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26年。国庆节刚过，十月五日，就是母亲九周年的忌日。

九，是我们中国人眼里最大的阳数。九九归一，天长地久。母亲活了八十九岁零十一个月，差五十天，就整整九十。她这一生，像极了这个数字——差一点圆满，却又在差一点里，把该做的事、该爱的人、该走的路，一样不落地都做完了。

我又一次打开她那个旧书桌最下层的抽屉，取出那摞发黄的笔记本。最上面那一本，夹着一页又一页洇了水汽的纸。纸上是她不同年岁的字迹，越写越长，题目都是同一句话：“每周五（主麻日）念经对象。”名字密密麻麻，有的写着经名，有的只写“姑舅”“姨娘”“隔壁某某”。到了晚年，许多人她已经记不清全名，只能用尊称和关系标注。

我知道，这是母亲在替那些已经“口唤”了的亡人祈祷。她一辈子没跟我讲过什么大道理，可每到主麻日，她都在礼拜毯上，嘴唇轻轻翕动的样子，我如今一闭眼，还看得见。

母亲生于1927年的北平牛街，归真于2017年10月5日的兰州。她不是什么名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只是兰大二院妇产科一位看了半个世纪病的大夫。可在我这个儿子眼里，她这一辈子，比许多鸿篇巨制都要动人。

母亲刘颀在人生不同时期的照片

一、小寺街二十三号

母亲出生在北平牛街的小寺街。那条胡同在清代叫“小菜街”，“菜”与“寺”音近，叫来叫去，就成了小寺街。胡同呈一个倒写的“T”字，东起教子胡同，北接输入胡同，南跨沙栏胡同直到南横西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一厂拍《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晓棠和王心刚走过的那条街景，就是小寺街。从北口进去二百多米，路西二十来米，便是母亲的家——小寺街二十三号。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小寺街

在牛街，刘家是出了名的穷。乡邻有两个外号，一个叫“穷刘”，一个叫“切糕刘”——家里做切糕卖。一家七口：祖母刘白氏、父亲刘云谷、母亲刘甄氏，加上姐妹四个：大姨刘颐、二姨刘咸、母亲刘颀（我母亲）、小姨刘恂。二十三号不是独院，院里还住着大刀刘家、菜行马家、勤行张家、卖香的计家，五户人家共用一个门洞，一口水井。

我的外祖父刘云谷，是牛街一带小有名气的文化人。他高小毕业，因家贫进了白纸坊的财政部印刷局当学徒——那是中国第一家用钢凹版印钞票和邮票的官办印钞厂。后来他走了仕途，当过古浪县、甘肃省府的秘书。可他又是个重男轻女到骨子里的人。外祖母生过一个儿子，两三岁时被祖母从亲戚家带回的猩红热传染夭折了，之后一连生了四个闺女。外祖父便把一辈子的失意，都撒在这母女五人头上。

1935年，外祖父为躲避日伪迫害，只身去了甘肃。从那天起，他再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那一年，母亲刚满八岁。

母亲的曾祖母刘白氏、外祖父刘云谷、外祖母刘甄氏

二、寄人篱下的八年

父亲走后，家里断了炊。母亲被送到隔壁二十一号、二十二号院的梁家寄住，一住就是八年。

梁家是北京玉器行的大户，在前门外廊房二条开“荣兴斋”，专做蒙藏庄的仿古玉，行内人叫“梁货”。梁德瑞老爷子有三个男孩，小名叫虎子、豹子、狗子。二女儿梁佩蘅，和母亲同岁，两个人在牛街二十小学同班同桌，同吃同住同上学。母亲晚年常常念叨狗子哥。她说她在梁家那八年，梁家从未亏待过她。这份恩情，她记了一辈子。

2012年，牛街的亲戚刘启厚来看她，她拉着侄儿启厚的手，再三托他帮忙找一找梁佩蘅。后来找到了梁佩蘅的妹妹梁佩芝，才知道梁佩蘅晚年定居美国，年事已高，卧病在床。两位老人，终究没能再见上一面。这成了母亲心里一桩迟迟没能放下的事。

母亲刘颀在兰医二院的家和北京牛街侄儿刘启厚合影

三、十六岁，一路向西

1943年，一个消息打破了这个家艰难维持的平静：大姨刘颐从街坊口中听说，父亲在兰州已经另娶后妻，还生了两个儿子。

大姨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有点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的性格。她没有立刻告诉外祖母和三个妹妹，而是做了一个在那个年代惊天动地的决定——卖掉小寺街二十三号仅有的房产，带着母亲、外祖母和两个妹妹，去兰州找父亲。卖房款七十大洋。为了讨好重男轻女的父亲，大姨在路上用这笔钱买了一个男婴，起名刘复。剩下的盘缠很快用光。一家人坐着一辆架子车，沿路乞讨，靠清真寺的施舍一口一口撑着，走了二十多天，从北京走到了兰州。那一年，大姨二十二，母亲十六，小姨刘恂才九岁。

