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之外的“龙餐馆”：他在巴格达做豆腐，爆炸后先撤走中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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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潇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陈宪忠又被人找出来。有人问他：电影里的徐福是不是你？他没有急着承认，也没有急着否认。

·北京时间8月18日，陈宪忠接受作者采访。

其实，陈宪忠的伊拉克经历，并不是从开餐馆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后，以翻译身份随一家水电工程公司赴伊拉克，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此后，他在当地中资企业工作多年，后来进入北方工业公司驻伊拉克机构，做过贸易和项目联络。2000年前后，他离开公司开始单干，先经营商场，做中伊贸易；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又在巴格达开出“宴龙湾”中餐厅。此后十余年间，商场遇劫、餐馆遭袭、险遭绑架等经历，才陆续发生在他的生活里。

为了了解更加立体的陈宪忠，环球人物记者与他连线，请其现身说法，展开聊聊。

屏幕另一端，他先把设备调了几遍，挪开桌子，换了几次机位。面对镜头，陈宪忠感叹，记者提前发给他的提纲把自己许多旧事都“勾出来了”，“咱们就随便聊。”他说。

三年前，上海方面找他签影视授权，他同意了；但文字版权没有交出去。“我的经历，还得自己写。”他说。他动笔写过，又停过。42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电影取的只是2003年战后最密集、也最动荡的一段。

他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某一个银幕人物。

那间餐馆、那条街、那些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才是他想讲的。

一块豆腐、一间中餐馆

2003年以前，巴格达没有一家像样的中餐馆。

陈宪忠记得，当时中方使馆的一位商务参赞和他聊天，说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想吃一口正经中餐不容易。那句话让他动了心。此前，他已经在伊拉克做了多年的翻译、贸易和采购；2000年，他离开工作了13年的北方工业公司，凭着阿拉伯语和十多年积攒下的关系，开始自己做生意。

餐馆后来开在伊拉克国家大剧院附近，叫“宴龙湾”。为了让所有人吃上正宗中国菜，他坚持不把中餐改成迎合本地口味的样子。

讲起后厨，陈宪忠的语速一下快起来：

当时，店里请了两名鲁菜厨师和一个团队。伊拉克靠海，海鲜新鲜又便宜，餐馆常常整批买进来，全员一起收拾。陈宪忠灵机一动，把青岛菜作为主打菜，没想到大受欢迎。

不仅青岛菜做火了，陈宪忠的餐馆还把中国素菜做成招牌菜，几乎每桌都会点。陈宪忠说，当地人把中餐叫作“植物性饮食”。其中最让他得意的，是豆腐。

为了做出他认定的那种口感，他从国内运来卤水，还找来磨豆、煮浆和点浆的设备：黄豆在餐馆后厨磨成豆浆，煮开后用卤水点成豆腐，再按不同菜式去做。伊拉克人也吃豆腐？他说，让伊拉克人喜欢上的不是中国豆腐这种陌生食材，而是中餐的那种做法——一块豆腐可以换着法子，做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

为了让餐馆开得长久，陈宪忠也不拘泥于传统餐馆的经营方式：客人若想吃点本地烧烤，可以自带食材；店里负责饮料，中餐则照着中餐规矩做。生意火了以后，“宴龙湾”里又请了一个川菜师傅团队，做起了川菜。

圆桌、热菜、豆腐和鲁菜、川菜师傅们的手艺......陈宪忠在巴格达拼出了属于中国人熟悉的日常。

但这个好不容易拼出来的日常很快被战争打断了。

巴格达国家大剧院活动多，“每当大剧院里举办大型活动散场时，周边就会频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陈宪忠记得一次爆炸过后，餐馆的玻璃碎了，要重新收拾；还有一次，爆炸将人体碎片甩到餐馆屋顶，当地天气炎热，尸块很快散发出难闻的腐臭味。

