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北京。一个65岁的老人，连续三天出现在毛泽东的灵堂前。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吃，只是站着，向遗体深深鞠躬。

外人看着奇怪——这人是搞科学的，不是搞政治的，至于这样吗？

至于。因为那三天守灵，还的是整整二十年的债。

归国之路

先说一件美国人干的蠢事。

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开始调查钱学森。 随后，他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在美国待了约五年，走也走不了，留也留不安生。

这事到底有多荒唐？

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 钱学森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抵上五个海军陆战师的兵力。所以他们不让他走。

结果呢？越不让走，走的意志越坚。

钱学森在美国的日子，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学者张现民的描述来说，充满了"盲点、误解"和"种种磨难"，令他刻骨铭心。 这段历史后来被写进了《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一书，2019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还原这段经历最扎实的学术著作之一。

转机出现在1954年到1955年。

日内瓦，中美两国代表坐到了谈判桌旁。表面上谈的是战俘交换，实质上是一场外交博弈——美国要释放在华美国公民，中国要求允许滞留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自由回国。这场谈判里，钱学森是中方最想要回来的那一个。

1955年9月17日，洛杉矶港口。 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码头上围了一圈美国记者，有人问他：你在美国成就这么大，以后还会回来吗？

钱学森没有犹豫，说：不会。

1955年10月8日，他踏上了故土。 在海上颠簸了十五天，终于到了。

那一年，他44岁。

回来之后，新中国对他的安排几乎是立刻启动的。陈毅元帅接待了他，很快安排他赴东北考察。哈军工校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飞到哈尔滨，在考察途中直接开口问：你觉得中国人能搞出导弹来吗？

钱学森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

就这一句话，把中国航天的序幕给拉开了。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中国有了自己第一个专门研制导弹的机构，正好是他回国整整一年后。但在这之前，有一件事先发生了，而且发生得比导弹更重要。

初获信任

1956年1月25日，下午，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议题是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与会的不只是党政领导人，几位刚回国不久的科学家也被邀请进来，钱学森是其中一个。

会议内容多，发言踊跃，原定一个下午开完，结果延到了晚上。临时宣布休息，吃点东西再继续。钱学森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他刚回国几个月，在这种场合多少有些拘谨。

然后，门开了，毛泽东走进来，直接走到他面前，握了手，问近况。

两人聊了一会儿，毛泽东突然问起一个让钱学森没料到的问题——基本粒子是否可以再分？

这是纯粹的哲学问题，也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还没定论的难题。钱学森不好肯定，也不好否定，只是说明了学术界的争议现状。毛泽东却表态了，说基本粒子也是可以分的。

钱学森后来回忆这段话，说毛主席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二十年后，高能物理的发展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当初毛泽东的判断，方向上并没有走偏。

这是第一次见面。说话时间不长，但钱学森记了很多年。

真正改变他心理状态的，是六天后的那场宴会。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部分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座位——第37桌。他是刚入选的新委员，一颗导弹没造过，坐第37桌，完全合理，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当晚，他拿着请柬走进宴会厅，径直往37桌走去。

找了一圈，没有他的桌签。

他以为自己记错了，拿出请柬反复看，上面确实写的是37桌。他找来一位工作人员询问，工作人员把他引到了第1桌——就在毛泽东座位的右手边，桌签上清清楚楚写着：钱学森。

工作人员解释：毛主席在审看宴会名单时，看到钱学森被安排在第37桌，亲笔用红铅笔把他的名字勾到了第1桌。

就这一笔，勾出去的是37桌，勾进来的是什么，钱学森当时未必说得清楚，但他这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一刻。

毛泽东在全场掌声中入场，热情招呼他落座，随即聊了起来。说到美国人的评价，毛泽东讲：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

摄影师在这一刻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了钱学森一生中最广为人知的留影之一。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清楚。钱学森是搞导弹的，不是搞政治的，但那个年代，一个刚从"敌方阵营"回来的科学家，国家到底信不信他，他心里其实一直没底。不是没有风险——何况当时他什么成绩都还没有，导弹没造，卫星没上天，什么都没有。

毛泽东那一笔勾划，不是奖励，是押注。

是在你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先把信任给出去。

这种信任的分量，不是后来"两弹一星"的荣誉能衡量的。那些荣誉，是对成绩的认可。1956年2月1日那一笔，是对一个人的认可。

钱学森后来说，每一次接见都给他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他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他这辈子一共被接见六次，第一次和第二次，就在这三天里。

战略指引

时间快进到1964年。

这一年，中国的外部处境非常难看。苏联撤援了，中苏关系破裂，大量援助项目停摆，很多技术资料被带走。与此同时，美国方向的压力也没有减少。中国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手里的导弹还在摸索阶段，空中防御几乎是一片空白。

