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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巩汉

编辑| 时光

初审| 方园

前言

一个播了二十年新闻的男人，最终站在了直播间里卖酒。

他的儿子，哥伦比亚大学双硕士，投了上百份简历，一份回音都没有。

这不是段子，这是郎永淳真实的2025年。

那个每晚七点准时出现在《新闻联播》里、字正腔圆、气场稳重的"国脸"，到底经历了什么？

针灸学生闯进央视：用二十年坐稳那把椅子

1989年，郎永淳考上了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

这在当时是件体面事。

家里人高兴，觉得孩子将来能当医生，铁饭碗稳稳的。

但郎永淳自己不这么想。

大学期间，他跑去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兼职做主持人，一边学针灸，一边对着麦克风练嗓子。

两件事加起来，他都干得挺认真。

但心里清楚，自己更喜欢哪个。

1994年，医学学士学位拿到手，他没去医院报到，转身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家里人炸了。

学了五年医，说不干就不干，换谁都受不了。

但郎永淳铁了心。

入学那年他已经23岁，比同届的播音系学生大了好几岁，起步晚，压力自然更大。

就这么憋着劲儿，1995年，他进了央视，参与创办并主持《新闻30分》。

这是他踏进央视核心新闻体系的第一步。

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开始和"严谨""稳重""零失误"绑在一起。

央视的主播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坐上去的。

每次直播前，他用红笔在稿件上标出停顿和重音，遇到生僻地名反复练到形成肌肉记忆。

有一次直播前稿件临时改动，他只用三分钟完成备稿，镜头前依然面不改色。

这种细节，日复一日，积累了整整十几年。

2011年9月，郎永淳通过竞聘，正式出任央视《新闻联播》主播。

这是国内新闻主播的最高席位，没有之一。

那把椅子，坐上去的人，背后得有过硬的东西撑着。

郎永淳用了十六年。

从地方台实习生，到《新闻30分》，到《朝闻天下》，再到《新闻联播》，这条路他一步一步走实了。

2013年，他被评为"最受大学生喜爱"电视新闻男主播。

荧幕上的他，永远是那副样子：西装笔挺，眼镜后面是一双冷静的眼睛，吐字清晰，没有废话。

观众觉得他可靠。

可靠到什么程度——很多人的习惯是，七点钟电视一开，郎永淳的声音从屏幕里出来，这一天才算收了尾。

但这种可靠，在2015年，突然断掉了。

妻子患癌、负债、离职：一个丈夫选择扛下来

让郎永淳离开央视的，不是野心，是一场病。

2010年，妻子吴萍确诊乳腺癌。

吴萍是郎永淳的大学同学，两人在北京广播学院念书时认识，都是班里的干部。

1997年结婚，同年儿子郎俣出生。

这个家，平静、踏实，是外人眼中教科书式的幸福。

确诊那天，郎永淳没敢立刻告诉妻子。

他自己查资料，查到"乳腺癌五年生存期"这几个字，算了一遍时间，心凉了半截。

手术做完，以为过关了。

但2012年，癌细胞肝转移的结果出来，一切又回到了最坏的位置。

医生建议赴美治疗。

郎永淳没有犹豫太久，安排妻子去了美国。

儿子郎俣那时刚考上北京知名中学，一个14岁的孩子，跟着妈妈飞去了大洋彼岸，开始在美国读书。

两边的开销叠在一起，是一个天文数字。

美国的医疗费用没有下限。

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一次胸腹CT要一万美元，一次头部核磁六千美元，骨扫描一万美元。

这还只是单次检查，治疗费用更不用说。

郎永淳一个人留在北京，继续在央视上班。

他飞来飞去，每次到美国只能待一两天，倒时差就要折腾好几天，整个人被掏空了。

央视主播的薪资不低，但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体制有规定，主播不能接广告不能参与商业活动。

固定工资撑不住这个家，债越欠越多。

2013年9月，郎永淳在微博上公开了妻子的病情，把三年来憋在心里的事，写出来让外界知道。

他不是要博同情，他只是撑得太久了。

2014年2月，夫妻俩合著了一本书，叫《爱，永纯》。

这本书是吴萍在美国疗养期间，两人约定各自写下的记录。

一个写病床边的感受，一个写北京深夜的等待。

这本书没有什么大道理，但字里行间是一个家被命运按在地上，还在拼命喘气的样子。

时间走到2015年。

郎永淳在央视已经干了整整二十年。

他做了决定：离职。

2015年9月2日，他播完了最后一期《新闻联播》。

同年12月31日，正式获批离职。

二十年，在最后一天，收尾得非常安静。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的好友透露，郎永淳的离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经济压力是一部分，家庭是一部分，他也考虑到自己已经44岁，主播岗位不是可以干到老的，早转型比晚转型强。

