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地相似，巴勒斯坦人的结局，中国史书已经有了清晰的记载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当今巴以两国的恩怨纠葛，究竟会走向何种结局？答案或许并不遥远。翻开中国史书，一段与之惊人相似的往事早已给出清晰的注脚，那就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与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

中国从公元三世纪初汉朝灭亡到隋唐崛起之间的混乱时代，因“三国时期”而广为人知。然而，这并不是那些分裂世纪中唯一的冲突时期。

继曹操、刘备、孙策的功业之后的一代人，魏国的政治纷争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另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即所谓的八王之乱。在公元三世纪初三国鼎立的格局建立并巩固之后，历经关羽兵败、赤壁之战，蜀、吴、魏三国逐渐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落。

各国相互攻伐，也与外部敌人作战，但最具破坏性的则是其内部冲突与政治腐败。在这三国之中最为强大的魏国，正上演着迷宫般的阴谋诡计。到了公元三世纪三十年代，曹氏皇族与司马氏贵族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司马氏曾是旧汉帝国的大地主贵族之一。

公元 249 年，魏国将领、政治家、皇帝摄政王之一的司马懿发动政变，铲除了与他共同摄政的对手，控制了魏国政权。此后十年间，司马氏对魏国傀儡皇帝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司马懿于 251 年去世后，其长子司马师继任摄政王。

当他于 255 年突然去世时，其弟司马昭继位。260 年，魏帝曹髦发动反政变，但被粉碎，本人也被杀害。当另一位傀儡皇帝在事后被扶上皇位时，司马昭派遣邓艾、钟会攻灭蜀国，并于 264 年被封为晋王。

司马昭于 265 年 9 月 6 日去世，其长子司马炎继位。他毫不客气地采取了最后的步骤，以自己的王朝取代了魏朝，正如魏国当年实质上取代了汉朝一样。公元 266 年，魏国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退位，由司马炎继承其位。

他被加冕为晋朝皇帝，但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谥号武帝。与这个动荡年代的前辈们相比，司马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统治堪称稳定，也是当时急需的稳定局面。然而，这一统治也埋下了问题的种子，最终将新生的晋朝推向倾覆。

要理解后来的走向，必须探讨不同朝代在管理皇室成员方面的差异，以及这对未来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汉魏两朝的皇帝大多让宗室亲戚远离权力中心，赐予他们空头衔后打发到外地。

这种做法虽然阻止了厚颜无耻的亲戚挑战皇权，却也使皇帝与其天然的盟友相隔绝。这意味着一旦统治者是个孩子，或者没有能力理政，就会出现权力真空，需要外来者来填补。对魏国而言，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真空恰恰为司马氏夺权铺平了道路。

有鉴于此，晋武帝决定让家族广泛参与治理国家。他的二十七位男性家族成员被授予王爵，并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诸侯，统治各省领地，如今他们对新领地拥有了实际的权力。

武帝甚至在封地任命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发言权，允许他们拥有卫队、征收赋税，并有权留在首都洛阳。诸侯们身在京城并在那里保有影响力，这使他们对皇位拥有影响力，因此掌握着对国家潜在的巨大政治权力。

皇帝开始在朝廷中授予皇亲国戚以重任，甚至任命他们统率战场上的军队。武帝相信，这种赋予家人权力的政策将为他的领地带来稳定。继承问题同样需要考虑。

武帝有九个儿子，均已成年。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司马衷，出生于 259 年；司马柬，公元 262 年由杨艳皇后所生。公元 274 年皇后去世后，杨姬继位为皇后，她是权臣杨骏之女。

为了遵循传统，武帝选择长子作为继承人，然而司马衷可能患有发育障碍，这一事实将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朝廷顾问忧心忡忡地劝谏皇帝不要如此，但武帝起初并不理会这个建议，并通过为儿子安排与贾南风的婚事，为其继承皇位做好准备。

贾南风乃是在司马氏掌权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贾氏家族的一员。她 “心机深、心狠手辣” 的名声或许只是宣传，贾南风更有可能只是一位来自极其显赫家族、令人生畏的女性，因此她才能成功摆脱谋杀罪的指控。

尽管如此，皇帝最终还是开始对司马衷的残疾表示担忧，并经常写信给儿子以试探他的反应。竟是贾南风代替丈夫作出了回应，冒充这位残疾的继承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让皇帝就此放下心来。

289 年，武帝健康状况恶化，他开始考虑在他死后何人应当担任继承人的摄政，最终选定两人共同摄政。这两人便是前面提到的杨骏，以及司马氏宗室、汝南王司马亮。然而这样的联合任命只是迫使二人开始互相图谋。

汝南王本应离开京城，前往许昌就任节度使，皇帝作出决定之后，病中的皇帝下令他不要离开。可惜这些命令并未传到汝南王手中，被杨骏拦截，汝南王便径自出城了。

正因如此，司马亮从未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共同摄政，而杨骏也篡改了先帝的遗诏，将其排除在外。金朝的开创者于 290 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太子司马衷继位，登基为晋惠帝。然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仍未缓和，司马亮因害怕杨骏而拒绝出席悼念仪式。

汝南王最终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危，逃往许昌，把控制权拱手交给了杨骏。摄政王与其女儿太后此时对惠帝影响甚大，且以严苛的方式统治，疏远了整个朝廷。贾皇后自然也不甘处于弱势地位，她开始与他人合谋反对杨骏。