·陈宪忠在餐馆前留影。

随着局势愈发失控，客人一天天少下来，店里一度只靠卖酒补贴。最后，他把中国员工全部撤走，餐馆关门。

他说这件事时，没有细说现场的伤亡，也很少谈损失。“生意亏了可以再说，但人不能出事。”

电影里，餐馆有戏剧性的灯光和人物。

陈宪忠记得的，是一块豆腐、一批要撤走的员工，还有一张张渐渐空下来的桌子。

8毛钱车费、防空洞里的书

问到为什么会走到伊拉克，陈宪忠先说了三个字：“穷怕了。”

他家里兄弟姐妹多，父亲是铁路公安。上世纪60年代末，陈宪忠初中毕业后，“为了给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他当了知青，去了农村。第一年下乡，住处离家只有40公里，他却很少回去，舍不得花8毛钱车费。一个春节，别人都回城了，他主动留在知青集体户看房子，一条猪尾巴就当作是年夜饭了。说到这里，陈宪忠的脸上除了微笑，还有一丝心酸。

下乡第三年，他不想再留下去。

有一天晚上，陈宪忠躺在房顶上看星星，觉得往后看不见路。后来征兵恢复，他报了名，1972年底入伍，“算是73年的兵”。农村里写日记、看书的习惯没有断；到了部队，他把站岗的空档也抓了起来。

在海军司令部站岗，夜里有两小时的空闲。别人觉得难熬的时段，却是陈宪忠最期待的时光——他钻进防空洞，读首长们看过、堆放在那里的“大参考”，“知道了许多大事情，学到了很多知识，眼界打开了，思想也得到了提升”。后来，他从站岗岗位调到内部接待岗，书读得更多，见的人也更多。随着眼界的开阔，他也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文化基础不够。

一次机会落到他身上。部队推荐他去北京大学学习阿拉伯语。陈宪忠感叹：“回过来想，我非常的幸运。”

·陈宪忠在伊拉克 。

毕业后，陈宪忠回到部队。不久，他“穿着军装”被借调到水电公司，去伊拉克做翻译。那是1987年，第一次到巴格达的他被发达的城市震住了。灯火、宽阔的街道、别墅，绿灯一亮就冲出去的私家车。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中国还处在“自行车时代”。他站在陌生城市里，想的是：中国人什么时候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震惊过后，陈宪忠抓紧学习。“我把这次机会当作留学了，是实践阿拉伯语的好机会。”他不只在办公室里练口语。休息时，他找长途司机聊天，在街头巷尾练习地道阿拉伯语；期间，他还参与了编写和翻译坦克维修教材，口语、专业用语两不误。

一公里的街，空了

在陈宪忠的记忆里，伊拉克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一条条热闹的马路组合而成的。

他提起巴格达的印度大街。这条街的名字来源于此前居住在此的富有的犹太人。当地人给这条街起名印度街，有着异域风情之意。

2000年左右，这条短短一公里的路，夜里开车有时要堵一个小时。那一带曾经有夜生活、有商店、有挤不动的人流车流，是当时巴格达最繁华、最富有的地段。陈宪忠认识的一些做生意的人，也把这里当作常去的地方。

然而，2003年以后，随着美军的到来，印度大街也开始变味了。街上针对富人的绑架和勒索越来越多，原先热闹的街区慢慢冷下来。他记得一位当地富豪朋友。2005年遭遇绑架，付完赎金后，举家去了迪拜。

陈宪忠自己的日子也不再稳定。2008年，商场遭遇抢劫，他把一部分货物转往相对安全的库尔德地区，在当地开了新的超市。等巴格达局势有所缓和，他又关掉那边的业务，回到熟悉的城市重新调整。

他说起这些，并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上。在他看来，外来者在伊拉克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时刻要看有没有真正有交情的人。

