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罗荣桓领导的115师发生“杀俘事件，腐化案，男女作风问题，甚至是“叛逃事件”。

事后，罗荣桓向中央提出自己革命生涯中唯一一次个人工作调动请求，希望离开山东赴后方学习。毛主席看到电报后是如何批示？

一个后来以政治工作著称的高级将领，为什么偏偏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

桃峪会议：尖锐批评

1940年秋天，山东费县桃峪，一场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开了整整三个星期。

会议召开时，115师在山东的发展正处在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阶段。部队越打越大，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展。可就在这个时候，身为115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却遇到了从军以来一次非常尖锐的批评，“五师工作除卫生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但真正被摆上桌面的，是另一件对政治委员更加敏感的事情——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

纪律危机：三案并发

1939年以后，115师主力进入山东，罗荣桓长期承担着相当繁重的军政工作。到了1940年9月前后，仅115师所属主力和后来发展的部队，就已经形成19个团，约4.2万人；另外还有规模可观的地方武装。

这当然意味着军事力量壮大了。但对一支处于敌后环境中的军队来说，人数迅速增加还有另外一面：新干部、新战士大量进入队伍，部队长期分散活动，有些单位来不及系统整顿，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很容易跟不上。

罗荣桓自己在桃峪会议的总结中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当时明确指出，部队分散而没有及时整顿，一些部队纪律松懈，甚至出现破坏政策、损害军队传统的现象，而且已经到了不能轻视的程度。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这是115师在山东快速发展的时期；可站在政治委员的位置上，罗荣桓看到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队伍扩大得很快，管理能不能跟得上？

而1940年接连出现的一些事情，让这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翟新亚的问题，真正危险的不是一个干部犯错。翟新亚曾在115师民运部门工作，后来担任郯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翟新亚到任后存在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和生活作风堕落等问题，最终被撤职并开除党籍。罗荣桓处理此事时强调，干部如果骑在群众头上，群众就会反对他。单看一个县长出问题，似乎只是个人腐化。可对于当时的山东根据地来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这些基层政权和部队为什么能够在敌后立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关系。一名从军队系统出去的干部，如果到了地方以后贪污、滥用权力，那么受损的不只是这个人的名声，老百姓看到的是整个根据地政权的作风。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罗荣桓后来反复强调政策和纪律问题。不过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罗荣桓某月来到郯城，亲自查出问题，随后当场撤职。翟新亚在1940年4月已经因错误被停职，而罗荣桓、赵镈那次可以明确核实的郯马地区检查工作发生在同年夏天。因此，翟新亚的腐化问题可以确认。

那么，“男女作风案”又是怎么回事？1940年1月，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突然自杀。传闻说，是因为一桩男女感情事件，造成死亡。但究其原因：是因为“个人问题未处理好”而突然自杀。黄励不是一个普通干部。政治部的许多工作原本由他协助罗荣桓承担，因此他的去世对115师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影响。黄励之死能够说明的是，115师当时的干部教育、政治工作确实承受着压力。

南大顶事件：杀俘之痛

1940年夏末，山东发生了南大顶事件。当地武装首领廉德山发动叛乱，115师部队前往处理。由于对方裹胁群众，加上战斗中八路军出现伤亡，现场情绪逐渐激化。罗荣桓担心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违反政策，特意派政治部干部前往前线。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政治部直工科长刘四喜在战斗中牺牲，另一名前往现场的政治干部受到刺激。部队攻下南大顶以后，他没有制止已经出现的过激情绪，反而发生了枪杀俘虏的严重行为。这一次，罗荣桓没有护短。他立即撤掉相关干部职务，批评有关人员，又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前往处理善后，同时向上级报告，并就此作了自我批评。

这件事的严重性在哪里？不是简单的“打仗过程中犯了错”。当时的八路军长期强调俘虏政策和群众政策。尤其是在敌后复杂环境中，一支部队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军事上的一场胜利，很可能换来政治上的损失。随后，更严厉的批评来了。罗荣桓提出了一个罕见要求。桃峪会议期间，115师的工作受到尖锐批评。

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在会议上借南大顶事件批评115师工作；随后八路军总部也发来电报，对115师的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提出批评。对罗荣桓来说，这种批评分量很重。因为如果批评的是一次作战部署，他还可以从军事条件上分析得失；可现在被指出问题的，偏偏是政治工作、干部教育和纪律。

而这些正属于政治委员不能回避的职责。罗荣桓先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少见的要求：希望离开山东，到别处学习。

请求调离：自我问责

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名义给上级发电，请求调离山东学习，并称这是自己第一次向党提出个人要求，中央在10月18日前后作出答复。罗荣桓接受了对115师纪律和干部教育的批评，并且真的提出过调整自己工作的请求。115师出了严重问题，上级对罗荣桓不满意，因此罗荣桓准备离开。可中央的回复恰恰说明，事情并不是这样。

毛泽东等人在复电中一方面肯定了对115师问题进行批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115师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要求罗荣桓等人继续安心工作。

具体错误需要纠正，却不等于115师整个山东工作的方向出了问题。而且桃峪会议背后，本来就不只有纪律问题。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同时存在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等多套领导体系。随着徐向前离开山东，谁来统一协调党政军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在战略判断上也有分歧。一部分干部对山东局势比较乐观，希望迅速扩大正规兵团，更多开展运动战；罗荣桓则判断敌伪力量仍然很强，根据地并不巩固，山东仍需要长期坚持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中央定调：留任山东

桃峪会议上那场尖锐批评，既有115师真正存在的纪律问题，也发生在山东根据地正在重新调整领导关系和战略思路的大背景下。罗荣桓最终没有离开，中央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罗荣桓继续留在山东。

1940年10月，他先后签发有关营连党组织建设和“模范党军”支部工作的文件，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干部教育和部队纪律。桃峪会议提出建设“铁的模范党军”，强调执行政策、联系群众、遵守纪律以及严肃细致的工作作风。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1940年的这场风波，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当自己所领导的系统出现严重问题以后，该怎么处理？

南大顶事件发生后，他处理直接责任人，同时向上级报告并作自我批评；批评进一步到来以后，他没有把问题全部推给下面，而是把自己也放进责任链条里；中央后来又把两件事区分开来——具体错误必须纠正，但不能因此否定115师在山东整个工作的基本方向。

结语

因为真正有力量的历史，并不需要靠多添几句对白、多补几个隐秘细节来变得精彩。1940年的那封请调电报，本身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