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觉得：这仗没法打！

1930年10月，蒋介石打赢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败下阵去，他终于腾出手来，转身对付江西。

同一个月，袁河边的小镇罗坊，一个叫陈家闹的村子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开联席会议，会上争得很厉害。中央要红军去打南昌、九江，红军刚从长沙撤下来，人困马乏。

就在这时，蒋介石调集十万余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法，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前面是打不下的大城市，后面是压过来的大军。

会上能提的办法都提了，只有一个办法最让人心里没底：既不去攻城，也不往外跑，退回根据地，把敌人放进来打。

提这个办法的是毛泽东。

那年他三十六岁，说话带着浓重的湘潭口音。

一、怕，一点都不丢人

先看两边的家底。红军四万人左右，枪不够，子弹更少，一部电台都没有，传命令全靠人跑。对方是国民党正规军，人数比红军多一倍还不止。

正常人碰上这种局面，脑子里会冒出三个念头：跑远点，分散开，或者守住边界。三个念头都有道理。

尤其是江西本地的干部，"诱敌深入"在他们听来，就是让敌人进自己的村子，抢自己的粮，踩自己的田。回头看，这种怕是对的，算不上胆小，是一个人对风险最正常的反应。

人天生对眼前的损失特别敏感，对长远的好处却很迟钝。谁要是一听"放敌人进家门"就满口答应，反倒说明他没把老百姓的日子当回事。

毛泽东跟别人的区别，不在于他胆子大，而在于他看的是另一本账。别人比的是总数，四万对十万，怎么比都输。

他比的是到了战场上一仗一仗怎么打。十万人分几路往山里走，路窄，地形又生，互相照应不上，走着走着就被拉成一段一段的，每一段一两万人。

红军攥成一个拳头，专挑其中一段砸。好比一捆筷子掰不断，拆开了一根一根掰，就不费劲了。光有这个账本还不够，还得知道谁站在你这边。

罗坊会议期间，他抽出一个星期，找来八个参加红军的兴国农民，一家一户地问田地、租子和债务，后来整理成了《兴国调查》。大军就要到了，他却坐下来跟农民算细账，看上去不分轻重缓急。

其实正是这些细账给了他底气：群众跟红军一条心，敌人进了苏区就成了瞎子、聋子，红军却看得清、听得见。所谓"主场"，就是这个意思。

会议最后定下"诱敌深入"的方针。说服的过程不是拍桌子，是一遍遍讲道理。在我看来，这一步比后来打赢更不容易。

二、鱼不咬钩的时候

计划好定，打起来却不顺。红军先瞄准的是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两次设伏谭道源都没成，部队只好撤出阵地，回去接着等。

几万人埋伏在山里，一次次扑空，最消磨士气的就是这种时候。据记载，毛泽东和朱德夜里商量时说，机会总会来，还得耐心等一等。

打仗跟钓鱼一样，这条鱼不咬钩，就换个地方。没多久，机会来了。

一贯骄横的张辉瓒求胜心切，不听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的劝，亲自带着两个旅和师直属部队共九千余人向龙冈开进。他判断红军还在百里之外，不值得担心。

12月30日清晨，龙冈一带大雾。红军打了一整天，全歼张辉瓒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余人，在龙冈圩西南的万功山活捉了张辉瓒。

几天以后，红军掉头往东，在东韶消灭谭道源师一个多旅，俘敌三千余人，第一次"围剿"就此垮掉。这一仗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反差。

红军这边，开始时人人觉得"这仗没法打"；张辉瓒那边，觉得"这仗太好打"。两种本能方向相反，错法却一样，都是凭直觉下结论，没有去算具体的账。

区别在于，红军里有人肯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张辉瓒身边也有人劝过他，可他听不进去。所以骄傲比恐惧更致命：恐惧让人停下来想一想，骄傲让人连想都懒得想。

张辉瓒的结局很惨。1931年1月，他在东固的群众大会上被处决。

三、半部电台，一个二十一岁的俘虏

龙冈战场上，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从此改变。他是第十八师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被俘时二十一岁。参加红军后，他给自己改名叫王诤。

他参加红军才十几天，就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红军在龙冈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发报机被砸坏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这就是有名的"半部电台"。

毛泽东、朱德接见王诤和刘寅时说，等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他们来管。这句话当时听着像空口许愿，后来一步步都兑现了。

第二次反"围剿"打响以后，5月14日黄昏，王诤听到国民党军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的电台正在用明语和吉安留守处的电台通话，对方说的是"现驻富田，明晨出发"，要去的地方是东固，而东固正是红军总部的驻地。

红军连夜出发抢占有利地形，5月16日在东固一带设伏，歼灭敌第二十八师全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公秉藩师部那部100瓦大功率电台，也被红军完整缴获。

同一个第十八师出来的两个人，一个师长，一个报务员，结局完全不同。张辉瓒手里握着九千人，却听不进一句劝。

王诤只是个俘虏，赶上红军优待俘虏、重用人才，成了我军通信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8年去世。我觉得，一支队伍能不能成事，不光看它怎么对付敌人，也看它怎么对待从敌营过来的人。

敌人的耳朵变成了自己的耳朵，这比缴获多少枪炮都更合算。这段往事至今还有人在讲。

据《江西日报》报道，今年6月26日，永丰县龙冈畲族乡万功山"半部电台"旧址，讲解员正在给前来研学的学员讲红色故事。九十多年前的那半部电台，如今成了一堂实景课。

四、做少数派，比打胜仗更难

赢了一仗，麻烦反倒来了。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成了下级。

4月，中央代表团到了苏区，看问题的角度更"左"，觉得"诱敌深入"太保守。偏偏这时，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二十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兵力比上次翻了一番。

中央局里有不少人主张退出中央苏区，有人甚至提出远走四川。毛泽东成了少数，也没有了说了算的权力。

他没有赌气，也没有撂挑子，而是建议扩大会议，把前线各军的指挥员请来一起讨论。这些人在龙冈亲手打过仗，"诱敌深入"灵不灵，他们最有发言权。

讨论下来，会议决定留下来，就地打破"围剿"。这一段常被一笔带过，我却觉得它最见功夫。

看准了，是本事；看准了却没人信，还能沉住气，按规矩一点点把人争取过来，是更大的本事。历史上不少人看得很准，最后败就败在不会做少数派：要么硬顶，跟大家闹翻；要么泄气，干脆放手不管。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从东固往东一路打到福建建宁，半个月走了七百里，五仗全胜，歼敌三万多人。

毛泽东后来用"七百里驱十五日"来写这一仗，一点也不夸张。仗打完以后，红军上下多了一句大白话：跟着毛委员，能打胜仗。

尾声：本能和远见之间，隔着一笔账

故事没有就此结束。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上阵，带三十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又被打破。

但到了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调离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确的军事路线才重新占了上风。

罗坊算过的那笔账，后来又用血的代价重新算了一遍。当年争吵的地方，如今是罗坊会议纪念馆。

它始建于1973年，1976年建成开馆，2021年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年免费对外开放。参观的人看得到发黄的决议，却很难体会到当年屋里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这段历史最值得记住的，恰恰是那种感觉。"没法打"是人最自然的反应，它能让人避开危险，也常常让人错过唯一的活路。

高明的人不是不怕，而是怕的时候还肯多算几步：兵力多少不只看总数，还要看怎么用；地形、民心，连敌人的骄傲，都能变成自己的兵。真正的远见，起初往往只有少数人看得见。

它不靠嗓门大，靠的是一笔笔算清楚的账、一场场打下来的胜仗，还有在被误解时依然不走、不闹、不放弃的那份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