攻击性武器在搞，防御性武器呢？

这个问题，钱学森也在想，聂荣臻也在想，毛泽东也在想。

1964年1月2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 是在听取钱学森汇报之后形成的。报告里说：反导弹的技术途径还摸不准，具体任务暂时提不出来，决定第一步先成立一个小组，由钱学森负责，搜集资料，探讨技术方向。

毛泽东看完报告，决定亲自谈一次。

1964年2月6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民俗中的"小年"。

下午一点，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三位科学家到中南海菊香书屋。

这是第五次接见。

毛泽东先后与竺可桢、李四光聊了聊，随后把话题转到钱学森这边，聊起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进展，然后话锋一转，落在了"防御"上。

钱学森汇报了现状，说目前正按照指示，组织人员研究防弹道导弹的技术途径，但由于技术条件不够，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暂时还无法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听完，说了一段话，后来成为中国反导事业的奠基性表述：

"总要搞防御的，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这句话不长，但说清楚了三件事：第一，必须搞；第二，可以少投入，但不能不投；第三，不设死线，但不能放弃。

就是这个基调，把中国的反导弹研究工程——后来命名为"640工程"——正式启动了。

钱学森表示赞同，并结合自己的专长提出了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这次谈话之后，反导武器的研制工作正式列入国家议程，"有矛必有盾"也成为这项工程的核心指导思想，一用就是十几年。

历经十余年的研究，中国的反导技术团队在某些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整个工程最终因条件限制，于1982年停止。然而那次谈话所开启的思路，并没有停止——时至今日，中国仍在研制自己的反导系统，而"有矛必有盾"这个判断，依然是其底层逻辑。

还有一件事，原文没有提，但必须说。

有一种说法，把1964年这次谈话的地点和时间都弄混了，说是"年底"，说是"长谈好几小时"。经查，正式史料明确记载，谈话发生在1964年2月6日，是在小年那天的下午，与竺可桢和李四光同场，并非单独长谈。把这个背景还原出来，才能看清这次谈话的性质——不是对钱学森的单独召见，而是对一批科学家的集体咨询，只不过关于反导的那段话，是专门对着钱学森讲的。

守灵与悼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消息传开，整个北京的空气都不一样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庄后来回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脑袋顿时一片空白"，跌跌撞撞往宿舍走，十几分钟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走错了方向还不知道。30多万党政军机关干部、工农兵和各界群众，涌向各个悼念现场。

钱学森是其中一个，而且是连续三天。

三天，他都出现在灵堂，向遗体深深鞠躬。他没有讲话，没有接受采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站到那里。

有人做过统计，毛泽东在世的二十一年里，先后六次接见了钱学森。 每一次，钱学森都有明确的记忆，回忆文章里写得很清楚——第一次是1956年1月，第二次是1956年2月宴会，此后还有四次。

六次接见，二十年。这是钱学森心里那个账本的分量。

1976年9月16日，毛泽东逝世后第七天，《人民日报》刊发了钱学森撰写的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这篇文章有完整记录，原文可查。钱学森在文章开头写道："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回忆往事，历历在目。21年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下，经过艰苦斗争和美国朋友的支持，我终于回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回国以后，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这段话，是钱学森自己写的，不是别人代笔，不是政治任务。

当然，也有人会说，1976年的特殊政治环境，使得这类文章的表达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色彩。这个判断不算错。但有一条线是真实的，无论时代背景怎么变：从1955年回国，到1976年守灵，钱学森跟这个人，跟这段关系，跟这份"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先信了你"的知遇之恩，打了整整二十年的交道。

这不是文章，这是账。

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在他还没有成绩的时候就先信他的人，已经是很大的运气。更难得的是，这种信任后来被证明是对的。钱学森没有辜负那一笔红铅笔的勾划。"两弹一星"，1999年被评为元勋，中国导弹与航天体系的奠基人，他的名字永久地刻在了那个时代的顶点。

但他自己更在乎的，不是这些荣誉。

他在乎的是那个1956年2月1日的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什么成绩都还没有的归国科学家，在第1桌坐下来的那一刻。

还一份情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三军仪仗队为他抬棺，葬礼规格极高。这是国家对他一生贡献的回应，也是那场长达五十年的相互托举，最后的落幕。

从1955年踏上故土，到2009年离开这个世界，钱学森在中国度过了54年。这54年里，他造出了导弹，送上了卫星，建立了中国航天的基础骨架，培养了几代航天人。

但他记得最清楚、说得最多的，始终是那几次接见，那几句话，那一笔红铅笔。

有千里马才有伯乐，但更难的是：在千里马还没跑出来的时候，就先押注的那个人。

钱学森用五十年还了这份情。

这份情，史有明证，天地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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