2004年，他曾遭遇绑架。当时，一伙绑匪用枪抵着陈宪忠的脑袋，把他拽进汽车。害怕自己被塞进汽车有去无回，陈宪忠与绑匪殊死搏斗，头部被枪托狠狠地挨了一下，血哗哗地留下来，整个脑袋都是血，眼睛都被黏糊糊的血给迷住了，睁不开。

由于殊死反抗，陈宪忠没被塞进汽车，绑匪急于离开现场，开车就走，陈宪忠被一路拖行，胸口着地，胸闷胸痛的症状，半年后才消失。

“还好当时街上有我的朋友。”陈宪忠继续回忆，“朋友们看到我被汽车拖着走，纷纷掏枪还击。子弹打在车上，全是弹孔”。

这时，路边的一个汽油贩子大喊：“打中了！打中了！”原来，开车的绑匪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头栽在方向盘上，中了子弹，死了。这时，另一个朋友拿着霰弹枪冲着汽车后车窗“轰了一枪”，击中了后座的几个绑匪。

人们将陈宪忠搀扶到路边，用矿泉水给他洗脑袋，他这才能看清一些周围的环境，接着，有人开车把他送到卫生所包扎。

讲到这里，环球人物记者请陈宪忠露出伤口，他抬起手，挽起西装袖口，露出留下的伤痕。看着那泛白的伤口，记者似乎看到了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和伊拉克朋友之间，靠的不是一句‘关系好’。”他说，“得一件一件事做出来。”

当时，有个国内媒体的记者想要报道这个事件，他没同意。“还有十几名中国项目人员正准备飞来，我怕这件事一传开，人就不敢来了。”陈宪忠笑道。

半辈子的经验

陈宪忠经历过一次很重的损失。

他曾在伊拉克投资建厂。后来，局势动荡，工厂被低价拿走。他说，原本200万美元的投入，最后只拿回20万。对方家族势力很大，他只能退。说起这件事，他没有停留太久，只用一句话收住：“危险和利益是成正比的。”

他没有把这句话讲成对后来者的鼓动。

在伊拉克几十年，他做过贸易、商城、宾馆和餐饮，见过赚钱的时候，也见过银行倒闭、商场被抢、餐馆反复装修又关门的时候。最近十年，他也看过城市在变化：底格里斯河把巴格达分在两边，桥修得多了；医院、学校多了；许多中国企业开始来问市场怎么建、问仓库怎么租、问怎么在当地把事情办稳。

2017年至2018年，他本来想给自己的事业画句号。后来，有人找他做顾问；再后来，国内的企业和朋友不断来问伊拉克的生意经。陈宪忠说自己现在不愿再像年轻时那样“亲自下场”，多半只是给建议，帮人把事情“理一理”。

陈宪忠嘴上的“理一理”，来自他在伊拉克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后得到的宝贵经验。“国内一些朋友来伊拉克以前，总是先想着大干一场；任何事情都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的。要把事情做稳当，要把水端平，还要多交朋友，”但在生意场的交朋友，可不能指着一个人深交。“尤其在伊拉克，除了要在政府、警察局交朋友以外，酋长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很大，不能怠慢，要搞好关系。要学的很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文化，里面都是血泪教训写成的宝贵教科书。”

在国内，陈宪忠住在北京郊区别墅，种菜、养鱼，“太安稳了，没意思”。待一阵子，他又会回伊拉克。白天太热，他就在家办公，不断有朋友来找他咨询，甚至到了深夜还有人登门拜访，他也会耐心等待。

采访快结束时，话题又绕回电影。陈宪忠说，他只签了授权协议，没有特意去见导演，也没打算跟着电影跑活动。文艺作品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剧组怎么拍，他不干预。

最后，在环球人物记者要求下，他用阿拉伯语说了一段在当地常讲的话，大意是：做人要真诚，事情要公平；对伊拉克人、对中国人，都不要失信。

说完，他又补了一句：做人做事，不能亏心。

屏幕里，他的镜头仍然有一点没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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