三件事凑在一起，他选择了走。

离职后，他第一站去了找钢网，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

一个新闻人，跑去做钢铁电商，跨度大得有些荒唐。

但他需要钱，他没有选择。

好消息在2016年到来。

吴萍在美国治疗满五年，复查结果出来，癌细胞已经完全检测不到。

医学上，这意味着痊愈。

郎永淳撑了这么多年，在这一刻，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

但命运没有给他太长的喘息时间。

醉驾、拘役、口碑崩塌：法律不认识"国脸"

2017年10月5日，夜里10点40分。

郎永淳参加了一场商务应酬，散场后叫了代驾。

车开到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附近，代驾中途离开了。

距离家只剩几百米的路。

他自己把车开了出去。

在西大望路与八王坟路交叉口，他的车和另一辆车发生了刮蹭。

警察来了，酒精测试做了。

血液酒精含量：207.9mg/100ml。

法定醉驾标准是80mg/100ml。

他超了将近两倍半。

10月6日，郎永淳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消息10月27日公开，舆论沸腾了。

那个天天在屏幕上播报"依法治国"的人，自己进了警察局。

这件事的讽刺性，不需要任何人来点明，大家都看见了。

批评的声音铺天盖地，昔日的赞美反过来成了对比的注脚。

郎永淳没有辩解，选择认罪认罚，配合调查。

法律认定的，是他当晚确实醉酒驾车，血液酒精含量严重超标，这一点无可争辩。

2017年11月3日，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郎永淳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罚金四千元。

他没有上诉。

判决生效当天，他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错误，态度诚恳。

没有推卸，没有找理由。

拘役三个月，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三个月，对郎永淳来说是他二十年积攒的全部口碑。

商业合作方纷纷解约，合作项目全部中止，行业人脉几乎断干净。

"国脸"两个字，一夜之间变成了另一种含义。

2018年1月初，他刑满释放。

出来那天，阳光很刺眼，妻子和儿子捧着向日葵等在外面。

向日葵是他最喜欢的花。

没有任何镜头记录那一刻，他也没有对外说什么。

低调到几乎隐形。

他需要想清楚，接下来怎么活。

讲台、直播间与"躺平"的儿子：五十岁的人还在折腾

出狱的人，第一步最难迈。

郎永淳没有躲，但他也没有急着出来。

他先选择蛰伏，陪妻子，整理自己，想清楚方向。

2018年8月，他被中广核聘为"核电科普大使"。

这是他出狱后第一个正式的公开身份，低调，没什么存在感，但他踏出来了。

2019年，河北传媒学院向他抛出橄榄枝，聘他为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

一个刚从拘役所出来的前央视主播，站上大学讲台，教学生怎么当一个好主持人。

这件事放在任何语境下都有些魔幻，但他就这么干了。

他把二十年在央视积累的东西掰开了揉碎了教——重音怎么落、直播突发情况怎么处理、提词器坏了怎么办、遇到生僻地名怎么备稿。

这些是他用二十年练出来的真本事，和有没有案底没关系。

2020年6月，他加入到家集团，担任首席公共事务官。

从学术界出来，又踏进商界，他切换角色的速度越来越快。

与此同时，他开通了抖音直播，开始做带货。

账号叫"郎哥小酒馆"，卖白酒、卖农产品。

他不喊麦，不炒作，对着镜头慢条斯理地讲白酒的香型、产地和酿造工艺，偶尔穿插点酒文化的历史。

这个风格放在直播行业里显得有些另类，但就是有人买单。

粉丝涨到500万以上，单月销售额稳定在750万到1000万之间。

2021年，他拿到了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联合博士学位。

做直播的人里，博士不多；博士里，做直播的也不多。

他两个都干了。

2023年3月，他注册成立重庆市天鹅优选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天眼查显示，他目前在37家公司有任职信息，担任28家公司股东。

从一个主播，变成了一个商人。

表面上看，这条路走得挺顺。

但他心里，有一件事始终放不下。

2024年，儿子郎俣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回国了。

郎俣的履历，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张让人侧目的简历。

本硕全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统计学和哲学双学位，身高180，精通数据分析，普通话标准。

14岁赴美，一个人在异国完成了整个成长阶段，妈妈在旁边对抗癌症，爸爸在北京扛着债务，他自己把自己撑过来了。

这样的孩子，按常理，回国找工作不该是难题。

但现实狠狠打了脸。

郎俣回国后，投出了上百份简历，长期处于待业状态。

不是没有去面试，是面试了很多场，结果几乎都是石沉大海。

他拒绝了父亲提供的企业高管人脉，认为那种路子"对话没有意义"，选择闭门研究自己的创业方向。

2025年5月13日，郎永淳公开发了一条视频。

他说儿子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已经一年多，还没找到工作。

他说自己有社会资源，但帮不了儿子，只能看着。

他问："这么高的学历，找工作怎么就这么难？"

