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中外学术智慧 解锁三星堆文明新密码——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主旨报告集锦

7月24日上午，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进行了主旨报告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约翰·E·哈德森考古学讲席教授傅罗文，密歇根大学古生物学博物馆荣休教授丹尼尔·克劳德·费舍尔，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宏林四位专家学者从宏观文明格局、跨区域资源交流网络、古象牙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实证等方面构筑起贯通中外前沿视角的三星堆研究新坐标。

《汇聚与辐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以“汇聚与辐射”为核心视角，依托考古遗存系统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脉络与形成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德阳传媒记者 文潇 摄

“距今6000年始，中原仰韶文化彩陶、龙信仰及都邑中轴线理念向周边扩散，跨区域文化互动日趋紧密，中原核心地位初步显现。”王巍在报告中说，距今5500—4300年，各主要文化区文明化进程加速，玉礼器体系与原始宗教信仰趋同，早期中华文化圈初具形态。距今4300年前后，周边区域文明进程出现转折，中原地区汇聚四方先进文化因素强势崛起。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宫室制度、玉礼器与青铜礼器体系向四方辐射，中原引领的文明格局正式确立；经西周分封制强化礼制一体化，春秋战国深度融合，至秦统一进入帝国文明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

回望古蜀文明研究，王巍介绍，1986年祭祀坑刚发现时，成都平原完整文化发展序列尚不清晰。经过多年持续考古工作，如今已梳理出“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金沙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还原古蜀先民从定居、筑城到形成辉煌青铜文明的全过程。

针对公众认知的转变，王巍坦言，早年大众因三星堆器物造型奇特，不乏“域外文明”“天外来客”等猎奇猜想。伴随多学科检测、持续田野发掘，如今完整本土文化链条得以实证，能够清晰证明古蜀文明是原生发展，不存在外来文明植入。

《三星堆与中国青铜时代的大象：持续研究中的问题》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约翰·E·哈德森考古学讲席教授傅罗文在报告中概述了早期中国大象研究中的若干核心问题，并探讨其与三星堆象牙遗存之间的关联。他的报告也为本次会议特设的“大象与象牙”专题研讨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背景。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约翰·E·哈德森考古学讲席教授傅罗文。德阳传媒记者 文潇 摄

“我归纳了人象关系在物质文化中得以体现的十个物质化方面，并讨论其中哪些与四川象牙研究最为密切相关。”傅罗文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中确有大象的形象表现，但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广汉地区可能并非大象的本土栖息地。象牙的来源反映了将象牙输送至三星堆的过程，这一过程由散布于四川地区内外的先民共同完成。通过这些人群的流动与汇聚，三星堆作为区域中心得以构建。而这一中心之所以能够吸引四方之人，正在于其地盛大而繁复的祭祀与宗教活动。

《象牙的结构与成分：对其生活史、食性与行为的揭示》

密歇根大学古生物学博物馆荣休教授丹尼尔·克劳德·费舍尔在报告中指出，大象及其近亲的象牙是不断生长的门齿，发育于前上颌骨或下颌骨的牙槽内，通常在长达六十年的生命周期中持续生长和萌出。

密歇根大学古生物学博物馆荣休教授丹尼尔·克劳德·费舍尔。德阳传媒记者 文潇 摄

费舍尔介绍道，幼象便会产生尺寸定型的乳门齿，由釉质、牙本质和牙骨质组成。大象生活史最完整的信息记录发育于牙本质之中。牙本质通过逐层附着的方式形成，其沉积具有日、周、年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性。这些生长层具有结构和成分特征，可通过多种手段加以观测与表征：CT所揭示的密度变化模式、紫外光和可见光波段下显现的颜色差异、牙本质与牙骨质交界处发育的牙根周缘地形特征，以及对元素和同位素组成进行连续分析所揭示的成分变化模式。“我们可以有效将象牙体划分为一系列连续的区带，每一区带对应大象生命中某一年度或更短时间尺度内形成的生长单元。”

费舍尔表示，食性信息则可从以下指标中获取：牙本质碳酸盐的碳同位素值、胶原碳的碳同位素值、胶原的氮同位素值，或牙本质羟基磷灰石中微量元素含量。

《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发现与相关认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宏林在报告中指出，袁家院祭祀区是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最高，年代距今约3200至3000年，相当于晚商时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宏林。德阳传媒记者 文潇 摄

冉宏林表示，研究团队将目前发现的祭祀坑分为四类：其中，作为乙类的五、六号坑，以及若干个丙类、丁类坑面积较小或较浅，埋藏特征单纯；而作为甲类的一至四号以及七、八号这六座大型坑面积均在9平方米以上，深度超过1.3米，埋藏堆积复杂。“以往多数研究只关注出土器物本身，较少关注坑的形制与埋藏特征。此次研究将坑作为整体考察对象，发现了甲类坑与前三类祭祀坑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大型坑内的祭祀器物，疑似因神庙失火倒塌受损后被掩埋，而非为了祭祀故意损毁。”

冉宏林说，出土器物破坏程度“各有不同”。比如，大型空心铜器（如铜立人像、铜尊）破坏严重，小型实心器物（如铜扭头跪坐人像、玉珠）保存完整。“若是人为故意破坏，必然会无差别砸毁，不会出现这种‘选择性破坏’的现象。”

冉宏林介绍道，袁家院祭祀区废弃后，三星堆遗址不再有高等级遗存，其作为古蜀国都城的功能随之消失。而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和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手段，可以确认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关系。两者在聚落选址、聚落布局、祭祀仪式行为、器物使用等方面高度相似，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后古蜀国的新都城。”

据推测，神庙失火在当时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促使古蜀统治阶层决定迁都，将政治与祭祀中心转移至金沙，古蜀文明得到进一步延续。

德阳传媒记者 | 徐皓

编辑 |李涵 监制丨叶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