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打了快十年，芯片管制反反复复加码，可账本一翻，美方的相对优势不但没扩大，反倒有收窄的迹象。

到了2026年年中，一批研究者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中美博弈的重心并不完全在关税税率或者某一款光刻机的清单里，真正被忽视的那条战线，是围绕法律与规则展开的角力。

治世神话褪色，霸权底色浮现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6年夏季刊登了一篇华裔学者的长文，专门谈中国“法律实力”的隆起。

作者用了一个让华盛顿听着不太舒服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已经通过塑造国际规范、搭建替代性多边机制、密集出台涉外立法这三条路径，悄然跻身全球法律强国。

他写得直白，美国过去数十年靠单极地位积累起来的“制度红利”正在褪色，中国司法管辖影响力的上升正在啃食美方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优势。

二战结束以及冷战落幕之后的漫长时段，华盛顿习惯了双手操作两套规则，一手举着自家的国内法向外延伸，一手把控着多边条约的话语权。

这一模式在学界后来被冠以PAX Americana的名号。对中小经济体来说，即使被牵连、被制裁、被冻结资产，也基本没有对等的还手空间，除了忍着谈判，别无他法。

真正让这层温情面纱撑不住的，是2025年初重返白宫的特朗普。他上任伊始就把“美国优先”从口号变成执行文件。

2026年1月，白宫官方新闻发布证实，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机构，涉及范围之广，超出了他第一任期的所有动作。

此前，美方已经先后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手续，并且冻结了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支持。

2025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于2026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

紧接着到了2026年7月13日，国务卿鲁比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并配发国务院声明，公开亮出了要“系统性拆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计划，用他本人在文章里的原话叫做“一砖一瓦地把它拆下去，如果必须的话”。

国务院同步放话，将动用签证吊销、旅行禁令、金融制裁在内的一整套工具，向仍然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施压。

这场行动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25年2月6日，特朗普就签署了第14203号行政令，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实施定向制裁，同年6月5日又将四名法官具体列入名单。

之所以下手这么重，导火索在于国际刑事法院此前对美军在阿富汗行动可能构成的战争罪展开过调查，恰好戳到了美方最敏感的神经。

到了2026年8月11日，人权观察等多家国际组织在美国联邦法院正式起诉特朗普政府，指控相关制裁妨害了对严重国际罪行的追诉。

一个国家一边希望在全球扮演裁判长的角色，另一边又拒绝任何国际法庭对自己的国民行使管辖，这套逻辑在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难卖出去。

加拿大总理卡尼、德国总理默茨都在不同场合承认，美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黄金期已经过去。

就连特朗普阵营内部的支持者也开始谈“美国治世”的终结，只不过他们抱怨的是这套体系让美国承担了过高的成本，主张干脆彻底切换到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

工具箱环环相扣，反制稳步落子

从2020年起，中国的涉外法律工具箱一层一层往上码，节奏并不急，但每一步都对准了美方过去最惯用的手法。

先从2020年9月19日说起，商务部颁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明确把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封锁或者歧视性措施的外国主体纳入监管范围。列入之后，相关实体在华的经贸活动、人员入境都会受到限制。

同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部体系化的出口管制基本法，把军品、军民两用物项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高技术产品全部纳入国家授权管理。

到了2021年1月9日，商务部又颁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直接对准美方长期依赖的长臂管辖，规定境内企业和公民有义务如实报告，不得承认、执行或者遵守外国不当的涉外制裁与单边禁令。

当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这份被外界公认为中国反制西方单边制裁核心依据的法律，把冻结资产、限制交易、拒发签证等对等措施赋予了政府部门。

再往后走，就是2025年12月27日《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通过。修订版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核心目标写入条文，充实了对贸易限制行为的反制授权，明确了外贸领域国家安全审查的启动机制，新修订版本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35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这份仅有20条的行政法规于2026年4月7日公布并施行，4月13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条例的法律依据涵盖2015年《国家安全法》、2023年《对外关系法》以及2021年《反外国制裁法》，把此前分散在部门规章层面的识别、阻断、反制机制打通成一份国务院层级的整合方案。

条例第七条明确授权中国政府对外国不当域外措施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并在外交、出入境、贸易、投资、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等广泛领域内依法采取反制与限制。

制度里首次引入了“反执行禁令”、“恶意实体清单”以及法定民事救济，把过去只能靠个案回应的做法，升级成一张覆盖行政、司法两条通道的防御网。

2026年5月15日，中国依据这份新条例首度出手，阻断欧盟在对同方威视子公司发起的补贴调查中提出的跨境数据索取要求，这一操作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那就是相关制度已经完成通电，随时可以启用。。

2024年11月19日，南京海事法院就中国首例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的私人诉讼作出民事调解书。一家中国海洋工程公司此前被第三国列入制裁清单，其海外客户以执行相关制裁为由拒付合同款项。

南京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并主持调解，被告最终向法院支付了约9974万元人民币的反担保金，原告依法维护了合同权益。

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于金额本身，而在于中国的反制立法从行政部门推动，正式走向了民事司法可执行的场景。

2025年以来，中国围绕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陆续升级出口许可，把域外效力条款嵌入具体的许可程序当中。这一路径与美方长期依赖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在结构上高度对称。

美方相关产业界很清楚，一旦相关许可趋紧，涉及新能源、精密制造、国防承包的多条供应链都会承压。

新战场攻守易形，博弈重心迁移

法律工具的现实威慑力，从来不完全取决于条文的措辞，而是与背后的国家实力、产业厚度以及市场纵深牢牢挂钩。

小国即便颁布再多类似立法，通常也难在国际经贸秩序中形成真正的震慑力。只有像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具备完整产业配套与14亿人口市场作为纵深，法律条文才能转化为可执行的反制能力，这才叫真正的对等。

美国国会立法工作近些年愈发工具化、政治化，为特定单一事件量身定制的专门法案层出不穷，法律应有的普遍性与稳定性由此被稀释。

国际条约方面则更加随意，符合本国利益时援引之，条约束缚了自身行动时废弃之，同时又拒绝任何国际法庭凌驾于美国主权之上。

这种自相矛盾的姿态，让华盛顿在与中国正面竞逐规则话语权时，越来越难拿出让盟友信服的说辞。

华盛顿一开始并没把法律领域列入需要严防死守的方向，觉得规则制定权稳握在自己手里，结果这份自信如今开始反噬。

中国这几年的操作节奏并不张扬，条文一部一部推出，机制一层一层夯实，等美方战略界回过味来，工具箱已经从最初的几项部门规章升级为一份行政法规体系，并且完成了民事诉讼层面的可操作性验证。

可以预见的是，围绕规则、条约以及司法管辖的这条战线将会长期存在，并且极有可能成为决定未来若干年中美博弈走向的关键落点。#上头条 聊热点#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授权发布，新华社，2026年4月13日。

Marco Rubio， “Why We‘re Dismantling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6年7月14日；美国国务院官方声明，2026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