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正为红军无线电人才发愁,一个俘虏主动站出来,后成开国中将

1930年底，红军打赢龙冈战斗，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发报部分却被损坏，只剩收报机能用。这件战利品有些特别：它能做什么，许多战士说不清，毛泽东和朱德却十分重视。

红军一直缺少可靠的远距离联络手段，如今机器到了手里，还得找到会使用的人。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就在这时候进入红军指挥员的视线。

其中一个叫吴人鉴，后来改名王诤，担任过中尉报务员。他懂无线电，熟悉机器和电报码，手里的这门技术，恰好是红军急需而又很难培养出来的本领。

当时红军同上海党中央相隔很远，山路、封锁线和敌军据点挡在中间。上海已经有了电台，想把设备和技术人员送入根据地，却得穿过一道道检查。

指挥机关希望尽快有自己的无线电力量，前线缴获机器因此成了一条重要的来路。王诤出生于江苏武进，年轻时接受过工业技术教育。1928年，他进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中工作。

到了龙冈，他原来的身份变成了俘虏，接下来做什么，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次切身选择。红军对被俘技术人员讲明政策：愿意留下的，欢迎参加；不愿意的，可以领路费回家。

郭化若召集他们谈话，问谁愿意加入红军，王诤举手报了名。这个主动站出来的人，很快又被介绍给毛泽东和朱德，红军需要的技术骨干就这样留了下来。

1931年初，毛泽东、朱德接见王诤和其他参加红军的无线电人员，鼓励他们把电台办起来。从优待俘虏，到请他们承担工作，态度落在了具体安排上。

王诤加入红军不久，便被委以无线电队的工作，机器和人员终于能接到一起。那半部电台暂时发不了报，王诤先把还能做的事做起来。他戴上耳机，收听新闻电讯和国民党军的通信，把有用的内容抄下来。

过去指挥员想了解外界，到了一个地方常要找报纸；现在留在根据地，也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消息。这些抄收的新闻经过整理，送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面前，后来成为《参考消息》的早期来源。

山里的人终于能比较及时地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王诤的工作也从修好一部机器，延伸到每天把消息接下来、写清楚、送出去。军队之间的电报更有直接用处。

当时国民党军一度认为红军没有无线电设备，通信中的警惕性不足，有的仍使用明码。哪支部队驻在哪里、准备什么时候移动，会随着电波传出去。

王诤熟悉报务，又能从联络习惯中辨认敌台，侦听由此成了日常工作。1931年，红军无线电队建立，王诤任队长，冯文彬担任政治委员。

刚入伍的技术人员要组织成一支可靠队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收报要准确，机器要有人维护，收到的消息要及时交上去，行军时又要把这些设备带走。王诤接着提出办训练班。

部队在发展，只靠最初那几名报务人员，难以满足各处需要。他参与教学，培养新的收发报人员，又根据急用和进一步学习的需要安排培训。

一个人能把电台开起来，一批人学会了，部队之间才有可能逐步建起联络网。设备同样得想办法。王诤建议前线注意完整收缴电台和配件，别再把不认识的器材当成无用东西损坏。

后来红军缴获的电台增加，修理和培训也跟着展开，第一部机器带来的经验，开始变成各部队都能使用的办法。第二次反“围剿”时，这支年轻队伍很快派上了大用场。

国民党军改变打法，想稳步推进，让红军难以抓住孤立目标。王诤和战友持续监听，指挥机关得以掌握对方的位置和行动，原本隐在远处的调动，逐渐有了可以判断的线索。

1931年5月，红军在东固一带寻找战机，王诤截听到敌军联络，得知其准备移动的情况，随即上报。毛泽东、朱德据此研究部署，红军抓住机会作战，接连取得胜利。

电台的作用，也从听新闻变成直接帮助前线选择打击目标。之后的反“围剿”中，通信和侦听继续发挥作用。敌方的命令被接收、分析，红军便能更早判断它下一步的打算，设法调动和疲惫对手。

王诤没有在最前面冲锋，工作却已经连着许多部队的行军和战斗，这也正是他逐步承担更大职责的原因。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无线电工作的难处又变了。

离开熟悉的根据地，部队每天都可能换地方，前面的军团有情况要报告，总部也要随时传达部署。电台搬着走，停下才能架天线、供电、开机，行军时怎样不断联，成了王诤要解决的事。

他把有关力量分开接力：一部分电台随总部先行，到宿营地便架台联络；另一部分留在后面值班，处理完通信任务再赶路。

这样，队伍在移动，各部仍能找到联络的地方。前面的人架好机器，后面的人才有机会收台追赶，报务人员为此常常比别人少休息。艰苦的时候，通信人员也缺吃的。

彭德怀曾送来少量炒面和大米，王诤又分给辛苦工作的报务人员和担负警卫任务的战士，留给自己的很少。电台要人背，机器要人守，这支队伍里的每一份体力，都关系着当天还能不能把工作做完。

王诤自己也曾在长征途中掉队。空袭过后，疲惫和身体不适使他一度同队伍失去联系，中央发现找不到他，非常着急，派人沿途寻找。后来前方传来消息，他已经赶上红一军团，终于重新归队。

一个熟悉整套通信工作的干部，对当时的红军有多重要，从这番寻找就能看出来。抗战开始后，各敌后根据地逐渐建立，延安同远处分散的部队怎样联络，仍离不开他和战友。

王诤组织培养报务人员，又设法采购、组装设备，把无线电通信向更多地区延伸。部队越分散，传递部署、报告情况就越需要这张网。

到解放战争中，中央转战陕北，国民党军已能利用无线电测向追查位置。王诤组织采用小电台与中转电台相配合的办法，让通信既能继续，又减少对指挥机关位置的暴露。

当年只能收听的半部机器，这时已经发展成支持各战场指挥的通信力量。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从龙冈被俘的报务员，到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创建者，他走过的是一条很特别的军旅道路。授予他的荣誉，连着那些抄报、修机、培训和行军中的夜班。

回头看王诤的起步，最让人感慨的，是那门技术终于找到了真正需要它的地方。红军尊重他，也把重担交给他；他愿意留下，又把会的东西教给更多人。

从此，一份消息能越过山岭送到，一道命令能在部队改变方向前传下去，许多人的脚步也跟着少了一分盲目。那次举手留下的选择，就这样进入了日后的军队生活。

后来人记住他的中将军衔，也值得记住军衔背后这些安静、琐碎，却一天都离不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