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警报一直响,广东出生人口113.3万全国第一,东北为何不愿生

2026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数据：全年出生人口仅792万人，首次跌破八百万大关，出生率5.63‰，创1949年以来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2.41‰，全国人口连续第四年负增长。

而《中国统计年鉴2025》公布的2024年分省数据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广东以113.3万出生人口连续第五年稳居全国唯一超百万省份，福建、贵州同样保持较高活力；与此同时，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出生率分别低至3.35‰、4.17‰、4.32‰，牢牢占据倒数三位。

经济强省的生育活力与老工业基地的生育疲软形成鲜明反差。而若把时间尺度拉长便会发现，东三省的低出生率并非近年才显现。

早在2011年，辽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由正转负。将目光放到二十年前，北京和上海才是人口出生率最低的省份。

1995年，即有学者发表文章追问"面对负增长，上海的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但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京沪的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均出现止跌回升，与东三省长期低迷形成对照。

2024年5月，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2023年上海市人口监测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公布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作为参照，韩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为0.72，其首都首尔仅0.55。

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为0.6，其中黄浦区、静安区最低，均为0.42。这一数字受人口年龄结构及户籍与常住人口口径差异等因素影响，但仅从数字上看，上海面临的人口挑战相当巨大。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已超16%，远高于全国13.5%的平均水平。那么，上海是否是中国出生率最低的地方？

答案是否定的。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黑龙江人口出生率仅千分之三点三四，辽宁千分之四点零八，吉林千分之四点三二，上海排第四，北京排第八。

东三省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低于负千分之四，而同期全国仅为负千分之零点六。前述七普数据中，辽宁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7.42%，位居全国第一；黑龙江、吉林亦均超过15.6%。

从人口总规模看，2012年至2022年，上海总人口从2380万增至2475万，北京情况相近；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十年间分别减少192万、402万、735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减少显然不完全来自死亡率上升，更多源自人口外流，尤其是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外流，反过来又加剧了年龄结构失衡，推高死亡率数字。2012年是一个关键节点。

得益于二孩政策释放的生育潜力，全国出生率来到2000年之后的历史高点，京沪均突破千分之九。恰逢农历龙年，上海常住出生人口突破22万，为近四十年之最。

然而同年，吉林出生率仅千分之五点七三，辽宁千分之六点一五，黑龙江千分之七点三零；辽宁连续第二年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出生人口仅27万，比人口只有二千余万的上海仅多出不到五万个新生儿。可见东三省的人口问题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在数据层面显露无疑。

2002年的情况更耐人寻味。彼时人口出生率最低的两个省份分别是上海（千分之五点四一）和北京（千分之六点六零）。

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彼时便已为负；若换成户籍人口口径，出现负增长的时间还可再往前推。

1995年，时任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朱国宏教授在《人口研究》发表文章指出：上海人口负增长出现在人口转型过程之中而非完成之后，出现在出生率与死亡率都极低的条件下，且是在人口控制条件下极低生育率水平之上实现的，因此其转型将是剧烈而迅猛的，具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

所谓低生育率陷阱，即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后，因年龄结构日益失衡，生育率会加速下滑——生育率越低，年轻人越少；年轻人越少，生育率越低，形成难以自拔的循环。问题随之而来：京沪何以"爬出"陷阱，而东三省未能上演同样的回暖剧情？

1989年计划生育已被定为基本国策七年后的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出生率分别为千分之十一点二三、千分之十三点四三，为全国最低；按此趋势推演，东三省的80后规模本应更大，然而2007年前后京沪出生率反超东三省，二孩政策推行后东三省反弹亦极其有限，始终排名末位。

要理解2012年前后的峰值，还需回到人口出生队列自身的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过三波婴儿潮：五十年代战后为第一波；1962年至1975年为规模最大的主力婴儿潮；此后即便计划生育已启动，因主力婴儿潮基数庞大，1980年至1995年仍形成第三波，即今日所说的80后及90后前半段。

第三波理论上应在2010年前后进入生育高峰，然而全国新生人口再未突破2000万，人们期待的第四波婴儿潮并未到来。

2006年，《北京日报》刊发题为《北京去年六成新生儿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报道：截至2005年底，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已占全市常住人口的23.2%；仅当年，流动人口在京分娩即达五万六千例，占全市出生人数的60.2%。

同期，高校招录学生和外来毕业生五年内为北京增加了41.4万户籍人口，占机械增加量的59%。归根结底，这仍是"年轻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2024年，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陈曦、吴映俊在《人口学刊》第二期发表《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考察2005年至2020年东三省流出人口去向，发现北京、上海、深圳始终位居目的地前列。

作者指出，东三省流出人口迁入地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就业机会是核心驱动力；这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区域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加之娱乐产业匮乏，共同加剧了人口流失。

由是观之，广东能连续五年保持出生人口超百万并非偶然，而是人口结构、政策供给与文化基因三重合力的结果。2024年广东新增常住人口约74万，逾六成来自外省迁入，深圳平均年龄仅33岁，育龄人口基数庞大，出生率自然有底盘支撑。

政策层面，广东对3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补贴，部分乡村对生育三孩的家庭一次性奖励3万元，住房、托育资源亦向多孩家庭倾斜；文化层面，潮汕等地宗族观念延续，祖辈参与育儿的情形普遍，切实减轻了年轻父母的负担，也让"生"这件事显得没那么孤立无援。

反观东三省，产业升级承压、就业机会收缩、育龄人口外流叠加深度老龄化，形成难以解开的死结。

过去十年三省人口合计减少已逾1100万；2024年黑龙江、吉林、辽宁又分别缩减33万、22.1万、27万，育龄人口流失与老龄化加剧互为因果，把生育曲线不断往下拽。但困境并非无解。

随着装备制造、冰雪经济、数字与绿色产业等新兴业态在东北陆续落地，若能构筑起吸引年轻人回流的产业生态，再配以更完善的托育、住房与教育支持，生育曲线有望缓慢企稳；广东的经验也表明，经济发展与生育活力之间，完全可能形成良性循环。

跳出省份视角，在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代，比起纠结数字增减，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让年轻人生得起、养得起、育得起，让愿意生育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或许才是这个社会应当共同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