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下午两点，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二十名革命者被押入刑场。

第一个被推上去的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袍，脸上架着圆框眼镜，没有畏惧，也没有挣扎。

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对家里交代，他平静地答了一句：“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

说完，自己把头伸进了绞环，随后高呼“为主义而牺牲”，神色自若。

这个人是李大钊，那年三十八岁。

是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一个人面对如此残酷的死亡毫无惧色？是什么样的人格，能让一向冷峻的鲁迅为他落泪，让毛主席记挂一生？

李大钊被捕是在那年4月6日。

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旧兵营，把他连同家人一起抓走。

此前北方的风声已经很紧，邵飘萍刚被枪决，通缉名单上有四百多名学生，到处都在抓“赤化嫌疑”。

同志们劝他赶紧南下避一避，他回了一句：哪里工作需要我，我就在哪里。

入狱后待了整整二十二天，敌人把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了，电椅、老虎凳、竹签扎进指甲缝，最后干脆把他双手的指甲一片一片拔掉。

可他一个字都没吐，只在血迹斑斑的纸上写下近三千字的《狱中自述》，小楷字迹一丝不乱。

里面有一句：“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大意是：我从小就立志干这件事，认准了就走下去，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

末尾他还特意加了一段，说所有责任都在自己身上，请当局不要株连那些年轻人。

4月28日的行刑是秘密进行的。那架绞刑架，是中国历史上头一回用来处决政治犯。

后来有人考证，当时执行了“三绞处决”，每次绞到人快断气时松开，用冷水浇醒，再绞第二次、第三次。

正常绞刑二十分钟左右人就没命了，那天却整整拖了四十分钟。

从被捕到走上绞刑架，李大钊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冲着人群喊出去的：“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正如红色的种子，撒遍各地！”

因为没有积蓄，李大钊的棺材在寺庙里一停就是六年。

直到1933年，北平地下党联合北大师生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捐款名单密密码码记了一长串：蒋梦麟、蔡元培、马叙伦、许德珩、李四光……捐五十元的那个名字格外让人在意，鲁迅。

鲁迅和李大钊最早是在《新青年》编辑会上认识的。

五四前后，北京红楼里一群人围桌讨论下一期怎么编，鲁迅头一回见到李大钊，后来反复在文章里说起那一面，用了不少词描摹他的模样：“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

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要知道，鲁迅很少会这样不厌其烦地去写一个人的长相。

两人私交算不上多深，通信也就九次，但在文化战线上，鲁迅一直把李大钊当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李大钊也把鲁迅看作文化革命阵中的一面旗帜，特别赞赏他的小说《长明灯》，说那是继《狂人日记》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

1927年李大钊被害的消息传到南方，鲁迅当时人在厦门。

他后来跟人说起，眼前总是晃着李大钊的影子，“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一个素来不轻易流露情绪的人，说这话时压着巨大的悲恸。

后来那篇《〈守常全集〉题记》，刊在了《涛声》杂志上，再之后收进了《南腔北调》集。

一向用笔如刀的鲁迅罕见地收敛了锋芒，整篇文字写得极朴素，却有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月，光是为被处决的“共党”文集署名作序这一件事，就足以惹来大麻烦。

出版社甚至提议胡诌一个出版机构的名字，卖完就算了。

鲁迅心里清楚，还是把名字端端正正写在文章下面。

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最深的默契，不用多说，该站出来的那一步，他决不会后退。

同样对这件事刻骨铭心的，还有那个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

1918年冬天，二十五岁的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经人介绍进了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每天在书架间跑来跑去，登记借阅、整理报纸，一个月拿八块钱。

当时的图书馆主任就是李大钊。毛主席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正是在李大钊手下这段日子，自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那时李大钊刚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红楼里到处在讨论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白天干活，晚上去听李大钊的课，或者直接跑到他办公室请教问题。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小伙子很有好感，看他做事认真、脑子活，不但耐心解答疑问，还给他推荐新书、引荐胡适等名师。

1919年底到1920年初，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李大钊又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推荐他读《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

到1920年夏天，毛泽东写信回湖南时，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后来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资金短缺，李大钊以北大出版部的名义出面担保，让书社“免去押金”才把书运过去。

1949年3月，毛主席率领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平。

车子快进城时，他看着远处古都的城垣忽然开口说了一段话：“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毛主席把话说到这里，仿佛前面三十年的人生一下子涌上来了。

当年在图书馆里怯生生喊“李先生”的那个青年，已经领着千军万马打回了北平，可领他走上这条路的人，倒在二十二年前那架绞刑架下，连一声呻吟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