母亲在自己的档案里写过一句话，我每次读都心口发紧：“我八岁时父亲外出，丢下母亲和两姐一妹，不给家寄钱……将仅有的五间破房卖掉，从北京来古浪找父亲。我在家仅住一月，即与父离开，一人在兰求学。我自从北京来兰二十一年，仅仅与父亲在一起生活过一个月。”

大姨刘颐年轻时的照片，以及母亲与大姨的合影

四、背着产包上皋兰山

在古浪只住了一个月，命运给了母亲一道缝。兰州高级助产职业学校招生，公费。这所学校1935年创办，是甘肃第一所省立助产学校。校长陈桂云，毕业于北京协和女子医科大学，发明了“陈氏单手产钳术”——一只手就能完成传统双手才能做的难产手术。她亲自编教材、带学生，背着产包、急救包和消毒用的大蒸锅，带着一群姑娘，爬皋兰山、走东岗镇，上山下乡到老百姓家里接生。

考试院甘青宁考铨处第一科的兰州市助产学校母亲刘颀的录取通知（退回原证件）

1947年3月，陈校长离任赴沪，三六级全体同学合影留念，母亲站在二排左三。那一年她十九岁。1948年12月，国立兰州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挂牌，全院连院长带护士不到三十人，三十二张木板床，医疗器械总值八千块。母亲是妇产科的护士兼助产士——她从那天起，把半个多世纪，都交给了这所医院。

1947年3月，三六级全体同学欢送校长陈桂云（一排右一）赴沪，中间是她收养的孩子。我母亲在二排左三

五、那双挤变形了脚趾的小皮鞋

1950年，兰大三位领导——乔树民院长、杨英福院长、军代表陆润林——一拍即合，保送母亲进兰州大学医学院医疗系读书。可她基础差，要补的课太多，请辅导老师要花钱，家里却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于是她做了一件我至今想起来仍鼻酸的事——她一个人去卖血。卖血换来的钱，用来请老师补习。为了守住一个大姑娘最后的体面，她特意穿上从北京带过来的、也是她唯一的一双皮鞋。可惜鞋码太小。日复一日，那双鞋把她的脚趾骨，挤变了形。

1955年毕业合影，全班八十一个人，箭头指着她——那个从牛街切糕刘家里走出来、靠卖血读完医学院的姑娘。

1955年兰州大学毕业全班八十一人合影，箭头所指即母亲

六、怀着我，她还在做手术

母亲是1958年和父亲结婚的。父亲苏凤鸣，陇西苏家堡人，在黄羊镇的甘肃农科院工作。1959年11月，姐姐苏晴在武威出生；1963年1月19日，我在兰医二院静观园的小洋楼里出生。

我出生那一年，母亲刚被评为讲师。她挺着大肚子查房、接产、上手术台。同事们劝她歇一歇，她不肯。直到临产那天，她还在手术室里。劳累过度，我早产了一个多月。我出生的小洋楼，隔壁住着崔志孝教授——兰大二院妇产科的开山主任，我从小叫她“崔妈妈”。母亲当副主任，给崔妈妈打了二十多年的下手。

后排右一怀着我的母亲（1963年），前排左五为崔志孝主任

母亲做手术有个绝活儿——她左右手都能操刀。这要追溯到她在实践女中那一年半，学的是缝纫、刺绣、编织。那双会绣花的手，后来成了妇产科最灵巧的一双手。患者回忆，刘主任手术快，手法稳，“左右开弓”。一只木质听筒，两只手，她就能判断胎位正不正、胎心好不好。那个年代，兰大二院产科会阴撕裂的发生率，被她压到了百分之三——这在今天，也是个了不得的数字。

中年和老年的母亲在为病人诊断

七、那些没给我们做过的晚饭

我必须承认，作为儿子，母亲陪我的时间，远不如她陪那些产妇的时间多。1968年她下乡那年，我五岁，姐姐九岁。我们被扔在黄羊镇大姨家，一住好几年。她不会给我和姐姐开家长会，不会给我们做晚饭，甚至我们发烧了，常常是姥姥抱着往医院跑。可她有她表达爱的方式——她攒钱给我们买书。只要发了工资，她就买书。她自己没读完中学，可她认定一件事：“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

父亲1988年查出癌症，1989年走了。母亲一个人过。她和父亲唯一一次出远门看山水，是去桂林。那张在漓江边的合影，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后一张合影。

母亲与父亲在桂林山水间——他们夫妻唯一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八、一针一线，都是她没说出口的爱

1982年，母亲当选兰医二院副院长——这是该院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出身妇产科的院长。1987年，她评上主任医师、教授。1998年从岗位上退下来，她又被离退休专家门诊部请回去坐诊，一坐就是十年。十年之后，她又去洪门子、贤后街的小门诊，直到身体实在撑不住。

