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今看来是“利”是“弊”？

如果当初马寅初没有提出人口理论，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今天的中国会大不相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都赶上了计划生育，如今家家都是一个孩子，老了才觉得还是两个孩子最好。

有人和爱人探讨过：假如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自家生了三个儿子，现在的日子会是什么样？恐怕会穷得不敢想象。

从这一点看，生一个似乎又是对的。这种矛盾的感受，在学术界也有对应的争论。

读相关文献和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会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直到现在也没有被研究清楚。最根本的问题是：它到底有没有用，作用有多大？

观点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正是计划生育让人口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有学者认为，不应把功过都归到计划生育上。

即使没有这项政策，大家也不会像想象中那样生很多孩子，很多人口自然演变的作用被算到了它头上。一个常见的参照是邻国。

韩国、新加坡没有中国这么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同样下降得非常快。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也会像韩国、新加坡一样经历这种下降，这让人很难判断政策究竟起了多大作用。

不过学界有一定共识：计划生育更多带来的是提前下降。中国最终可能也会降到和韩国、新加坡或日本类似的水平。

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没有这项政策，下降可能会缓慢一些。

也有学者指出，生育率下降不完全是政策的功劳。

中国生育率降幅最大的阶段，其实在政策全面推行之前。

生育率具体会不会降这么多，至今仍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计划生育让下降速度变得更剧烈了。

对亲历者来说，政策的力度是实实在在的。当年如果偷偷生二胎，可能会丢掉工作，也确实有胆大超生、因此被开除失业的人。

有单位里两位女职工都超生了，头胎都是女儿，二胎都是儿子。她们原本是村民，后来农转非，传统观念还比较重，非生儿子不可，结果如愿以偿。

不过，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更深远的影响并不在于压低了某一时期的生育率，而在于今天很多生育限制已经取消之后，它依然在起作用：它改变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生育观念。人们不再认为多生孩子好，而是普遍认定只生一个好。

这种观念上的塑造，可能远远大于通过行政手段限制生育的作用。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量，与国外、包括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只想生一个的比例非常高。长期“只生一个好”的宣传，让大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一个孩子的家庭最理想的观念。

如今很多人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家里有三个孩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认为这是理想的家庭模式，甚至会攻击这样的家庭是在“追男宝”，或者调侃“家里有皇位要继承”。现实的变化也来得很快。

如今人口老龄化严重，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三胎政策已经放开。但环顾四周，大多数家庭还是只有一个孩子，生两个的有一些，生三个的几乎看不到。

原因很简单，养不起，压力太大。与此同时，选择不婚不育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人口变少之所以引起这么多关注，与“人口红利”有关。

这个概念是学者在关注东亚经济起飞后提出的，指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人口转变，就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

随着工业化推进，死亡率先下降，生育率还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下降，最终两者降到相对均衡的位置，人口总量只小幅波动。死亡率和生育率先后下降之间的这段间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

死的人变少了，生的人还很多，抚养比比较低，大量青年和劳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简单来说，就是劳动人口非常多，老年人相对没那么多。

如今这个阶段渐渐过去，人口红利逐渐消散，中国的人口也出现了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但人口少了，红利是否就此消失，也有不同看法。

经济学里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人少了，但受教育程度高了，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用。从人力资本角度看，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高等教育覆盖面更广了，所以即使人口绝对数量变化，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人口红利的概念刚提出时，主要讲的是不同年龄人口的比例。

随着研究发展，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总结出，它还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本，二是不同年龄人口储蓄和消费的差距。通常认为老年人停止劳动后主要用于消费，但如果他们消费得少、仍在储蓄，或者延迟退休后继续工作，这些都会影响人口红利的大小。

那么，鼓励生育能不能让生育率重新回升？高中地理课讲过，人口转变会从“高高低”型到“高低低”型，再到“低低低”型。

有讨论认为，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例外，进入“低低”阶段后又重新回到“高低”阶段。欧洲最早完成人口转变，从它的经验看，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出生率突然大幅增长几乎不太可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努力没有意义。欧洲各国的生育率差别不小，有的国家降得非常低，有的降到2.1的更替水平后只是缓慢下降，比如到1.7、1.8，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中国目前的很多生育政策，更多是希望下降得慢一点。北欧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也曾降到非常低的生育率，后来有了相当程度的回升，虽然仍未达到2.1，但维持了相对体面的水平。

大幅上升不可能，小幅波动依然会存在。观念之所以难以扭转，人口学家有一个理论框架叫“低生育陷阱”：生育率降到很低之后，就像掉进陷阱一样很难再拉起来。

其中一个重要机制就是观念塑造。在低生育环境中长大的人，家人、朋友、亲戚、同学，目之所及都来自独生子女或少子女家庭，这会不自觉地让他们把小家庭当成理想模式。

于是，一个地区较低的生育水平，又会塑造出较低的生育意愿。至于其中的因果机制，学界还有讨论。

有关方面也在尝试改变这种观念。宣传和耳濡目染，到底能不能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答案是肯定有影响，它至少能拓宽大家对家庭的认识和想象，当大家熟悉了多孩家庭的样子，就不会再觉得奇怪。

但这种影响很难作用于已经进入育龄的人。他们已经完成教育、开始工作、面临婚育选择，从小接受了长期的观念浸染，社会化过程中早已形成对家庭和生育的看法。

年轻人有反感情绪很正常，成年人的看法很难改变，人们不会变，只会变老。宣传真正能影响的，是正在看教科书的小朋友。

让他们知道两个孩子很正常、三个孩子也可以想象，十年二十年后他们走进婚育阶段时，观念可能会与上一代不同。这与经济学研究的结论一致：早期生活经历对人有长期影响，所以也不要指望立竿见影。

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计划生育走过了很多年，如今不想生育的年轻人大有人在。选择不婚不育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本身无所谓对错，只是一个个家庭可能会慢慢消失。

对亲历了这一切的人来说，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没有那些条条框框，或许会选择生两个孩子，生男生女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