这条视频在网上炸开了锅。

围观的人给出了各种解释。

有人说是专业选择出了问题——经济统计学和哲学放在一起，前者需要实践技能，后者偏理论，两个专业方向本身存在矛盾；哲学在国内就业市场认知度低，企业普遍认为"没用"。

有人说是心态问题，名校出来的孩子对岗位的预期太高，低了不肯去，高了够不着。

还有人更直接，问郎永淳当年的案底会不会影响儿子的政审，成为就业路上的隐性门槛。

这些说法都没有被郎永淳公开确认，只是公众的各种揣测。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郎俣确实在那段时间处于待业状态，郎永淳也确实在公开场合表达了担忧和无奈。

后来有报道透露，郎永淳催着儿子去了一支无薪创业团队做研发，没有工资，先积累经验。

儿子去了，没有太多抱怨，在闷头做事。

但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和谐。

有媒体援引报道称，郎俣曾长期拉黑父亲的联系方式，理由是"受不了父亲说教"。

这句话背后的代沟，比任何一篇分析文章都更真实。

郎永淳在直播里说过一句话："给予孩子的不该是获取，而是托举。"

这句话说得很好听，但一个父亲在直播间卖酒，一边说托举，一边看着儿子交不出一份满意的简历，心里是什么滋味，不用想象。

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222万人，创历史新高。

海归学历不再稀缺，名校文凭不再是敲门砖，这是摆在郎俣面前的现实，也是摆在几百万年轻人面前的现实。

郎俣的困境，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人的沉浮，几个时代的折射

把郎永淳这一生拉开来看，有几个节点是绕不过去的。

第一个节点，是他离开央视的那一刻。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走？那么好的平台，那么稳的位置，凭什么说放就放。

但他后来自己在直播里算过一笔账：离职后以企业职工身份缴纳社保，未来养老金计算系数只有0.3；留在央视的同事，退休系数普遍在1.0到1.6之间。

他自嘲这是"自讨苦吃"。

妻子吴萍因病提前退休，在北京每月到手的病退工资只有三千多块。

这组数字，放在一起看，就知道他当年的选择代价有多大。

他以为离开是为了挣更多钱，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距，在退休那一天才会彻底显现。

这是他为家庭付出的隐性成本，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提，他自己也没说。

第二个节点，是醉驾判决。

有人觉得他倒霉，有人觉得他活该。

但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法院没有因为他是"国脸"而手软，三个月拘役，四千元罚款，就这么执行了。

公众人物在法律面前和普通人站在同一条线上，这一点，郎永淳用自己的案例做了一次示范，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

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那次判决，让他彻底告别了央视主播这个身份，再也回不去了。

有时候，一个错误的代价，不是三个月，是之后的每一年。

第三个节点，是儿子的就业困境。

郎俣的案例刺痛了很多中国父母。

送孩子出去留学，花了巨额的钱，换来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双学位，结果发现敲不开任何一扇门。

这不是郎永淳一家的问题，是整个海归群体正在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学历通货膨胀、岗位供需失衡、专业与市场脱节，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把"名校文凭=好工作"这个等式彻底打碎了。

郎永淳感慨"年轻人要警惕过去的成就被替代"，这句话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说给每一个相信学历能改变命运的人听的。

到2026年，距离郎永淳刑满释放已经过去八年。

他还在直播间。

西装换成了棉质衬衫，没有滤镜，眼角有了皱纹，身材比主播台上圆了一圈。

但一开口，那股沉稳劲儿还在，没有散。

他没有彻底消失，也没有完全回来。

他在一个新的位置上，继续存在着。

儿子郎俣的事，还没有一个结局。

创业团队的事进展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但郎永淳在公开场合说过，不管怎样，他的东西将来都是儿子的，孩子有权利走自己的路。

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但一个五十多岁的父亲，在直播间里一场一场地吆喝，背后撑着的是什么，不难猜。

人到这个年纪，他的焦虑早就不是自己的事了。

曾经的"国脸"主播，用二十年坐上那把椅子，又用一个夜晚把它亲手推倒。

出来之后，从讲台到直播间，从高管到创业者，折腾了这些年，日子慢慢稳了下来。

但最让他睡不着觉的，是一个年轻人对着一摞被拒简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大概是每一代父母都逃不掉的事：自己的坎迈过去了，孩子的坎，还在那里。

郎永淳的故事还没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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