她开始一桩一桩，做那些年轻时没空做的事。她给我和姐姐织毛衣、织毛袜。我后来得了糖尿病，双脚常年麻木冰凉，一年到头穿着母亲织的毛袜。她学做绢花。她学十字绣。八十岁那年，她戴着老花镜，绣完了一幅《八骏图》——八匹马，奔腾在绣布上，马鬃飞扬。那幅绣品，至今挂在我客厅的墙上。1997年7月，她站在牛街礼拜寺门前，让人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小寺街早已经拆了，盖成了牛街东里小区。她站在那里，像是在跟八岁的自己，遥遥对望。

30年代的牛街礼拜寺街景 以及1997年7月刘颀在牛街清真寺门前

2011年2月，母亲在家客厅

母亲给我织的毛线袜——我糖尿病双脚冰凉时，全靠它

八十岁的母亲，与她绣的《八骏图》合影

九、她像算好了一样

现在想来，母亲走前那半年，是有预感的。

她一辈子替别人安排手术、安排病房、安排产妇的产程，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她还是那副老脾气——不慌不忙，井井有条，像一台运转了八十九年的老座钟，到点了，自己一格一格，把发条走完。

先是收拾衣服。她把自己那些穿了大半辈子的衣裳，一件一件摊在床上。她把它们分成几摞：这一摞给我媳妇的，这一摞给我姐姐的，这一摞捐给寺里的困难乡老的，那一摞，是她做礼拜时穿的大白布拜衣——“那个不能动，等我走了，就用它裹我。”我和姐姐劝她：“妈，您说这些干啥。”她摆摆手：“人哪有不走的。早安排好，省得你们到时候手忙脚乱。”

然后是钱。她把多年的存折、存单，一张一张理得平平整整，夹在一个咖啡色塑料皮的小本子里。哪一笔是给孙女的教育钱，哪一笔是给外孙的结婚的钱——她都用铅笔，在旁边一笔一划写好了备注。她一辈子清贫，两袖清风，到最后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巨款，可她把那点不多的钱，安排得比她写过的任何一份病历都清楚。

最后是日子。

2017年的国庆节，是10月1日到7日。母亲是10月5日那天走的——长假过半，离收假还有两天。我后来一遍一遍地想，这哪里是巧合。她是故意的。

她算准了：国庆长假，家里人不用请假，能安安稳稳陪她最后这一程；清真寺的阿訇、相熟的乡老，节日里也都在寺里，殡礼一叫就到。她这一辈子替千千万万母亲接过生，最后这一件“事”——她自己的离开——她也像安排一台最寻常的手术一样，把切口、把麻醉、把术后那几天，全替我们安排得妥妥帖帖。

2017年10月5日，秋风已经凉了。她在睡梦中走的，很安详。距她九十岁生日，整整五十天。

我们按她的嘱咐，用她那件大白布拜衣裹了她，请阿訇念了经，把她葬在了兰州的八公里回民公墓。那几天，长假还没结束，天朗气清，清真寺来送她的人排了很长的队。一切都像她生前安排的那样，不慌，不乱，不麻烦任何人。

十、九

中国人讲九。九是极数，是阳数之极，是“九九归一”。母亲活了八十九岁，差一点九十；她走在10月5日，距寒露还有三天——秋意正好，不冷不热；今年，2026年，是她的九周年。

九年前的那个10月5日，我五十四岁不到，抱着她渐渐冷下去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九年后的这个10月5日，我也是六十三岁的人了——我这一辈子，游过黄河漂流马拉松，漂过兰州到包头一千二百公里，自认为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可每到这个日子，我还是会一个人，在客厅那幅《八骏图》前面，坐很久。

九年前，我整理她遗物，打开那个绿色塑料皮小本子，才发现她连自己的“口唤”日期，都在心里默算过多少遍。她不是不怕死。她是怕麻烦我们。她当了一辈子大夫，最知道一个人走的时候，家人有多乱；所以她把自己活成了最后一台手术——主刀是她自己，麻醉是她自己，连术后那几年我们该怎么过，她都一针一线，缝进了那一件件毛衣、那一双双毛袜、那一朵朵绢花里。

母亲走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客厅，抬头看墙上那幅《八骏图》。八匹马奔腾向前，鬃毛飞扬。我就想，母亲这一辈子，不也像这八匹马一样吗？从牛街的青砖小院出发，一路向西，穿过饥荒、战乱、政治运动、生离死别，最后在黄河岸边，安安静静地停下了脚步。她没有跑赢九十岁那最后五十天，可她跑赢了这整整八十九年。

九周年了。我把她的照片重新摆好，把她织的毛袜又翻出来晒了晒，把那个写满亡人名字的笔记本，又翻到最新一页。我拿起笔，在她那一长串名字后面，轻轻添了一笔——她的名字。

回族人相信，杜瓦——祈祷——是一座桥。活着的人念一遍，走了的人，就听得到。

母亲，九周年了。

您算好了日子，算好了衣裳，算好了钱，唯独没算到——这九年来，我们有多想您。

愿您在天园里，再也不要挤脚。

上大学的苏云暑假放假和妈妈在一起，以及苏云给妈妈过最后一个生日

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儿子 苏云 写于母亲九周年祭日前夕，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