失望了。

紧随而来的纳粹德国时代，站在一个普通德国中产的角度，他们能做的选择确实不多。社会确实在一天天变得封闭、戾气横行。但是想像哈夫纳那样离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90%的资产缩水，到了英国还要遭受白眼、歧视、一切既有生存技能清零，白手起家、从头做起。

等他稍微做出一点点成绩，不好意思，“敌国侨民”政策来了，去马恩岛的集中营待着吧。

实话实说，哈夫纳这人确实是才华惊人、勤奋加上运气好，能用英文写出一本轰动舆论界的著作，还刚好被丘吉尔看到，特批他出了监狱。

如果没有这种幸运呢？有多少个哈夫纳人生就像泡沫一样默默无闻的在乱流中破灭了？

而且，这个剧本是建立在纳粹德国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逼着美英苏组成反法西斯同盟，武力将其推翻的基础上的。

假如纳粹德国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选择长期对峙呢？那么集中营里的哈夫纳会不会后悔他当初逃离德国的决定？他和他的犹太血统妻子，是不是自在往后的生活中多了一点被盘问的麻烦，无法尽情地思考、发言。但资产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是可以保留下来的？不必像在马恩岛的集中营里那样，财产清零、衣食无着、离家万里、还被剥夺了影响力？

所以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里，哈夫纳没有单纯的去嘲笑那些当年选择留下来，在德国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的朋友、同事们。相反，他用一种“冰冷的同情”去解析，他们为什么会怎么选、这么做。整个德国又是怎样在这种每个个体理性而精明的选择中，最终踏入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的。

这种视角下，原本不可理解的德国堕落过程就变得特别合理——因为所有人做的都是对自己最理性的那个抉择。

在书中，有一幕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纳粹冲锋队端着枪闯进他正在见习的法院图书馆，粗暴地把所有犹太法官和律师驱逐出去，然后挨个盘问剩下的人，“你是不是纯种的雅利安人？”

当冲锋队走到哈夫纳面前如此问他时，哈夫纳犹豫了——他知道这种质问是不合法、不正义的——凭什么我若不是雅利安人我就不能从事法律呢？这种质问本质上就是逼着我屈从纳粹的话语体系……

但是，因为害怕挨打、想少惹麻烦，哈夫纳条件反射般地回答了：“是的。”

哈夫纳自己事后都觉得又屈辱又吃惊——他明明懂那么多道理，但当枪口抵在胸前，滑跪却如此之快。

你看，这就是个体的精明与无奈。整本书，就是不断地写，1930年代初，他身边的普通德国知识分子、职员和工人是如何一步步放弃民主、主动倒向纳粹的。

哈夫纳说，他眼睁睁的看到身边无数曾经满口自由主义、高呼民主的知识分子、法官和教授，都在这种精明与无奈中渐渐改换门庭。而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先是话越说越少，然后开始默默的佩戴万字徽章，见面时高举右手行纳粹礼，最后终于有一天，你在报章上看到了他斥责自由、赞美帝国的文字。

哈夫纳无力也无意斥责他们，毕竟他自己后来走的那条路，太孤独、太凶险、太倾家荡产、太九死一生，也许有无数个没那么幸运的哈夫纳，就默默地死在了流亡途中、死在了伦敦街头或者马恩岛，或者很幸运的战后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再见自己当年留下的那些亲友，一起从头再来、挣扎求生、默默无闻的度过余生，可能人生走到头时，你还未必比人家更幸福。

那这一切的折腾，真的值得吗？

不同于其他自传，这本书写到1933年哈夫纳被送进“文官训练营”接受思想改造、同时和未婚妻商量到底是走是留的紧要关节处，就戛然而止。没把哈夫纳人生中最有意思的那段移民经历写出来——因为那段历史，哈夫纳过得太孤独、太拮据、太凶险了。几乎没工夫反思。

但这反而让我对这本书记忆至今。

我们常常批判宏大叙事，但有时候，反过来想想，所谓“民主自由”也未尝不是一种“宏大叙事”。这意味着，这个叙事，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来说是可以提供正确的方向感的。但对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却未必。

对于个体，你往哪个方向走，会遇到什么，最终落得一个怎样的结局。是高度凭运气，没有人可以给你打包票的。

一个二战前选择留在德国的人也许也会活的很好，而一个选择离开的人也可能非常落魄，甚至死于这场冒险。

归根结底，哈夫纳的选择，是为了一种信仰：我就是信这个，我就是不舒服于那种生活，所以我选了，无论遭遇什么，我也认。这是他一生航向的罗盘。

当然，还有所爱的人——万贯家财换所爱的人能够免受威胁，哈夫纳觉得这值了。

所以乱世里，人反而要为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所爱的人活着。因为利益的算计，你怎么算其实也算不清。

没有那个选择是对的，也没有那个选择一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