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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李Lin环球

编辑I李Lin环球

前言

哈喽，今天小李又来唠点国际事。

7月26日，国家安全部发布《AI造不了真相 篡改洗不掉血痕》一文，把一条隐蔽的舆论生产链摆到台面上：日本右翼势力借助众包平台招募接单者，再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批量制作歪曲侵华历史、攻击中国的内容。

这已经不是几个网民在评论区争吵，而是政治叙事、商业激励和技术工具，被接到了一条生产线上。

最刺眼的，是这套生意已经明码标价。

日本右翼把篡改历史做成流水线

据国家安全部文章转引日本《朝日新闻》的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CrowdWorks上曾出现制作“批判中国类”内容的招募任务。

发包者提供操作指南，接单者只需要向人工智能工具输入若干指令，几分钟便能拼出一条短内容。

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内容，报价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206元；涉华负面内容每获得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1元，是普通内容奖励的3倍以上，达到更高播放量后还能继续加钱。

这组数字看上去不高，却恰好解释了它为什么危险。

过去制造一套完整的虚假叙事，需要写稿、找图、配音、剪辑，至少还得投入时间。现在，人工智能把制作成本压低，众包任务又把参与门槛压得更低。

接单者甚至不必真正了解历史，只要知道哪些关键词能制造冲突、哪些标题容易刺激点击，就可以交差领钱。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某一条内容有多高明，而是它根本不追求高明。它依靠的是数量：十条里有九条被识破，只要剩下一条进入推荐系统，触达缺乏历史知识的受众，任务就可能完成。

当低质量内容持续、廉价、成批出现时，它会人为制造一种错觉：似乎那些早已有法律结论和完整证据链的历史事件，仍然存在巨大争议。

国家安全部文章还提到，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

这里需要把事实边界说清楚。日本公开预算中的对外传播项目范围很广，并不能把其中每一笔资金都直接等同于“抹黑中国”。

不过，日本外务省2026财年预算文件确实把“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的叙事信息战”列为重点，并安排296亿日元用于信息战时代的“攻”与“守”，内容包括运用人工智能、监测分析、加强对外发布以及开展影响力调查。

换句话说，对外叙事已经不只是几个右翼团体的临时行动，而是被放进了预算、机构和技术体系。

一个国家当然可以开展国际传播，也有权反驳针对自己的虚假信息。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传播是否尊重证据，是否故意把战争责任包装成可以随意选择的“观点”，是否通过商业任务推动历史虚无主义扩散。

再看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防卫力整备计划对象经费达到8.8093万亿日元，整体规模已经接近9万亿日元。

这一数字与外务省的信息传播预算不是同一个项目，不能简单相加，更不能直接画等号。

但两者放在一起，至少反映出一个现实：在军事建设、安全政策和认知领域投入同步增加的背景下，历史叙事早已不只是学术争论，也可能服务于现实战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右翼总想在侵华历史上做文章。

一个国家若要推动更加激进的安全政策，就必须先处理国内舆论中的历史包袱。侵略责任越清晰，重新包装军事扩张就越困难；战争责任被说得越模糊，“日本只是被迫自卫”之类的话术就越容易找到市场。

我的判断是，篡改历史从来不是为了说服真正研究历史的人，而是为了降低现实政策的阻力。它主要说给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听，也说给希望摆脱战争责任的右翼支持者听。

这种套路并不新鲜，只是工具换了。

1906年，日本人中岛真雄在沈阳创办《盛京时报》。这份报纸长期持亲日立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宣传的重要工具。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伪势力又在上海经营《新申报》等报刊，反复宣传所谓“中日亲善”“和平建国”，试图替军事占领披上一层体面外衣。

当年的宣传人员依靠报纸、传单和广播，如今的接单者依靠鼠标、模型和推荐算法。形式发生了变化，底层逻辑却没有改变：先弱化加害者责任，再把受害者描述成冲突制造者，最后把侵略包装成不得已的行动。

人工智能没有创造新的历史修正主义，它只是让一套旧话术拥有了更快的复制速度。

同样是在上海沦陷后的舆论场，爱国报人朱惺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在《夜光》等刊物上持续揭露日伪暴行，面对恐吓仍写下“不屈服，亦不乞怜”的文字。

1939年8月30日，朱惺公在上班途中遭特务枪杀，年仅39岁。

把这段历史放到今天看，分量格外沉重。当年有人为了说真话付出生命，如今却有人为了几千日元，使用人工智能拼接谎言。

两者之间不仅是勇气的差距，更是对事实的态度差距。技术可以缩短制作时间，却不能替制作者承担责任；“只是接单”也不能成为歪曲历史的免责理由。

更现实的风险，是信息污染。

随着抗战亲历者逐渐离世，年轻人了解历史越来越依赖网络搜索、短内容和智能问答。如果同一类虚假材料被批量投放，它们不仅可能误导普通用户，还可能被搜索系统反复索引，甚至进入未经严格清洗的数据集。

这里不能把“污染大模型”写成已经发生的确定事实，但从技术链条看，公开网络中的重复虚假信息，确实会增加数据治理、来源辨别和事实校验的成本。

应对这种问题，也不能只靠愤怒。

网络平台需要保存任务发布、资金流转和账号关联证据，提高对有组织虚假信息生产的识别能力；模型开发者需要强化历史类数据的来源分级和交叉验证；媒体、档案馆和公共机构，则要把判决书、档案、日记和影像做成更容易检索、更适合年轻人理解的知识产品。

对付流水线谎言，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再造一条情绪流水线，而是建立更加扎实、公开、可验证的证据链。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也不依赖某一条网络内容来证明。

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专门论述南京暴行，并依据大量证据作出法律认定；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以及中外证人证言、幸存者口述和战后审判材料，共同构成了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

人工智能当然可以生成画面、声音和文章，却无法把伪造变成事实。

结语

真正决定历史可信度的，从来不是内容数量，也不是传播速度，而是证据来自哪里、形成于什么时间、能不能经受交叉验证。

右翼势力可以不断更换工具，但只要档案仍在、判决仍在、见证仍在，篡改就只能制造噪声，无法改写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