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中，自称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后来怎样了？

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历史的拐点，对近代中国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安事变”的爆发也是震惊中外。当时的斯诺人在北平，没有办法去西安，于是委托朋友贝特兰前往西安采访。

贝特兰把西安之行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写成《中国的危机》。在采访中，贝特兰把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称为东北军中“三剑客”。

而孙铭九当面向贝特兰口述“捉蒋经过”时，把自己说成“活捉蒋的第一人、背蒋下山的人”。

斯诺写《西行漫记》时，沿用了贝特兰转述的孙版说法。

斯诺、以及他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影响力有多大，众所周知。于是很长时间里，孙铭九就成为了“捉蒋第一人”。

那么事实当真如此吗？

毕竟，这也终归只是“孙铭九的单口供词”；且由于当时西安封闭，贝特兰没条件交叉验证；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真相与否确实并不重要，一切都以以政治的需要为服务。

此事也直到1979年10月，由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写信送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案头为楔子，引发调查。1981年，才算是真相大白。

孙铭九，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次年被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之后，在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二人也是同学）部担任教官。

1931年张学良从南京经天津赴北平，张学铭派他护送，他机警、嘴严、抗日态度硬，张当场看重，赠印自己头像的瑞士表。随后调张学良身边担任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长。就连后面张学良秘密见周恩来，他都跟着；叶剑英秘访西安，张更是安排叶剑英住孙铭九家。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丧，这也让东北军内部元老派话语权被严重削弱，少壮派迅速崛起。但两派矛盾尚未表面化，因为张学良在上面压着，谁也不敢撕破脸 ；且共同敌人是"剿共"和蒋介石的吞并。

1936年5月日本在察绥扶起伪蒙军政府，德王、王英在关东军顾问指挥下打绥远，傅作义百灵庙反击全国叫好。民族危亡之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主流呼声。

1936年7月，张学良秘密搞效忠张个人、联共抗日的少壮组织“抗日同志会”；孙铭九任行动部长——人事、调兵、动手任务全归他。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不断敦促东北军“剿共”。但1935年底的三仗（被红军消灭3个师，已然被打怕了），外加蒋介石的不补兵、不拨军饷、不恢复番号，分化收买，挖墙脚，让张认清现实，且10月份蒋到西安督战。

于是兵谏前置条件达成。

按照张、杨双方的规划，实力较强的东北军前往华清池扣押蒋介石，杨虎城的西北军则控制西安城内的一众国民党军政大员。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捉蒋”的是张学良的卫队一营、二营。因为出于保密考虑，行动谎称是“老蒋扣押了张学良，只有抓了老蒋才能把少帅救回”。12日凌晨，行动开始。孙铭九还得到了一定要保证蒋介石性命的命令。孙铭九的说法是，自己率部直捣五间厅、亲手扣蒋。可他说法的问题在于“他甚至于不知道五间厅具体方位”。

在得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后，张学良将他送回了南京，在南京张学良也随即被扣押。

没了张学良的压着，东北军两派矛盾瞬间激化。元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主张保全东北军建制为首要目标；少壮派则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首，主张武力救张。

1937年2月2日凌晨，元老派代表人物王以哲在居所内被杀，随后孙铭九他们命令部下在西安搜寻主和的元老派成员，徐方、蒋斌和宋学礼等人都被处决。

王以哲时任67军军长，在整个东北军中都很有威望。此举直接导致东北军信用崩盘；老派反噬，不少宣布效忠南京，少壮派被通缉；东北军整体被南京分化收编，再没成建制。张学良后来评这帮人：“应德田是驴，苗剑秋是疯子，孙铭九是孩子。”

此举对我党也极为不利，西安内甚至出现党支持才展开内讧行动的说法。

至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还是靠着周恩来出手，连夜送进红军地盘才苟全性命。

等到两党合作抗日，此时再收留孙铭九等人已不再合适；且再回东北军也不可能——回去必死。

孙铭九离开苏区之后先后在天津租界、上海租界靠隐姓埋名、熟人接济混日子苟活。

在1943年春，孙铭九投靠汪伪政府担任了参赞武官，此后历任伪政权的豫北抚安特派员、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等伪职。从力主抗日到投靠日本人当汉奸，颇为戏谑。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又转投了国民党，后来在哈尔滨被解放军俘虏。而对于孙铭九的投日行为我党囿于其在西安事变中的功劳以及身份网开一面，定性为，汪伪时期无直接屠杀血债、无实兵剿共记录（审查结论）；但“附逆”是硬污点，洗不掉。也是因为统战叙事需要，对台、对东北军旧部有信号价值，留着比杀掉划算。

建国后，孙铭九历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务，甚至于连10年期间 都没有他被“公审大会、跪砖头、游街”的硬记录。80年代他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

不过对于他自封且加上需要而宣传的“捉蒋第一人”身份，随着时代的结束，另一个事件亲历者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

王玉瓒在捉蒋卫队被遣散后先去贵州，后到昆明（云南荣誉军人教养院院长）； 1949年随卢汉云南起义，1950年回辽宁黑山原籍。

回村后低调隐居、不张扬身份，对外只当普通回乡老人，不主动提自己是“捉蒋第一人”。不过他很快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继而管制劳改十几年。

1979王玉瓒摘帽后，写信给叶剑英，叶帅收到信后对此高度重视，连忙命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对此展开调查。

1981年全国政协文史办辩论会，王玉瓒、郭维城、张学铭等当面核对，孙铭九承认：我因等候白凤翔，是后到的，没看见，是听王协一连长说的。”才把功劳还给王玉瓒。

1984年王玉瓒去世。

2000年，孙铭九去世，也不知道是愧疚还是啥原因，他表示丧事一切从简，不需要为他举办追悼会，他的遗体也捐献给医学事业。

历史不是“发生了什么”自动留下来，而是“谁被允许讲述、谁对当下有用”留下来。

王玉瓒是真相，孙铭九是符号；

前四十年符号压真相，后四十年真相被有限赎回——

但大众记忆里，符号永远比真相顽固。两人就是最直白的标本——功在战场上，不等于功在历史里；历史里的功，归叙事分配

参考资料：

1. 张魁堂《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文史通讯》1982年第6期（定调文）
2. 全国政协“华清池捉蒋及二二事件座谈会”记录，1981年12月（孙铭九当面认“后到”）
3. 王玉瓒《捉蒋回忆》《华清池捉蒋纪实》（1980年代亲撰）
4. 王玉瓒1979年致叶剑英长信（原件存辽宁政协）