策划者先到许昌向司马亮求助，但汝南王仍然过于畏惧，予以拒绝。此后，他们又转而寻求强大的楚王的帮助。楚王司马玮是武帝第五子，被视为勇敢的战士。公元 291 年 4 月 5 日，司马玮率军入京。

皇后牢牢控制着残疾的丈夫，命他下诏，指控杨骏谋反，命司马玮将其处决。司马玮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摄政王的军队，杨骏被杀，其家族被屠戮，死亡人数达数千人。皇后此时已是真正的统治者，司马亮被召至洛阳共同摄政，此举源于皇后对治理的敏锐认识。

事情本可就此收场，然而汝南王却开始疏远其他贵族，为处决杨骏而颁发了过于奢侈的赏赐，甚至开始垄断权力。他被劝告不要采取这种行动，但他无视了朝议的谏言。司马亮试图剥夺楚王的军权，最终触碰了底线，激起了司马玮的暴烈性情。

司马玮随即与贾皇后结盟，皇后伪造了一份指控司马亮叛国的圣旨，不久之后司马亮便被处决。此时轮到司马玮成为皇后的目标，皇后担心楚王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篡夺皇位。

她下令向名义上归司马玮麾下的各支军队传出消息：指控他伪造了导致司马亮被处死的圣旨，并警告他们不要再服从其号令。士兵们立即放下武器，抛弃了楚王。司马玮被抓捕、移交，最终于 291 年 7 月 26 日被处决。

截至此时，贾南风的权谋运筹已见奇效，通往完全掌控朝政的道路几乎打开，然而尚有一道障碍。司马遹是惠帝之子，为妾室所生。这已经够糟糕，加之贾后无法生育，司马遹便成为帝国的继承人。

贾氏为除去司马遹，将其召至宫中，却不肯亲自接见，反而让婢女给太子送去三升酒。司马遹自然拒绝了这一提议，表示不可能喝完所有的酒。仆人随后透露，此酒乃是惠帝所赐礼物，声称拒绝这样的礼物将违背儒家原则。

司马遹别无选择，强迫自己饮尽了所有的酒，结果不出所料地喝得酩酊大醉。之后，继承人被迫用自己的笔迹抄写一封谋反书信，实质上暗示他即将推翻自己的父亲与朝廷。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司马遹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

有趣的是，他似乎醉得太厉害，以致许多字句都写得不完整，只得由贾后亲自补齐。贾后将文件呈递惠帝，因其补写的字迹十分明显，显示出这封信实为伪造，但无人敢公开反对她。然而惠帝仍不肯诛杀自己的儿子，反而将其贬为庶人。

八王之中的另一位，赵王司马伦此时登场。他曾是皇后的心腹之一，任右军将军。太子司马遹被废一事引起朝野极大愤慨，而围绕着司马伦，又一场阴谋开始浮现。有人告诉他，即便他协助恢复司马遹的皇储之位，太子日后仍可能鄙视他。

于是，司马伦向皇后进言，称司马遹依然对她的权威构成威胁，倘若放任不管，甚至可能揭穿她的所作所为。依此建议，皇后派遣刺客追杀了她的继子。然而她最终却遭到了赵王的背叛，司马伦指控她犯有谋反与谋杀之罪。

当特工奉命前往逮捕皇后时，皇后询问谁应对此事负责。据说她在得到答复后说道：捆绑一条狗时，必须将其绑在脖子上；若把它的尾巴绑起来，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她最终被迫自尽。皇后的家人与追随者尽数被诛，皇帝甚至遭到软禁。

301 年，司马伦称帝，导致剩余诸王之间的间歇性内战。由于晋国诸王忙于撕裂自己的帝国，他们需要士兵作战，于是转向东部草原上的诸多游牧民族求助，以补充人力。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这些游牧民族显然被晋朝当作奴隶对待。

由于这样的待遇，加之中国的实力因内战而不断削弱，北方地区的各游牧民族开始起义，建立自己的政权。311 年，晋朝北方领土被分割。同年，匈奴攻陷晋都洛阳，杀害晋朝太子、数十位重臣以及约三万名平民。

这一刻被视为大西晋棺椁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也是东晋的开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北方的动乱导致了汉人向淮河以南的大规模迁徙，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代，这一时代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回望今日的巴以之争，两个民族因宗教信仰与故土归属而结下千年恩怨，一方是自古居住于此的阿拉伯人，另一方是流亡千年后重返故土的犹太人，双方谁也无法真正消灭对方。

这与西晋末年的乱局何其相似：中原汉人世代扎根故土，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则趁八王之乱纷纷南下抢占地盘，仇恨在报复与反报复中越结越深，最终陷入死循环，令国土支离破碎。

从中国史书所载的兴衰轨迹来看，巴以冲突的前景大致只有两种走向：或是双方各自管理自己的领土，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和平共处；或是任由仇恨发酵、战火延烧，最终以一方的覆亡收场，正如西晋在诸王混战与外族入侵之下走向崩塌。

历史的镜鉴已然清晰，唯愿这场绵延已久的纷争能以和平的方式收束，而非重演昔日中原大地上那段血泪斑斑的往事。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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